两大之间难为小?──百年来的政治怪胎──第三势力!
最近维基解密 (WiKiLeaks) 把美国在台协会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AIT)与台湾高层政客之间的对话所转化的台湾政情报告,一一曝光──原来台湾这些道貌岸然、惺惺作态的政客,见洋人就矮三截,还成了「搬舌鬼」,不分蓝绿,一股脑地把他们之间的恩怨情仇尽向AIT官员「告解」…姑不论政客们的行径是否嗅得到民族主义、国家的尊严与体面等这些高层次的问题;维基解密的这些文件活生生地把政客们的「政治衣着」扒个精光,让我们硬生生看到政客们「政治隆乳」(无论是『统一』或『台独』) ──「拢系假欸!
」(台语,音译『都是假的!』);一切为了权与财才是真!
蓝绿如此,那些打着「台湾怎么办?」之类口号的「第三势力」,在「举重以明轻」下,自然也高明不到哪去──在我看,为公是假,为私是真,权财能看破者几稀?台语古谚:「作官冇吃钱,头戴纱帽是欲呢?」(意思是:当官不贪污,那当官干嘛?),真是一语写尽这些什么蓝绿、第三势力等等政客的嘴脸!
台湾每到选举季节,总会有标榜蓝绿以外的第三选择──第三势力!「第三势力」这股政治力量虽然也有一定的选票,但在蓝绿两大政党夹杀之下,始终难以成气候。也许在初期借着反对某位权势人物或抱持某种极端的政治见解,第三势力能在政坛上卷起千堆雪,貌似极为强大并拥有蓝绿之外的广阔空间;但这种靠「空气票」──群众一时焦虑的心理起家的政党、组织,毕竟欠缺坚实的基础,在「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的效应下,「第三势力」终究会在蓝绿两大政党的夹击下逐渐削弱,终致成为政坛上无足轻重的装饰品,甚至无疾而终。
台湾政坛上,这种现象屡见不鲜,例如新党、亲民党、台联,及其他名不见经传的各式各样团体、小党等等,不胜枚举。拜明年1月14日总统与立委合并选举之赐,「第三势力」死灰复燃,大肆活动,当中不乏有头有脸但却已是明日黄花的过气人物。
这次的「第三势力」能否在两党倾轧中杀出自己的一片天?抑或只能扮演被两大政治势力于竞逐权力之时,基于「统一战线」之需要沦为被利用之角色(即所谓『二个半』势力,如DPP或KMT的『尾巴党』之类)?或主事者个人「王八好当,鸟气难消」的泄忿工具?所谓「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不妨看看60年前的1950年代,也在香港风起云涌的第三势力运动兴亡史,即足以为当前台湾的「第三势力」之政治前途卜个吉凶卦,看看他们有无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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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50年代香港的第三势力兴亡史:
(一) 难道在国共之外,地大人多的中国没有「民主自由的中间份子」?
1947年1月7日,美国杜鲁门总统 (Harry S. Truman) 特使马歇尔 (George C. Marshall) 调处国共争端失败,离华前发表了一个在中国人看来甚「不切实际」的声明。他将调处国共斗争失败的责任归咎于「双方之极端份子」(显然是指蒋介石、***等一干人),并认为挽救陷入内战漩涡的中国,「唯有使政府中与小党派中之自由份子居于领导地位」,才有可能。
「老马」(Marshall) 这个一点也不中国的「美国见解」,为数甚多,例如还有在1946年12月12日称:「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把所有少数党结合成一个爱国、有组织的自由党,致力于和平,民主的政府与人民的权力」;他对「目前少数党派的自私的领导,造成组成一个真正自由党的障碍」感到遗憾;不久又说:「中国的希望在于需要组织前进份子为一爱国党,摧毁反动份子对政府的控制和政府中封建主义的心理」等等(王成勉编着,《马歇尔使华调处日志 (1945年11月 ~ 1947年1月)》第179至187页)… ──「老马」太不了解中国「枪杆子出政权」的政治更替本质了!
