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健民回忆录 赵健民 为峥嵘岁月留存记忆 为抗日将军立下丰碑

2017-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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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    1988年10月15日,参加民族英雄范筑先殉国出纪念碑揭幕仪式的有段君毅.赵健民徐运北等领导. 段培坤摄    1988年11月15日,副主席殉国处揭碑仪式一角,图为左起刘世良(山东省军区).马忠臣山(东省委副书记).高克亭(山东省顾委副主任).赵健民(中顾委委员). 段培坤摄    :1988年赵健民在做范筑先事迹报告.谢玉琳提供    1991年4月,谢玉琳与赵健民在谈有关<鲁西北革命史>送审稿问题.谢玉琳提供     85岁谢玉琳心中的赵健民:寻党史资料,他认真热心     &q

    1988年10月15日,参加民族英雄范筑先殉国出纪念碑揭幕仪式的有段君毅、赵健民徐运北等领导。 段培坤摄

    1988年11月15日,副主席殉国处揭碑仪式一角,图为左起刘世良(山东省军区)、马忠臣山(东省委副书记)、高克亭(山东省顾委副主任)、赵健民(中顾委委员)。 段培坤摄

    :1988年赵健民在做范筑先事迹报告。谢玉琳提供

    1991年4月,谢玉琳与赵健民在谈有关《鲁西北革命史》送审稿问题。谢玉琳提供

     85岁谢玉琳心中的赵健民:寻党史资料,他认真热心

     “对赵老的去世,我表示沉痛哀悼,这段时间以来,一直都沉浸在与赵老在一起的往事回忆中。” 聊城市市委党史办原主任、85岁的谢玉琳,因为工作原因,曾与赵健民有过十几年的接触和交往。

     在收集党史资料的过程中,谢玉琳还多次采访过赵健民。尤其在1982年,中共聊城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建立之初,赵健民曾专门到聊城收集党史资料,那段时间,谢玉琳一直跟他在一起。

     “他的衣食住行都非常朴素,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得失,总是到党最需要的地方去,非常平易近人!”4月18日上午,谢玉琳向记者讲述了他所知道的赵健民,并忆起了赵健民倾心指导、支持聊城发展的事情。

     ◎服从大局

     他曾主动回乡领导抗战

     也曾带头要求退居二线

     “我曾多次采访过赵健民,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工作中能上能下,这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谢玉琳说,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国家处在危急关头,迫于全国抗日高潮的压力,被国民党羁押的政治犯陆续释放,赵健民是其中之一。

     赵健民被捕时是山东省委组织部部长,时任省委书记的黎玉曾对他说:“省委决定让你继续留在省委工作。”但赵健民却响应当时党的号召——“每个共产党员要成为一个好的游击队员,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他跟黎玉说:“我老家是冠县,在鲁西人熟地熟,请省委先派我去鲁西搞武装,待一个时期再回省委工作。”

     回到冠县之后,赵健民便研究建立党的抗日武装和对待冠县境内绿林武装的问题。他首先去改造两个土匪队伍,一个是“北杆”,一个是“南杆”,赵健民把“南杆”改造成了范筑先的第六支队。

     在抗战艰苦时期,马本斋由冀中的回民支队来到赵健民所率领的冀鲁豫第三军分区,当时组织上决定让马本斋担任分区司令员,让他做副司令,并征求赵健民的意见。“这有什么关系,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和马本斋同志一起搞好三分区的工作。”

     而在老干部废除终身制的制度实行后,1981年,赵健民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带头要求退居二线。人民日报曾以《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为题,发表了一篇关于赵健民的文章。

     “我所知道的赵健民同志,一是在敌人的残酷统治和多种刑罚的摧残下,坚贞不屈,铁骨铮铮,坚持在狱中组织同志和敌人进行斗争,所有的刑罚都受过了。”谢玉琳说,在采访和整理有关赵健民的资料中,他还发现,赵健民在敌人尤其是比较强的敌人面前,比较善于采取“以牙还牙”的方法进行还击,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之后,一干就是13年。

     ◎指挥若定

     面对前后夹击依然沉着

     敌人始终未敢轻举妄动

     “他还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战斗员和指挥员,他在冠县的三大战役成就了他赫赫威名,大家都知道有个‘赵三营’。”谢玉琳说,除了这三场大家都知道的战役(本报19日曾予以报道),还有一场战役是一次反顽斗争,即消灭齐润泽团。

     此次战役是他和赵健民共同回忆起来的。“那是1940年,我只有15岁。”谢玉琳说,当时赵健民所带领的部队也就是“赵三营”部队正好在他所居住的谢海村(现东昌府区郑家镇)。

