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良的儿媳 杨永良:连任六届的中央候补委员

作为连续六届的中央候补委员,他最难忘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次历史性会议,最受影响的是身为“小巷总理”的母亲的言行,最牵挂的是基层百姓的生活冷暖,最痛恨的是利令智昏而背叛人民。

★采写/《小康》特约撰稿 余玮

落座,记者笑了笑:“杨主任,您海拔多高?”杨永良也笑了笑:“净高一米八七。”

同这位自称在全国“省部级干部中身高位列前三名”的湖北省委副书记、湖北省人大主任的交谈,其实是很轻松的。一口淮南乡音未改,采访中我们一再被他那平和不失激情、平实不失精彩的对答所表现出的魅力感染。

杨永良是安徽长丰人,在安徽工作生活了整整50年。

“离开家乡已10多个年头了,现在好像还一切历历在目。调离我也没有思想准备,但也没有犹豫,毕竟自己是管干部的,对中央的精神比较了解,当然感情上有留恋。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北京为此还专门找我谈过话,我十分感谢中央对我的关心。”

1994年11月,杨永良进入湖北境内,边走边考察湖北老区的经济状况、党的政策落实情况,再到湖北省委报到,才接受正式任命,主持省委常务工作。

无论是此前在安徽,还是此后湖北,杨永良都是中国改革的见证和实践者。

“六朝元老”

1961年初秋,17岁的杨永良自煤矿职工学校毕业后,被招工为淮南大通煤矿供应科的一位工人,不久进入煤矿职工学校学习。

由于吃苦耐劳,乐与群众打成一片,思想进步,在同时招工的100多人中他很快脱颖而出,当选为团支部书记,尔后历任采煤一队副指导员、副科长、科长、采煤二队党支部书记等职。

1973年底,杨永良当选为淮南大通煤矿政治处副主任,不久被任命为矿党委副书记。显然,30岁前的杨永良一路凯歌,让同事们刮目相看。

1977年6月,安徽省委改组,万里被党中央任命为省委第一书记,提出“不搞路线斗争,要抓经济建设”,并开始解决“四人帮”长期破坏的问题和领导班子问题,重新审查十一大代表。安徽省煤矿战线当时职工达30余万,安徽省委决定从煤矿战线选一个有文化、有发展潜力的县级以上的干部。

时任淮南大通煤矿党委副书记杨永良的得票集中,于是省委组织部进行考察,考虑推荐杨永良为十一大代表。可是,该矿矿长已是十一大代表,怎么办?省委决定将此方案交全矿1000多名党员讨论,结果大家赞成调整。而后万里又亲自出面与矿长谈话。最终,杨永良任党的十一大代表,矿长任全国人大代表。

让杨永良没有想到的,他出席这年8月12~1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采访中,记者笑言:“您早在近30年前就是中央候补委员,至今也是中央候补委员,可谓六朝元老。”杨永良笑答:“当时,会议进行到选举阶段,我发现委员候选名单上有我的名字,很吃惊,急了,于是找万里。万里做我的工作,说这是中央反复考察定下的,谁也改变不了的。”

本来当上十一大代表就很高兴,被选为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杨永良不免有些激动。

时年34岁的杨永良出席了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会会。时光已翻过近30个年头,杨永良对当年全会的一些细节已经不很清晰,但此次会议上大多与会者坚决反对“两个凡是”,他记忆犹新。杨永良回忆道:“邓小平就是在那次会议中被确立了核心的领导地位,得以重新主持国家政治和经济建设工作。

十一届三中全会主要贡献还有,提出和解决拨乱反正和解放思想的问题。”杨永良感叹,若当年“两个凡是”占了上风,中国这近30年的改革历史恐怕要重写。

大多数当年参加会议的同志或已作古谢世,还有一些同志,在那次会议后也淡出中国的政治舞台。可是,杨永良不仅是这次划时代会议的见证者,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政策的实践者,至今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执政为民。

两次“红色之旅”

杨永良视赴京到中央党校学习为“红色之旅”。

1978年,杨永良被组织选派到中央党校进修学习。这次学习,时间安排得很紧凑,讲课的老师阵容强大,既有理论的阐述,又有实例的剖析,讲得生动活泼,杨永良一点也不感到枯燥。每天下课放学后,杨永良都有一个感觉:时间不够用。

