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恒惕简历 历史的想像与历史的真实 ——论史料呈现在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在历史教学过程中,为学生创设一定的历史情境,让学生展开想像的翅膀,有助于激发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但历史本身毕竟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想像与猜测。如何在主观的想像与客观史实之间搭建一座桥梁,从而得出客观、科学的解释呢?毋庸置疑,史料作为研究历史的载体在其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历史教学过程中,科学地向学生呈现史料,很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可以让学生通过史料的分析能够搭建想像与史实的桥梁,让学生在历史猜想中感悟历史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辩证统一,让学生在学习中体验到主体性学习的乐趣。

北伐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中非常重要的内容,针对北伐前的军事形势,广州国民政府采取何种方略以达到打倒列强除军阀、统一中国的目的,是整个教学内容中的关键环节,也是容易引起学生展开想像、发展思维能力的兴趣点。在教学过程中,笔者将北伐前的军事形势(包括军事形势图、军事实力对比、北伐对象简介)向学生加以说明和展示,并提出问题:双方实力对比如此悬殊,面对此种形势,国民政府如何赢得这场战争?应该采取何种作战方针呢?

经过分组讨论后,同学们踊跃发言,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说出来与同学交流。主要有如下几种看法:

达成一致意见的是,国民政府应该最后攻打张作霖。这主要是考虑到张作霖的地理位置距离国民政府最远,不宜先攻打。大多数学生也指出,因为军事力量悬殊,面对敌强我弱的军事形势,要充分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各个击破。从总体上来说,这一基本思路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

关于先打吴佩孚还是先打孙传芳,同学们之间存有争议。

主张先打吴佩孚的学生,主要考虑到吴佩孚的地理位置及其作为清末秀才,崇拜关、岳的为人。他们认为,首先,吴佩孚主要在两湖地区,如果首先攻打的话,国民政府有可能得到西北方向冯玉祥的协助。而吴佩孚却很大程度上得不到孙传芳的支援。

而且,他们认为,如果首先攻打孙传芳的话,由于东南五省与西北冯玉祥间有两湖相隔,北伐自然也就失去了冯玉祥援助的可能。再考虑到吴佩孚的为人,他很可能出兵助孙,这对北伐来说,有可能也会成为不利因素。

主张攻打孙传芳的同学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从地理位置来看,东南五省的孙传芳临海,国民政府可以用海军和陆军夹击孙传芳。

从以上争议可以看出,在预设一定的历史情境之后,同学们大多能利用已有历史知识,充分调动自己的思维,通过思考和分析,提出了很多历史发展的可能性,这些猜想从一定程度上说,散发出理性思考的光芒。他们对北伐方针的深度思考以及对问题的生成情况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主体性。

那么,面对三支强大的北洋军阀,国民政府到底如何北伐?真实的历史情况又是什么?在历史的想像和历史事实之间到底存在多大的差距?这是学生们在思考讨论之后最迫不及待想知道的答案。而教师在讲述历史事实之时,在强调生动的同时,同样要求具有很强的客观性,而客观性又从何而来?很自然,史料呈现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了。呈现史料,一方面突出了历史课堂的历史感,另一方面也突出了历史的客观性。

蒋介石早在1917年9月为孙中山起草的《对北军作战计划》中,即拟先克武昌,次定南京,再捣北京,以会师南京之时,划分第一、第二两期作战,颇类后日北伐战略[1](pp.77~78)。事过九载,形势剧变,但是对北伐战略的思考,依然要求周详完备。

针对敌我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北伐军在以加伦为首的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北上扫吴、东进歼孙、最后灭张。在这里,学生的想像和历史事实之间的碰撞产生了共鸣。但是国民政府为何采取这样的方针呢?

首先,军阀之间矛盾重重,为北伐提供了各个歼灭的机会。据《中国共产党党史》记载,他们并未实现真正的联合:

北伐开始时,张作霖希望借北伐军的力量打击吴佩孚的势力,对战争采取观望态度;孙传芳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号,暂时保持中立。而吴佩孚的主力部队这时正在北方进攻国民军。他在湖南、湖北的兵力包括战斗力很弱的各种杂牌军在内,只有10万人;在湖南用以攻击唐生智,并企图进窥广东的兵力只有四五万人。因此,在湖南、湖北战场上,北伐军可以首先集中力量打击吴佩孚[2](pp.153~154)。

对此,张国焘也回忆说:

北方军阀的内部纷争,也使他们陷于强弩之末之境。冯玉祥的国民军虽被逼向张家口、包头退却,北京的段祺瑞执政政府却于四月九日被国民军所推倒了;盘踞关外的张作霖和以京汉线为根据地的吴佩孚以及握有东南五省地盘的孙传芳正互相角逐。

吴佩孚大部分的兵力北移,湖北防务顿显空虚;他本人驻在北京附近的长辛店;在政治上与张作霖争夺北京政府的操纵权;在军事上则以对付冯玉祥为第一目标;他当时似低估了两广的北伐力量,以为在赣闽有孙传芳的实力,在湖南有他所支援的叶开鑫,就足够应付了[3](p.131)。

军阀纷争与矛盾不断,国民政府的确考虑到了军阀之间的矛盾,这一点与学生讨论的结果是一致的。这则材料的呈现,自然对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给予极大的鼓舞。当然,首先进攻两湖地区,直指吴佩孚,除了考虑到军阀之间纷争与矛盾之外,当时两湖地区革命形势的变化也为北伐提供了绝好的进攻时机。张国焘回忆说:

前此孙中山先生北伐,赵恒惕所统治的湖南往往挡住他的去路。现在情形变了,湖南有一部分军事势力自愿为北伐开辟道路打先锋。驻扎在湖南的唐生智师(系赵恒惕部第四师师长),早与广西军人互相联络。一九二六年二月,唐生智进兵长沙,逐走了亲吴佩孚的赵恒惕,并继之为湖南省长。

后因统一全省军事问题,原隶赵恒惕部第三师师长叶开鑫不愿就范,并勾结吴佩孚派兵入湘增援,战斗结果是唐部不支;于四月二十四日退守衡阳。唐向两广告急,希望派兵援助[3](pp.130~131)。

因此,为了援助唐生智,阻止吴佩孚势力南侵,国民政府决定派第四、七两军先行入湘增援。第七军令驻桂林之第十五团尹承纲部于5月初先行向湖南进发。第四军以中共直接领导的独立团叶挺部为先遣队,于5月20日从肇庆出发援湘。

当然,北伐方针确定的原因除了以上材料所体现的之外,还有很多,比如两湖地区群众基础好等。所以,学生讨论中关于北伐方针确定的种种理由,只要言之有理,教师都应该予以肯定和表扬。

可以说,这种在学生猜想与史料呈现之间的共鸣,极大地促进了学生思维的发展和学习兴趣的提高。当然,搭建历史想像与历史史实的桥梁仅仅是史料呈现的目的之一。除此之外,它还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让他们体验到何谓历史,何谓历史的特性。

通过以上理论与实践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史料呈现应该成为历史教学的重要方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