所以这一类的「美国见解」,看在老蒋与老毛的眼里,大概是可以「笑上1000年的政治笑话」──虽极具政治诙谐感,却欠缺对中国改朝换代历史及当时政治本质的了解──在我个人看,中共的「革命」,就如同中国历次的农民暴动及战争所引发的改朝换代般;只不过这次披上一件洋皮衣服叫「共产主义」!难怪最后老马会调处失败,只能灰溜溜地回美国。
之后***于1949年取得胜利之际,以一篇〈别了!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汉名司徒雷登,曾任『北平』燕京大学校长及美国驻华大使),回答老美对华政策的失败 (《***选辑第四卷》第1428至1435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5月版)。
他方老美却对老蒋「回敬」了著名的对华「白皮书」(The China White Paper,即《中美关系白皮书》。***称之为『破产纪录』),当中极尽数落老蒋及大陆时期***的不是,藉以解释何以老美近百年来在中国的政治投资是惨败而归!
看来1949这一局最输的还是老蒋,可谓一炮三响!毕竟「胜利者不可谴责」、「胜利者有100个父亲」──胜利者被人呵护备至,失败者注定要成为孤儿,这是历史的铁律!
(二) 1949年香港的第三势力,是如何「开张营业」的?
1949年是中国大陆惊天动地的一年,真是应了***所形容南京的那两句:「虎踞龙蟠今胜昔,翻天覆地慨而慷」!经辽渖、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后,***在大陆败局已定,老蒋仓皇辞庙──除了退而不休的名目上「引退」外,老蒋还以***「总裁」的身分指挥一切,浙江胜奉化县的溪口镇宛如是***的「陪都」;蒋介石最后将整个政府「播迁」台湾。
同一时期,一些既反蒋又反毛的***员及「社会贤达」、「民主党派」人物,在中共强大的军事攻势下,则纷纷逃亡并将香港视为「避秦的桃花源」。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大迁徙,一向与战争、政治大动乱有关;这次人口大规模向港、台移动,据估计,仅1949年即有数百万人涌入,当中台湾约120万,香港约180万。
随老蒋「转进」台湾的「避秦之士」,当然取得并垄断在台湾反共的「专卖权」。但香港那些反蒋反毛的「中原缙绅之士」,一想到你台湾有120万的「避秦忠贞之士」,我香港也有「义不事刘」的180万「田横之士」,职此之故,当然不认同老蒋的「反共专卖店」之权力,思有以争夺!
所以沦落香港的这些***员、民主党派、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乃凝聚成若干反共组织:左一个座谈会、右一个同盟、再来一个杂志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好不热闹!──据估计这样的组织不下百把个!他们称自己为「第三势力」(『第一势力』指***,『第二势力』是***)!
第三势力人物自诩绝不会像1917年列宁的产革命后的白俄,只是忙着在欧洲或中国东北、上海开饭馆或开舞厅讨生活;而是有组织、有使命、有目标──他们称:「第三势力的使命,就国内言:应该在国、共两党之外,以绝对超然的地位,别树一帜。
打破暴君统治的铁牢,开辟国家民族新生的大路。就国际言:应该在民主国家集团与极权国家集团的对立之下,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之中,另辟蹊径,寻求世界和平的坦途,导引人类历史趋于合理正常的发展,谋取人类生活的繁荣康乐,长治久安。这是人类历史的远景,中国第三势力者应当勇敢的负起加速此种远景实现的责任」(冷生,〈第三势力的几个基本问题〉,《自由阵线》第2卷第8期)。
──不可否认的是,第三势力中充满极会摇笔杆的人物,他们以华丽的词藻堆砌出来的第三势力之真相是否如此?历史的检证非常迅速而残酷,终究拆穿了这一切。
(三) 出来开第一枪,却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第三势力人物──李宗仁:
1949年夏,美国使馆驻广州代表鲁易士克拉克 (Lewis Clark) 由使馆顾问何义均陪同,在广州访问李宗仁。谈话间对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颇为悲观。克拉克喟然叹道:「中国只有***的势力和蒋介石的势力,却没有介乎两大势力之间的第三势力,难道地大人多的中国,没有主张民主自由的中间份子吗?」老美显然对老蒋死了心,但对老毛又搭不上线──老毛虽刚得志于中原,但实力还不够强大,对外只得仿效唐高祖李渊对突厥陪笑脸,而对苏联「一面倒」。