     “1940年中秋节前,三支队(曾是范筑先部队的一个三支队,后来反动)邵团住到李海村,离我所住的谢海村大约有两里地。”谢玉琳回忆说,当时的邵团被八路军包围了。他们便又派了一个齐团来,并突袭了潘王庙。

     “潘王庙离谢海村大约有半里地,我所居住的这个村夹在了两路敌人的中间。”谢玉琳说,而赵健民所带的三营就驻扎在谢海村。

     “当时赵健民就住在我们村的谢振武家。”谢玉琳回忆说,情况非常危急,因为谢海村只有两个连的兵力,但赵健民却很沉着,别看敌人前后夹击,他依然让战士们该怎么“运动”就怎么“运动”,让敌人摸不清他们有多少人。

     由于敌人看到三营的战士一直在“运动”着,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估计是认为有很多八路军,所以敌人的两个团始终都不敢贸然进攻。

     “我当时还在上学,主要负责给三营的战士送水,也没找到机会跟赵健民说话,在当时我就很佩服他。”谢玉琳说,赵健民沉着应战、坚守阵地的指挥才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谢玉琳表示,在刘邓大军强渡黄河的战役中,赵健民率领独立旅先期渡河,解决了河岸边的敌人,扫除了障碍,从而保证了大军的顺利前进。这一场战役也拉开了解放战争进攻的序幕。

     ◎有胆有识

     孤身去濮县寻找党组织

     重建山东党组织与中央联系

     “在白色恐怖时期,赵健民依然坚持地下斗争。”谢玉琳回忆说,当时山东省委连续遭到敌人的破坏,几任省委书记被逮捕,而山东的党组织也与中央失去了联系。

     赵健民却在这个时候独立坚持斗争,联系鲁西、鲁南、鲁北、济南地区的党员,建立济南市委。还在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上学时,赵健民听同学说,濮县(今河南、山东交界处)有党的活动。他便独自一人从济南骑着一辆破自行车顺着黄河大堤赶往当时的濮县,来到当时的徐庄。也就在那里,他认识了直南的特委书记黎玉。

     1936年初,在山东坚持党的地下工作的赵健民,与黎玉取得了联系。黎玉及时向北方局转达了山东党组织与上级长期失去联系、迫切希望上级派人的要求。“也就是说,山东与中央接上了关系,是在咱们聊城这里接上的。”谢玉琳表示,赵健民在中间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1936年4月,黎玉受中共北方局派遣,前往山东恢复建立屡遭敌人破坏的中共山东省委,这时,赵健民担任山东省委组织部部长兼济南市委书记。

     ◎认真敬业

     多次回聊城收集党史资料

     为《范筑先将军》拍摄提供帮助

     “1982年4月,中共聊城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建立,当时任命我为聊城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谢玉琳说,1982年,赵健民来到聊城,及时召开了会议,布置收集党史资料,然后他又亲自去收集资料。

     “我们和赵健民一起收集材料,召开座谈会。”当时他带着我们分别到了莘县、冠县、临清。一直到5月1日,才从临清回到聊城。我跟着赵健民在一起的时间,主要就是指的这一时期。”

     “有时候到了深夜12点,他还在整理材料,非常敬业。”谢玉琳说,在这一时期,他多次采访了赵健民,主要是为整理党史资料。

     记者了解到,回北京之后,赵健民和谢玉琳多次就聊城的党史资料问题相互通信。

     “他对聊城的党史非常关心,有一次去北京找他讨论一个党史的问题,他见缝插针,中午不休息跟我谈,晚上开完会也谈。”谢玉琳说,在北京两天的时间里,赵健民就找他谈了三次。

     “他为咱们聊城党史资料征集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谢玉琳表示,同时,赵健民为冀鲁豫边区党史也作出了杰出贡献,赵健民还召开了一个关于冀鲁豫资料发起会议,建立了一个小组。“由赵健民担任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工作组组长。”谢玉琳回忆说,当时主持编写了《冀鲁豫边区革命史》、《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大事记》和冀鲁豫边区革命史资料丛书。

     谢玉琳说,当时在菏泽还建立了一个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这在全国都是比较有影响的。”

     说到这里,谢玉琳跟记者提到了一件事,曾任筑先纵队的司令员张维翰在世时,曾写过一个关于《抗战初期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简述》的材料。由于这份材料非常珍贵,很多人都想要。

     “赵健民得知咱们聊城这边也想要这份资料,便亲自写信给张维翰的夫人范树瑜。在赵健民的帮助下,我们拿到了这份珍贵的资料,同时还有30张珍贵照片,如范筑先与徐向前会谈的照片等,都是这次由张维翰提供的。

