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孚与王匡 罗孚与徐复观的隐秘交往

另一位当事人,就是著名学者徐复观。1971年,经居港的老报人曹聚仁介绍,罗孚得以结识徐复观。对担负着文化界统战重任的罗孚来说,能与这样的人物相识,内心有一种意外之喜,而他的上级更是如获至宝,因北京方面对徐复观并不陌生,知晓他有着颇不寻常的经历和较为特殊的背景。

历史上,徐复观在国民党内曾担负重要的情报和机要工作。他原名秉常,字佛观,曾在日本明治大学和陆军士官学校留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从事抗日集会活动被捕并遣送回国,于是投笔从戎,先加入属于桂系的国民党第七军,后出任湖北省政府的科长。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上抗日前线参与湖北阳新半壁山、山西娘子关等战役,历任上校参谋、团长、师管区司令等职。管区撤销后,调至陪都重庆出任兵役班教官。1942年,徐佛观经人介绍认识特务头目唐纵,并被推荐给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组织处长、复兴社总书记康泽。

正值国共两党合作抗战时期,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简称八路军),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自1938年10月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派遣军事联络参谋到延安,职责是加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与十八集团军的联系,报告八路军抗击日军的实际作战情况,如实汇报战斗消耗和困难以及时给予补充。

1943年,徐佛观经由康泽推荐,获任少将级联络官。这一年,他和副联络官郭仲容同赴延安,以公开身份直接观察“红色圣地”的政情、军情及社会状况。

作为国民党方面派遣的常驻军事联络官,徐复观在共产党看来有可能“来者不善”,自然成为监控对象。长年研究中共情报保卫战线历史的作家郝在今对此有描述:“1943年,又有两个国民党军官骑着毛驴来到延安,这是军令部新任命的驻第十八集团军联络参谋徐佛观、驻一二О师联络参谋郭仲容。

级别最高的少将徐佛观是陈诚的密友,不时痛骂孔祥熙贪污,摆出进步分子的架势……两个联络参谋在延安得到很高的礼遇,毛泽东、朱德、叶剑英时常接见宴请,他们也认真研读中共整风文件,时常向重庆报告延安动态。

出入延安,就是国民党特务最值得炫耀的经历。徐佛观回重庆述职时,总是被戴笠请到军统上课。”该书又记:“驻扎在生活俭朴的延安,对于国民党的联络参谋实在是苦差事。1943年7月,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边区战事一触即发。徐佛观、郭仲荣害怕成为人质,坚决要求调回,而叶剑英参谋长却极力挽留。”(《中国秘密战》,作家出版社2005年1月版)

尽管住在延安前后不足一年,当时名叫徐佛观的这位国军联络参谋却给中共方面留下了较深的印象。据他自己在《末光碎影》一文中回忆,1943年8月1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去世,延安召开追悼大会,由中共元老吴玉章主持。

徐到场听到吴不报告林森的生平,而是对蒋介石加以诋毁,一时气起要求登台发言,结果被“今天没有安排徐参谋发言的节目”为由拒绝。他要退场,门卫不予放行。他说﹕“要便是扣留,要便是让我离开。”后来,又以绝食抗议。

第二天,周恩来专门写来长信道歉,叶剑英亲至招待所慰问。驻延安期间,徐佛观与毛泽东长谈至少五次,曾深入讨论有关抗日战争的战略等重要问题。有一次,因为他提到《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毛还特地介绍他与该书作者刘少奇交谈。

1943年秋回到重庆后,徐依例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写成书面报告,由时为军统特务头目的同乡、学长涂寿眉转侍从室呈交蒋介石。这篇报告中,攻击共产党的内容不多,反而从“己不如人”的角度总结了不少共产党的长处,如“万万不可轻视政治、军事及民众工作”。

其中“如何对付中共”一节,主张国民党应该学习延安的一些做法,如整风运动,特别强调整顿组织、与农民运动结合的重要性,甚至赞扬延安“仿佛是大革命时代的黄埔”,“令人敬佩”。

这份有关延安的报告很受蒋介石赏识,当作机密文件下发,成为各级党政人员必读的教材,而徐也被誉为“中共问题专家”“延安通”。为此,蒋介石亲自召见了他,不久便将他调到侍从室第六组任机要秘书,1946年起又委任他为党政军联席会议秘书处副秘书长。

这个联席会议的成员,均为中央组织和宣传部门主管,包括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行政院新闻局长董显光、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邓文仪、中央宣传部长李唯果、继任中央宣传部长黄少谷、文化委员会主任委员张道藩、中宣部副部长陶希圣等,都是蒋介石的亲信。这个联席会议制度维持一年多,徐得以与闻不少重大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