所以老美在中国思「换股操作」,不啻为理性的正常思维。克拉克的用意很明显,美国大有赞助「第三势力」的味道,弦外之音,聪明如李宗仁者,当然心神领会──正处于内外交困、老蒋架空政府,及老毛极大的军事压力下,听到此事,老李焉能不心动?于是跃跃欲试,准备大展身手了。
1949年8月15日,李宗仁与美使馆顾问何义均、立法院长童冠贤、总统府秘书长丘昌渭等反复研究,最后决定在香港组织「第三势力」,并成立「自由民主大同盟」,当中推顾孟余出面领导,由他从旁支持,程思远(这位老兄有位在50、60年代风靡港台的大明星女儿──林黛) 负责居中联系。
9月初,「自由民主大同盟」在广州秘密举行第一次会议,推举顾孟余为***,童冠贤、程思远、丘昌渭、黄宇人、甘家馨、李永懋、尹述贤为干事。
会议并推举童冠贤为***,程思远为副***,周天贤为组织组长,涂公遂为宣传组长,何义均为政治组长,陈克文为财务组长。李宗仁援助港币20万元为开办费。
这样,顾孟余拿着李宗仁的「鸡毛当令箭」,与童冠贤、何义均等一起为推动「第三势力」而奔波。程思远则频繁往返于港澳、广州之间,为「第三势力」筹措经费,布置人事。
「第三势力」以香港为依托,以海外军政人员、知识份子为主体。当顾孟余返回香港后,一时间,在香港的热心份子纷纷举行座谈,酝酿成立组织。
1949年初,打完三大战役的中共,正准备「百万雄师过大江」;但这一切需准备一段时间,因此国共和谈一时盛嚣尘上,老李的确也派了两批代表到北方石家庄与老共谈判,老李的「划江而治」的如意算盘似有转机。讵料这一切都是缓兵之计,老毛心里的盘算是:「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
这不是拿空话吓你们,无论你们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议也好,不签这个协议也好,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前进的。」(《***选集》第四卷第1384页,〈南京政府向何处去〉) 。
待老共收买了江阴要塞守将戴戎光后,1949年4月21日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长达五百多公里,***、***的二野,及***、粟裕、谭震林的三野等大军开始渡江,当初的「和谈」此时全成了「狗放屁」!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倒是真的──老毛毫不客气地将李宗仁列入应追捕的「战犯」行列!毕竟老毛是要「一统江山」,不是划江而治搞「南北朝」;老李的「金陵春梦」于焉幻灭!
这时的李宗仁在国内度日如年,处境尴尬。眼见***政权气数将尽,蒋介石再也耐不得下野后的幕后生活,决心复职(官方称法叫『复行视事』),自然有一批人为其摇旗吶喊,大造舆论,就连桂系的第二号人物白崇禧(这位老兄外号叫『小诸葛』,一辈子反蒋;但在1950年却自海南岛撤到台湾,投入『蒋介石的怀抱』。
尔后过着形同张学良的『半软禁』生活,因之被人讥笑为『糊涂诸葛亮』) 也主张对蒋妥协。这自然是李宗仁不愿接受的事实。李宗仁以西南残局决无任何希望为由,决计赴美就医──实际上是政治亡命。
李宗仁派程思远先行赴港为他出国部署一切。次日,李宗仁由南宁飞抵香港。在九龙塘张岳灵(李宗仁的金主) 寓所稍事休息和午餐后,即入太和医院养病。住香港坚尼地道的顾孟余闻知后,即抵太和医院,与李宗仁就出国和「第三势力」的进展等情况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当时好多「第三势力」的热心者都反对李宗仁出国,以为此举等于轻易放弃总统权力。唯有顾孟余不附和众人之说,他不仅不反对李宗仁出国,而且主张他以代总统名义去美。他对病榻上的李宗仁说:「美国一贯重视法统观念,如果德公(李宗仁字德邻) 不是元首的话,则将丧失对外接触的有利条件。惟德公此次去美,最好对记者谈话时不必提美元问题。因为蒋介石是靠美元生存的,这已引起国内外强烈的反感,人们一听到美元就头痛。」
顾孟余的话向来受到李宗仁的重视。以后李宗仁一直坚持以「法统」观点来抵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但「法统」真那么重要吗?老顾玩政治一辈子,还有这么幼稚的看法,着实滑稽。没有地盘、没有人、没有枪的「法统」,根本不值一顾;老美会例外吗?
当时,蒋介石闻李宗仁赴美,曾两度派居正、朱家骅、洪兰友到香港挽留李宗仁,均被李宗仁拒绝。李宗仁去意已定,终于12月5日由香港启德机场乘机赴美,入纽约长老会医院治疗他的政治心病──胃溃疡。而老蒋那个「挽留」把戏,不过做做样子而已,老李当然是「愈挽留,去意愈坚」啰!