让杨永良没有想到的是,自中央党校学习结束一返回,便被任命为共青团安徽省委书记、党组书记。离开煤矿赴任时,他与职工难舍难分,一路三回头。

由于杨永良主政的安徽共青团工作有活力、有生机,受到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表扬。一年后,被调任合肥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主管经济工作。

1983年9月,杨永良又考入中央党校培训部学习,为期两年。这次自北京回合肥,等待杨永良的又是一次职位变动。1984年底,他被任命为安徽省委常委兼合肥市委书记。从此,政治生涯步入一个新的天地。

出任安徽省合肥市委书记不久,杨永良碰到了一场政治风波——

1986年10月开始,在合肥市的中国科技大学的一部分学生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煽动下,闹起了学潮。随之影响到上海,进而波及北京,12月份进入了高潮。12月23日下午3点,在中国科技大学原副校长方励之等人的煽动下,以中国科技大学为主的3000名学生到合肥市政府静坐,要声援上海交大。

晚12点,天很冷,学生仍没有撤走的动向,怎么办?杨永良和市长等人商量,学生幼稚,关键要坚决同方励之作斗争,寸步不让。同方励之较量多次后市委明确表态,方励之等人再不将学生带走,市委将维持秩序的公安干警一律撤走,学生安全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方励之等人负责,没有商量余地。

方励之等人知道市委、市政府的明确态度后,无机可乘,只好将学生带回,避免了更大的动乱,稳定了局势。

母亲影响了成长

谈到对自己成长影响较大的人,杨永良不加思索地说:“母亲!我的母亲长期在基层担任居委会主任,为周围的老百姓服务,虽然是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但中国妇女的特点集中体现在她身上——勤劳、善良、大度、慈爱。我在她的言行中受到教育。”

杨永良的母亲常素华尽管只是一个“芝麻官”,但身为“小巷总理”的她心里总惦记着困难居民的事,东家走走,西家看看,小事操心、难事挂心。在杨永良的记忆里,母亲的威信很高,居委会的群众,家里两口闹了矛盾,或邻里有些纠纷就找到杨家“讨”个说法、评评理。这时,常素华总是不回避矛盾,乐于解开居民的纠纷疙瘩。

1990年,常素华因病离开自己的岗位。遗体告别的那一天,场面十分感人,几百名群众自发前往送行,一些地方领导也闻讯送上最后一程。一个小小社区居委会主任竟得到群众如此敬重,作为儿子的杨永良在心灵上受到震撼。

任湖北省委副书记以来,杨永良每年都要处理大量的人民来信。向他反映问题,只要他听到、看到,总是积极沟通,及时批示、处理。

有一次,三四百人的上访群体找上门来,可谓群情激愤。杨永良没有退缩,而是在第一时间出现在上访群众面前,提议他们选出9个人作为代表,进行对话。为此,他同上访群众一样,不吃饭,接连对话整整5个小时。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外边的上访群众等候里面“谈判”的结果,里边的人一边是坦陈实情、一边是认真倾听和耐心解答。

最终属于政策内的问题解决了,上访代表感到问题只能这样解决,感激不已:“杨书记,真的感谢您亲自接待我们。”这时,杨永良也有些动情,并有些内疚:“基层如果能多为群众想一想、多说几句暖心话,各个环节通力协作,很多类似的上访可能就会避免。”

爱到因特网上“转一圈”

2006年1月4日上午11时20分,黄石铁山某家属区。杨永良推开艾滋病患者姜某的家门,听到随行人员介绍姜某后,微笑着上前,同他紧紧握手,接着又同他的父母握手。杨永良得知姜某的父母、孩子都没有感染艾滋病后,询问起姜某的治疗情况。

姜某,37岁,1996年因卖血感染艾滋病,2003年12月检测证实感染艾滋病。彼时的他,消瘦、憔悴。

窗外冬雨淅沥,杨永良在姜某对面坐定后,与他攀谈起来:“现在有没有感觉?”姜答道:“发烧。”杨永良又关切地问:“怎样治疗?”当姜说一直在吃药时,杨永良又问:“吃什么药?”

