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发表后的风波

蒋子龙成名作《乔厂长上任记》发表后的风波

《乔厂长上任记》(以下简称《乔》)是著名作家蒋子龙的成名作。小说在1979年第9期《人民文学》一发表,立即引起广泛关注。蒋子龙在北京得到了茅盾、周扬、张光年、冯牧、陈荒煤等“文艺掌门人”的赞誉,但在天津却得到了“14块版的批评文章”,几乎令其陷入绝境。《南方周末》5月17日刊登徐庆全的文章,披露了这场分歧的内情。摘登如下。

1979年10月10日,陈荒煤领导的《文学评论》编辑部联合《工人日报》召开座谈会,讨论《乔》,蒋子龙应邀与会。与会的作家、文艺评论家,以及工厂的工人一致对《乔》褒扬有加,对蒋子龙在天津所遭受的批判“表示气愤”。

这样的力挺,有着天津方面所认识不到的政治原因。《乔》所写的“1978年6月”的事情,恰是中国在历经十年浩劫后经济百废待兴、政治上拨乱反正的时刻。此时,全国上下都有了一种“四个现代化”的意识。横向的比较使人们发现,我们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奋斗,“赶超英美”不仅仍然停留在空洞的口号上,甚至比人家落得更远,连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也远远地把我们甩在身后。

这种强大的反差,给人们带来了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紧迫感,但也带来了盲目躁动、急于求成的情绪。

1978年“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光明的中国》元旦社论指出:“建设的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

在这种大背景下,《乔》的主人公乔光朴,立了军令状,下工厂搞改革,自然是全社会都需要的胆略超群的英雄,但同时他的表现也是焦灼不安、急于求成的社会缩影。

北京方面以座谈会的形式力挺,并通过朱穆之出面行政干预,天津方面自然败下阵来。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刘刚执行中宣部的指示,内心并不服气,这才有了直接上书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宣部部长胡耀邦的举动。

刘刚认为,“小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的主要表现是,阻碍了“揭批查”运动。

“揭批查”运动是1977至1978年在中央领导下对“四人帮”反党集团(后来并联系到林彪反党集团)的清查运动。把小说背景放在1978年6月的《乔》,自然会涉及到这场“揭批查”运动。

刘刚在致朱穆之并胡耀邦、周扬的信中写道:“这篇小说是发表在今年7月,但作者一开始就说清楚了,是写的1978年6月的事情。去年6月,正是天津揭开了解学恭(编者注:“文革”期间的天津市领导,1978年被免职,后被开除党籍)的盖子,开始揭批查。

正在这时候,乔厂长上任,正好碰上一个政治问题,前党委让派头头郗望北作检查,他就推翻了前任党委的这个正确决定,让党委书记(石敢)找郗望北宣布对他解脱,要他出来工作。这个派头头表示,不但不能作检查,反而要求党委向全厂职工说清楚为什么让他检查,质问说:‘就根据我当过派头头?……’这样一个拒绝检查、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