(四)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老将张发奎的黄昏余晖:
老骥伏枥,当代「黄忠」再度下山:
1949年老美发表白皮书后,等于弃老蒋于不顾并且见死不救!老美当然不会甘于在中国投资那么久、那么多的政治和经济成本全数毁在老蒋这支即将下市的「地雷股」,而思换股操作──除了前述李宗仁那支「概念股」外,老美另一个重要的投资对象就是老将张发奎。
张氏曾是孙中山护队营营长,也是北伐名将──当时北伐军第四军号称「铁军」,即能战能打的威猛之师,张发奎的第四师尤为个中翘楚。张发奎的属下,出了一个中共名将──叶挺,北伐时为第四师独立第四团的团长。
这支部对最著名的战功,是与吴大帅(吴佩孚) 大战于汀四桥、贺胜桥而胜利;若非这个大胜利,北伐军无法从广东进入湖南。尔后朱毛在八一南昌暴动后上井冈山,红军初期也称为「工农红军第四军」,不无借用并「侵害」北伐军第四军「商标」之嫌!
张发奎在***内亦属名声显赫;但因他属汪精卫的「老广派」,故与蒋介石有诸多不和,因此常受蒋掣肘,与蒋嫌隙颇深。退居香港后,在其蓝塘道寓所当寓公,但仍不甘寂寞地常与原桂系的黄旭初、程思远等人会晤,以后青年党的李璜也应邀经常前来参加聚会。
当张发奎听到程思远介绍李宗仁在香港发展「第三势力」的思路后,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
其实,对「第三势力」问题,张发奎早有所思;当时还在广州岭南大学美籍校长香雅阁(James M.Henry,广州岭南大学最后一任外籍校长) 辞职过港返美时,他就曾对张发奎游说,蒋介石已不中用,要张出面组织「第三势力」,张当时即跃跃欲试。然而,由于人、枪、地盘俱无,故孤掌难鸣,一时未成气候。这次,闻李宗仁如此钟情于「第三势力」,张发奎不免心动,又准备重温「晚年新梦」。
张发奎以为,李宗仁在美长期住下去并非良策,一个徒有虚名的「代总统」反而束缚住了他。为此,张发奎主张李宗仁自动辞去「代总统」,以在野身份全力推动「第三势力」运动;这样公开与蒋介石分道扬镳,不至于始终处于被动地位。
时在香港的黄旭初对张发奎的主张颇有共鸣,他在香港致电李宗仁说:「此间同志以桂军及广西丧失后,纵有美援,倘蒋不出国,公回台湾,仍难展布。新政治号召重于残余武力。公辞职组党,方为远图。乞详审裁之」。
也幸好老李没有到台湾继续做他的「代总统」,否则下场不容乐观──当初在大陆「称孤道寡」的军阀、军头们,在***的清扫下,个个都成了「光杆司令」;老李若效法「糊涂诸葛」白崇禧,也挤到台湾这个「海外丸泥」的小岛,恐怕不到1969年,就会落得像白崇禧一样下场 (1965年,李宗仁一回大陆,白崇禧随即『病死』)!
闲话休絮。李宗仁此时对重新组党毫无兴趣,他在复黄旭初的电文中说:「组党尚非其时」。
李宗仁消极的态度不免令张发奎失望。不过这也不能怪老李,审时度势,此刻的老李已是光杆司令,不再是国民政府在大陆时代的桂系李宗仁。在中国,没有军事武力,就没有发言权;凭香港这块英国殖民地,能搞出什么名堂?
