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璐娜的小孩 与射击运动员陶璐娜的婚恋情伤

( 转 帖 ) 与射击运动员陶璐娜的婚恋情伤 2000年9月16日,悉尼奥运会我国第一块金牌得主陶璐娜一夜走红,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2000年10月6日,上海某报《生活周刊》发表题为《奥运明星婚恋观——陶璐娜:老实正派》的文章写道:陶璐娜作为“尚未有心上人的奥运明星之一,由于平时一直在运动队里训练,也没有什么时间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

岂料,这篇报道很快酝酿出一场轩然“暗波”! 2001年3月,与陶璐娜结婚已经4年的朱晓峰,一纸诉状告到法院,将上海某报社推上了被告席,而朱晓峰与陶璐娜的婚姻开始触礁了……在法院“悄悄”对这起诉讼判决的2001年5月24日晚上,记者专程到上海独家采访了朱晓峰先生。

他伤情地首次披露他与陶璐娜刻骨铭心的婚恋…… 相恋时爱意缱绻 我与陶璐娜的相识十分偶然。

1994年4月的一天,我与几个好友相约去上海体育馆溜冰场,正巧遇到了陶璐娜和其他几个女孩。我的一个好友与她们相识,就介绍大家互相认识了,陶璐娜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老实本分,天生一张娃娃脸,笑起来特别生动。

我当时在上海五星级的华亭宾馆洗衣部工作,陶璐娜在上海射击队是个替补队员。那天分手时,我与她互相留下了联系电话,后来又见了几次面,彼此感到很投缘。

当时她刚二十出头,我年长她8岁,一点儿也没有往恋爱方面想。 不久,她因赛事去了外地。回来时她约我见面,主动提出与我建立恋爱关系。我又惊又喜,但又担心年龄的差异会影响我们今后的相处。

我把这个想法直截了当地告诉她,她反而十分坚决地说:“我就是喜欢‘大龄青年’,谁让我遇到你呢?你个性沉稳,人品也好,又有男人味,我看中的就是你这些。” 很快,我们建立了恋爱关系。 她将我请到她家让父母过目。

虽说她父母不希望她过早恋爱,但见她特别喜欢我,也就认同了。当时她家住在上海复兴东路,父母开了一个小饭店经营盒饭、炒菜等。每逢休息,我就到小饭店给他们帮忙,盛饭、端汤,样样都干。他们认为我老实,为人不错,我们相处得挺好。

陶璐娜在射击队每周只能回家休息一天,为了能在星期天与她一起休息,我主动向宾馆领导要求调班。每周六下午四五点钟,我准时等候在广中路的上海射击场门口接她,然后一起回家。星期天,我们几乎形影不离,直到傍晚我才把她送回射击场;分别时,两人难分难舍,我说下星期我还来接她,她才放了我。

没想到,这样的接送一直延续了整整3年。 1995年底,她被许海峰选进国家队。两人要分别了,心里有说不出的味道,为方便异地倾诉真情,我花了七八千元给她买了一部“掌中宝”手机,她高兴得跳了起来。

到了北京后,她每天用这手机与我通话。可是1996年初亚特兰大奥运会选拔赛前,她因拉肚子影响了成绩,被退回了上海队。

她情绪简直低落到了极点,我心里也很难过,只有用深深的爱情来化解她内心的痛苦,让她渡过难关。 1997年,我们的爱情进入“牛市”。我托妹夫到厂家订做了一枚“皇冠式”的钻戒,作为求婚礼物。10月的一天,我手捧一大束鲜艳的红玫瑰,将象征爱情的钻戒一起献给她,向她正式求婚。

11月10日,我们在上海市静安区民政局领回了红灿灿的结婚证书。我把“新房”安排在我家朝北的一间小屋里,尽管是临时的。她善解人意地提出,等她比赛拿了奖牌有了丰厚的奖金以后再补办仪式。

1997年底,在上海等待了两年后的陶够娜又重回国家队。分居的日子,我俩一天不通电话就会坐立不安,可每天通电话,每月的电话费账单又总让我心跳,一千多元呀!