“他一直吃国产抗病毒药,发烧症状明显好多了。而且他现在几万元的治疗费,国家给他全免了。”黄石市卫生局局长傅正华答道。姜某的母亲接过话:“社区和单位的领导都非常关照我们家,常常到家里来看望孩子。”听了这些,杨永良悬着的心才放下。

工作余暇,杨永良爱到因特网上“转一圈”。他说:“我上网主要是看看新闻,查查资料,听听民声。网络相对于其他媒体的优势就在于新闻传播速度很快,信息量也很大,也是凝聚民意的一个新平台。虽然网络也并非一方净土,有些小道消息也并不属实,但只要我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中找到有意义、对工作有所帮助的信息,网络的优势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得到发挥。”

展望“东方芝加哥”

工作之余,杨永良还爱读些历史书籍。他告诉记者,拥有3500多年文明传承与积淀的武汉,早在宋元之际,就成了知名的港口城市,素有“东方芝加哥”之称,被认为是振兴长江全流域经济,带动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协调发展的“命脉”所在。“历史上叫‘大’城市的只有‘大武汉、大上海’。武汉,一是人口密集,二是商品的聚散地,三是没有城墙,很开放的。”

然而,在并不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武汉给长江流域经济和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却未遂人愿。改革开放以后,武汉曾两度与中央开发开放的大政策失之交臂。

如果把中国经济地图比作一个轮盘,而武汉就是这一轮盘的轴心。跻身中国经济大棋盘“天元”位置的武汉,究竟怎样才能为振兴长江经济作贡献?到湖北工作后,杨永良同湖北省委、省政府的历任主要领导十分关注。

随着东南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实现产业转移和中央“实现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提出,武汉市犹如“黄金概念股”,令大批外资蜂拥而至。让杨永良欣喜的是,如今,“武汉经济区”与“武汉城市圈”两个经济合作区域成为长江经济快速发展的驱动轮,国内外已有大批企业将区域总部、销售总部、研发中心等移至武汉,武汉企业也纷纷开始向周边地区扩张。

“自身净”才能“身边清”

湖北省政府驻港办事处原主任、香港宜丰实业有限公司原总经理金鉴培,于1996年8月至1999年8月间,利用职务之便,贪污、挪用公款1.88亿港元用于在澳门、香港等地肆意豪赌,导致1.44亿港元公款无法归还。1999年11月,金鉴培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被处以死刑。

金鉴培在被执行死刑前,时为湖北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的杨永良收到他的一封长信。

采访时,杨永良特地提及巨蠹金鉴培在走上人生末路前致信自己一事,十分痛惜地说:“翻开这些人的人生履历,大都有过兢兢业业为人民奉献的闪光一页。但正如金鉴培所说,由于地位高了,权力大了,诱惑也相应增多了,于是放松了对世界观的改造和自我欲望的节制,失去了对腐败的防御能力,于是被名利财色打败。最终未能战胜自己,才落得善始不得善终的可悲下场。实在让人心痛!”

秘书、警卫、司机等作为领导同志的身边工作人员,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是关乎党和政府形象的一个特殊窗口。但是,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办法,对这支队伍的教育管理极易出现“真空”和“盲点”。为此,湖北省委办公厅专门出台《关于加强省级领导身边工作人员教育管理的暂行规定》,制定了“十不准”和“五项制度”,给领导“身边人”戴上了“紧箍咒”。

杨永良解释说:“十不准”包括不准有同中央和省委不一致的言行、不准接受礼金和吃请、不准插手人事问题和市场活动、不准干预公正执法执纪、不准瞒报假报和泄密等多方面的内容,凡违反其中任何一条者,一律调离现任工作岗位,对情节严重、违犯法纪的,依纪依法处理。与此同时,着眼于管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暂行规定》还要求健全调配制度、组织生活制度、学习制度、谈话制度和考核制度“五项制度”。

“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其身”,“自身净”才能“身边清”。杨永良认为,在贯彻落实《暂行规定》的过程中,各级领导的率先垂范至关重要。

杨永良简历

●1944年1月生,安徽长丰人。1961年参加工作。

●1974年~1978年任淮南大通煤矿政治处副主任、党委副书记;

●1978年~1979年在中央党校进修班学习;

●1979年~1980年任共青团安徽省委书记、党组书记;

●1980年~1983年任合肥市委副书记、副市长;

●1983~1985年在中央党校培训部学习;

●1984年~1985年任安徽省委常委兼省委政法委书记;

●1985年~1988年任安徽省委常委兼合肥市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