从「自由民主大同盟」到「张、顾联盟」:
由于李宗仁不愿直接走入前台领导「第三势力」,所以香港的「第三势力」仍然以顾孟余为中心。但自从张发奎也倾心于「第三势力」后,即形成了张、顾两股力量。
「聚义」经过是这样的:顾孟余的「第三势力」,主要依靠「自由民主大同盟」这样一个原从***政府立法院内的民主自由社脱胎变形而成的组织。张发奎则有意向外发展,寻求外援。后来,在美国的香雅阁介绍了一个名叫哈德曼的美国人到香港与张发奎见面。哈德曼直截了当地对张发奎说,美国准备在菲律宾的海军基地中拨出一个小岛给「第三势力」作基地。张发奎认为此事事关重大,遂通过程思远约顾孟余一晤。
1951年初的一天,顾孟余在程思远的陪同下,来到张发奎的寓所。这是「第三势力」运动的两位要人在香港的首次会晤。张发奎将香雅阁过港时的谈话和哈德曼此行的任务向顾孟余作了介绍。顾孟余听完极感兴奋,他知道,没有美国人的支持,「第三势力」是难以维持和有所作为的。
为此,顾孟余遂与张发奎合作,联手共同领导「第三势力」运动,并组织一个叫「自由民主战斗大同盟」,故也被称之为「张、顾联盟」。当然这个组织也不脱中国人「二人三党」的一盘散沙性格,同盟内的战斗不亚于对中共战斗之兴趣,这是后话。
「张、顾联盟」形成后,顾孟余即与原「自由民主大同盟」的同仁若即若离,以后竟避而不见。这样,群龙无首,「自由民主大同盟」名存实亡。
哈德曼到港后不久,即建立了张发奎、顾孟余、伍宪子3人为最高领导的「第三势力」。此前,伍宪子是美国西部华侨组织的领袖,他是由李微尘推荐而投身于「第三势力」运动的,实际上他只是敬陪末座的配角,仿佛政治舞台上那些政治大明星不可或缺的绿叶,以衬托大明星的气势。故真正决策的只有张发奎与顾孟余。
另逃到台湾的蒋介石***当局,知道香港张、顾联盟而形成的「第三势力」有美国人作后盾,不好公开出面破坏;但长此以往,对老蒋的「反共专卖权」肯定有害!于是老蒋决定收买伍宪子。在重金利诱下,伍宪子秘密去了台湾,台湾当局有意将他介绍给驻台湾的美国使馆官员,以拆老美及第三势力的台。
这样就公开了伍宪子受美国支持而至香港从事「第三势力」活动的情况;台湾当局即以此为借口,向美方提出抗议,指责美国政府一面支持台湾,一面又支持张发奎、顾孟余在香港搞「第三势力」,与台湾为敌。在台湾当局的抗议下,美国政府不得已将哈德曼从香港调回──金主抽腿,「第三势力」气数将尽,开始毁灭倒数…。
港英政府对「第三势力」的最后一击:
「第三势力」在香港的活动,已引起了港英当局的注意。虽然张发奎向顾孟余声称,港英政府会给他面子,不会有麻烦。但终于有一天,港英政府政治部官员还是将顾孟余找去询问,并且严厉地对他说:「倘若再在香港搞政治活动,我们就将你驱逐出境!
」。顾孟余知道在香港已难以立足,他不得不离开香港而赴日本东京;不久,他从东京写信给张发奎,声明退出「第三势力」运动。未几,张君劢亦在美国宣布退出,并去美国司法部撤销登记。顾、张相继退出「战盟」后,张发奎的态度亦转趋消极。1955年,分崩离析的「战盟」终告结束,存在时间仅3年余。(万丽鹃,《一九五年代的中国第三势力运动》第50页)
(五) 另一股美国人所投资的「第三势力」──蔡文治:
政治投资就像买股票,必须分散投资,避免押单股,以免风险高度集中。美国人另一股第三势力的投资,即1950年代初期设在日本和太平洋岛屿的反共训练营,与蒋介石***可以说毫无瓜葛。
──***一直把另立机构、领取美元、从事反共活动的中国人视为「第三势力」,认为此辈在港澳及海外与***的「敌后工作」争夺资源、争夺人才,故对他们毫无好感。而***对香港的第三势力玩「打进拉出」的斗争兴趣,犹胜对中共的斗争!