1998年1月,我又调到上海新亚广场大酒店,虽然从洗衣房领班升到主管,收入也增加到二千余元,但经济上仍感到没有很大的改观。老打长途电话太花钱,而我又不能去看她,这两地相思之苦是那么折磨着我们。

好在1998年5月,经陶璐娜申请,国家体委政治部发函至我单位,批准我去北京探亲一个月。 陶璐娜特地安排我住在北京射击宾馆,和我住在一起。每天早上,她总是早起到训练基地给我打饭,亲自端到房间;中午又趁休息时间,悄悄地把饭菜送到我嘴边:晚饭又常常拉我到外面的饭店里去吃,在同事面前“老公,老公”地叫个不停。

“蜜月”中享受到妻子的盈盈关爱,我也想让她得到我更多更多的体贴……睡前,我给她酸痛的双肩按摩;她睡着了,我就轻轻地为她掖好被角,好让她舒舒服服地睡个好觉,能够精力充沛地迎接第二天的训练和比赛。

1998年9月,教练许海峰因赛事带领6名队员途经上海。我尽地主之谊,主动宴请了许教练一行。当许教练举杯祝贺我们婚姻美满幸福时,我眼里噙满了泪花,陶璐娜也泪光盈盈。

两地书深情款款 在异地相思的日子里,我家的信箱“繁忙”起来,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出国比赛,她每到一地,不仅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还不断给我写信,在进国家队四年里,共给我写了三四十封信,经常是密密麻麻6页信笺。

她的信字里行间溢满了对我的深情和厚爱,每封都让我读得柔情缠绵,感动万分。 她不仅在信中对我如此情深,还特别关心我。她出国在外,总不忘将节省下来的外汇给我买东西。

“Nike”、“bossin”服装,阿迪达斯运动鞋、都彭眼镜、鳄鱼T恤,是她分别在西班牙、意大利、韩国等国买回来的;甚至发给运动员的亚运会服装,她都按我的尺寸领送给我。她在信中把我比做“我家的小猪”,她最喜爱的宠物也是“小猪”(我姓朱);每次出国比赛,她总是满街找“小猪”玩具,在她的寝室里挂满了大大小小几十件!

她还经常体贴地给我写信说:“你每天晚上别忘了在眼睛周围抹凡士林,我发现你已经有些细纹了,等我回来每天晚上我来给你抹……”她的挚爱,使我感到是那么甜蜜和幸福。

夫妻磕碰原本难免 然而,不知为什么,1999年4月她提出要我去做生意,并劝我到北京去做,但又不希望我辞职。

从恋爱到结婚,我的钱都用在平时两人的开销上,也没有什么积蓄。手中缺资金,又没经验,要经商谈何容易?我不想扫她的兴,决定辞职开美容厅。我在上海十六铺租了个店面,还向她父母借了2万元,用于装修。她的父母也热心参与。

刚开始,生意真还不错,不久我就将借来的2万元还给她父母了。她知道了很高兴,不断写信叮嘱:“注意休息,身体是最主要的,如果身体不好,你有再多的钱我也不会开心的。一定要把‘小姆妈’的话放在心上,不要让我担心,不要让我睡不着觉。

”她还把与我照的一次成像不干胶的小照片贴在每封信的开头,甚至贴在她的枪柄上,找到“爱情的力量”。 有天晚上,她突然从北京回来,给了我一个大惊喜。我不愿让她受委屈,说:“我们今晚就奢侈一点,住宾馆吧。

你好不容易回上海一次,总要享受一下特殊待遇。”我带她来到附近的几家宾馆,一听房价都至少要三四百元,她劝我:“我们今天就到发廊凑合一晚吧,花这么多钱,也只睡一觉,太亏了。

你赚的是辛苦钱,可不能乱花呀1 那晚,我们手拉着手,默默走回小店,铺开旧沙发睡下。半夜里睡不着,她拥着我说:“我希望能拿到奥运冠军,一切都为了我的老公和父母能过上好日子1有这样的好妻子,我还能说什么呢!

世事难料,2000年4月,我所经营的美发厅生意难以维持了。由于与她的父母共同经营,我们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开始,陶璐娜还站在我一边为我说话,可没过多久,与她父母的这种矛盾还是影响了她对我的感情。

她突然对我说:“我们离婚算了。”我觉得这仅仅是夫妻间的气话,并没有当真。后来,我妹夫又专门去找她“调解”,她的态度缓和了,说:“好吧,那就给他一次机会。” 5月份,她要回北京参加奥运前的封闭训练。我送她一部三千元的迷你VCD,让她消除寂寞;还给她买她爱吃的鱼干片、鱿鱼丝等零食,足足装了两大袋。

我们相视着,都欲言又止。看得出,她已在为要与我“分手”的冲动而后悔;我呢,则希望她再多给我一些理解。从她在北京参加集训到去悉尼,我们没有见过面,因为全封闭式的训练不允许与外界有多的接触。

我们只通过两次电话,我热切盼望她在奥运会赛出好成绩,同时也希望我们之间的不快在她奥运凯旋之际能彻底消除。我们彼此的语言都很平缓,大家互道珍重。

成名后突生惊变 2000年9月16日,陶璐娜在悉尼奥运会上夺得了我国女子10米气手枪第一枚金牌。作为她的丈夫,我是多么自豪和骄傲啊! 陶璐娜的名字一夜之间家喻户晓,她的父母也一时成为各大媒体炙手可热的人物。