1953年,韩战签署停战协议,「第三势力」对美国的利用价值顿失!一支在赛班岛(Saipan) 及冲縄岛,由美国人训练、提供装备的第三势力军队,面临「结束营业」的命运。
塞班岛训练营结束时,美方官员带领华籍「佣兵」赴台谈判人事归向时,台湾国防部大陆工作处处长兼***中央党部第二组组长郑介民上将方才知晓:原来这个设在塞班岛上的「自由中国运动陆海空军总部总司令兼参谋长」的神秘人物,竟是4年前共军渡江时,国防部第三厅厅长蔡文治中将。
会后郑介民向蒋介石报告时,蒋很惊奇地说:「原来是他,要他回来吧!」──处于用人之际的老蒋,从其宽容的口吻中,足证***对香港的第三势力活动虽了解得非常透彻,但对其军事部署一无所知;同时这也流露出老蒋对蔡文治印象还不坏──10年前蔡以随员身分跟他出席过开罗会议;7年前出任军调部参谋长;均不乏聪明伶俐的表现。
可是蔡文治没有归队,因为早在1947年他就和洋人搭上了线──魏德迈 (Albert Coady Wedemeyer) 来华考察时对国府无官不贪、无吏不污的指责,以及杜鲁门政府发表的对华白皮书等等,其原始资料都是蔡文治献给洋人的。
国府中这类兼差为美国工作的人物着实不少!看样子这次维基解密所泄漏台湾的那些高层政客,竞相向他们的美国主子毫无保留地发牢骚、告密、告解,还真是具有源远流长的「政治血统」…可笑乎?悲矣!
司徒雷登下旗回国后,名为参赞的中央情报局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以下简称为中情局) 远东情报负责人萧泰移驻香港。1950年6月,韩战爆发,美国陆军战略情报部拟设立一个临时性质的「敌后工作委员会」,配合中情局组建中国大陆情报网,急需物色一名既反共又反蒋的中国军人,协助训练一支部队渗入大陆,展开反共游击战争与搜集军事情报。
流亡香港的蔡文治对萧泰说,他在大陆有100多万游击战士,要求美方提供海外基地俾便从事训练补给等项工作──老蔡说当时中国大陆还残留百把万的***散兵游勇是事实;但说这百把万人是「他在大陆的游击战士」,实在「膨风」(台语,意思是夸大不实) 过头。
但老美在韩战中吃鳖,病急乱投医,径相信其言。不久老美及「第三势力」所招募的一些「死士」,即会为此付出代价──这些人几乎是甫到大陆就被歼灭;不然就是被活捉,然后以「美蒋特务」的罪名公审后枪毙!至于那些***遗留在大陆的百把万散兵游勇,被老毛当成了「开国大镇反」的祭旗「牲礼」,至1954年时消灭殆尽!
──当时大陆为了「伺候」这些人,颁布了著名的〈惩治反革命条例〉(1951年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第11次会议批准;老毛随即在隔天21日公布实施) …当然这是后话啰!
老蔡与萧泰一拍即合,萧泰的呈文由新任国务卿艾奇逊 (Dean Gooderham Acheson) 批准,由卸任国务卿马歇尔推荐起用其西点门生蔡文治;所需经费在陆军战略情报部临时费用项目下支给,用「敌后工作委员会」名义签署。
这一临时性秘密机构,被美国***与国防部称作「亚洲抵抗运动」,以免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因「中国」字眼而引起纷争。然而蔡文治膺承其事后,则将「亚洲抵抗运动」改名为「自由中国运动」,以东方「戴高乐」自居(按戴高乐在二战时期领导地下组织「自由法国」对抗德国;战后成为法国第五共和的总统)。
虽然实质上蔡文治不过是美军华籍顾问性质;但在形态上,蔡文治俨然成为美援下反共反蒋的第三势力领袖人物,而且还有人有枪──光这点就远远赢过香港那群摇笔杆并在酒楼「反共」的文人、过气政客们!。
1951年,萧泰代表美方同蔡文治签订了纯军事情报目的的抵抗运动合约,内容概括如下:
「一、本人代表美国最高国防委员会、中央情报局、东京盟军总部第二处,与中华民国国防部前第三厅厅长蔡文治阁下签订以下合约:
(一) 美国愿意支持蔡文治阁下所领导的自由中国运动在华南所有正与***作战之游击部队。该等部队一经训练与检点后,完全由美国予以空投或海运补给装备。各该地区指挥权属于中美双方。
(二) 蔡文治阁下愿意代表东京盟军总部吸收籍隶东北九省的青年军人,一经训练完竣即划归东京盟军总部直接使用,所有指挥权即属盟总。
(三) 美方之亚洲抵抗学校设立中国部份,代训中国游击干部,中方可选派副校长以下中国职员,负中方人员行政管理之责。
(四) 准许中方在东京设立指挥机构,由中、美双方混合组成之。
(五) 冲绳应设通讯补给站,其组成与东京指挥机构同。
(六) 香港设联络站,由中方选派人员主持,负责对大陆部署情报、交通、补给网,并代表美方搜集中共军事、政治、社会、文化情报,美方得指派代表监督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