亲朋好友拿着报纸纷纷向我表示祝贺,我也欣喜地等候她载誉归来。 然而,她奥运结束回到北京,就打来电话,冷冰冰地说:“朱晓峰,我决定与你离婚1我无话可答,泪水像决堤似地奔涌而出。

我简直被她的话击 我马上去了北京,准备推心置腹地与她长谈一次。可一见面,她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我们不可能生活在一起了,你没有大学文凭,所以我要与你离婚1我劝她:“你的离婚理由一点也不成立,我还是原来的我呀1她打断了我的话,坚决地说:“反正我再也不会与你好了1谈话只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就不欢而散。

第二天我就回上海了,带着一颗破碎的心。 陶璐娜回上海后,始终以一个未婚女子的面目出现在媒体。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00直播采访她时,主持人说,陶璐娜为了不影响比赛,至今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婚姻大事…… 没想到,2000年10月6日,上海某报又发表了一篇记者采访的综合报道,标题是《奥运明星婚恋观》,小标题是《陶璐娜:老实正派》,文章失实地写道;陶璐娜作为“尚未有心上人的‘奥运明星’之一,由于一直在运动队里训练,平时没有时间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

”一时间,上海的大街小巷,议论最多的就是陶璐娜的个人问题:“她还没有男朋友 在陶璐娜最风光的这段时间里,我却真正穷困潦倒。

自从2000年4月美容厅关闭以后,我一直没找到工作。如今,报纸的失实报道不仅使我遭遇了尴尬,更给我的求职带来了困难。有次我在人才市场应聘时.如实填写了自已的婚姻状况和配偶,可招聘单位看到陶璐娜的名字,问我这个陶璐娜是不是奥运金牌冠军?我说是的,对方马上嘲笑我:“陶璐娜有几百万身价,一辈子也享用不完,你若是她丈夫,还会为了几百元工资到这儿来应聘?”还说:“报纸上不是说她还没有男朋友,你怎么一下子变成她丈夫了?莫非你想抬高自己的身价,故意欺骗我们吧1我一阵脸红,像做了贼似的。

以后我连续应聘几家单位时,都同样会遇到这样的尴尬和怀疑。作为她的丈夫,难道我没有权利说陶璐娜是我的妻子吗?我的感情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我还有勇气去这样应聘工作吗?无奈之中,我只得频繁地充当电影和电视中的群众演员,做“保缥”,当“轿夫”,当群众演员,每天8小时以内只有25元工钱,超过1小时加5元,过了晚上12点也每小时只加10元,有台词的每小时也才50元,可我只有去演啊!

在我饱尝婚姻触礁和下岗痛苦的日子里,陶璐娜一边出现在报刊和电视里,一边委托律师与我商讨离婚。

我说,我对她的感情还是一如既往,我们没有什么矛盾,她要求离婚的理由实在太苍白了。我不同意离婚,要求与她好好谈谈,希望她看在我们刻骨铭心相爱多年的份上回心转意。但接下来陶璐娜换了手机,她在上海射击中心的宿舍里的电话也改号了,她父母家也搬到别处,我根本无法与她联系上。

我觉得上海某报的失实报道损害了我的名誉、伤害了我与陶璐娜的夫妻关系。于是2001年1月5日,我聘请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的徐瑞刚、金忠德两位律师致函上海某报,要求刊登经我认可的更正启事,消除影响,并提出给予1000元的精神赔偿。

我想通过这种办法,挽救我和陶璐娜的爱情和夫妻感情。可是2月7日,她在上海《申江服务导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许海峰,我的恩师,我的兄长》的长文,只字不提我们的关系。

想到她当年被国家队退回上海最失意时,她是那么感激我对她的关爱和鼓励、支持,我就不敢想象这白纸黑字是怎么写出来的;尤其是想到她几年来对我的柔情蜜意,我更加难以相信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我感到痛不欲生。偏偏上海某报于3月5日,在报纸不起眼的角落刊登了未经我认可的这样一则简短更正:“经了解据实,陶已婚。本报在此更正说明,并向当事人表示歉意。”我哪能接受这样轻描淡写的更正?2001年3月5日,我遂向法院提出了诉讼,要求上海某报社重新刊登更正启事,消除影响,并支付精神损失费50000元。

我和律师都觉得肯定胜诉,谁知2001年5月24日上午,法院的判决却让我们大吃一惊。

法院虽然认定报社“报道失实”,“已侵犯了原告合法民事权益”,“但考虑到被告事后已采取补救措施”,“消除了影响,使原告的社会评价并未由此而降低,故原告再行要求被告刊登更正启事并赔偿精神损失费,无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驳回了我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