     “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他非常认真,写了很多回忆录给我们,如鲁西北党的建设回忆、关于范筑先的材料、武装斗争的材料等。”谢玉琳说,当年聊城还拍摄了八集的电视连续剧《范筑先将军》。“我担任策划,但拍摄经费是个大问题。”谢玉琳在回忆起这件事时,看得出来很动情。

     他说,赵健民当时给我们了很大的帮助与支持,而且在拍摄的过程中,他还为此多次召开座谈会。可以看出,赵健民非常关心这部电视剧。(刘伟)

     他找邓小平,促成“民族英雄范筑先殉国处”题词

     为将军立碑,他出了大力

     4月18日,阳光明媚,范筑先纪念馆内,冬青已经长出嫩芽。庭院中心有一通用黑色大理石雕成的石碑,正面镌刻着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的“民族英雄范筑先殉国处”,碑阴刻有范筑先将军的传略。

     赵健民与这个题词颇有渊源——他曾和范筑先一起并肩作战,1986年,他又亲手向邓小平递交报告,从而促成题词一事。

     “上世纪80年代,国家还不富裕,拿不出多少钱来建设纪念馆,因此有关部门暂时不再审批,由于范筑先纪念馆有了中央领导的题词,得以顺利建设。”原聊城市(县级)档案局局长张庆年说。

     他提议为范筑先修建纪念物

     1984年11月15日,济南南郊宾馆内,天气已很冷,可松柏依然青翠。

     此时,抗日民族英雄范筑先殉国46周年纪念大会在这里召开。当年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曾与范筑先将军在晋冀鲁豫合作抗战的赵健民、李明实、翟向东、周子明、张纪光等人,应邀参加了纪念会。

     当时,赵健民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就在这次纪念大会召开前11天,他刚刚完成纪念范筑先殉国46周年的文章《忠诚报国 浩气长存》。

     赵健民在文章中提到,1938年11月15日,原山东省第六区(鲁西北聊城)行政督察专员、游击司令范筑先将军在抗击日寇进犯聊城时壮烈殉国,终年57岁。消息传出后,延安等地隆重集会,追悼这位爱国老人。朱德总司令、吴玉章、董必武等都送上挽联,延安《解放》周报发表文章,表达了党和人民对范筑先将军的极大尊重和深切悼念。

     1947年1月1日,聊城解放,入城部队全体官兵向范筑先将军墓立正、敬礼。1953年清明节,聊城党政军民举行隆重移灵仪式,将范筑先将军遗骸移至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群众自动抬棺,挥泪送别。

     在范筑先殉国46周年纪念大会上,赵健民详细介绍了鲁西北地方党组织对范筑先进行的统战工作情况后说:“范筑先坚持敌后抗战,次子牺牲,自己最终也牺牲在保卫聊城的战斗中,这是他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也是爱国人士与共产党人合作的光辉典范。

”最后,他向原聊城地委、行署的代表许继善、刘士谔建议:“希望范筑先殉国50周年的纪念活动能在聊城召开,聊城也应有一座像样的纪念物。”随后,曾在鲁西北战斗多年的老战士周子明、翟向东及范筑先的亲属陆续发言,提出了类似的希望。

     他找邓小平为范筑先题词

     回到聊城,许继善与刘士谔立即找地区民政局负责人交换意见,起草了《关于加快兴建“聊城烈士陵园”等革命传统建筑设施的建议》,向地委、行署汇报。经地委、行署认真研究,于1986年3月以聊地发[1986]22号文件转发了建议全文,把为范筑先修建纪念物一事,提到了地委的工作日程上。

     1986年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座谈会在济南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范筑先将军的故友李士钊。

     李士钊受聊城地委委托,向参加会议的段君毅、赵健民提出:请当年任一二九师政委的邓小平为范筑先殉国处纪念碑题写碑名。段、赵二位老同志欣然表示,同意代为请求。

     “当时,赵健民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一次会议之后,他亲手把聊城的报告交到邓小平手中,希望能为范筑先题词。”原聊城市(县级)档案局局长张庆年说。

     1986年7月9日,邓小平饱蘸浓墨,挥笔写下了“民族英雄范筑先殉国处”十个大字,请工作人员转交到聊城。

     “这个题词是通过山东省省委转到聊城的,当时我就拍下了原稿的照片。”聊城市老摄影家协会主席段培坤说话间从自己的电脑中翻出这张照片。

     当年7月18日,原聊城地委召开书记办公会对此事进行研究。会后,时任地委书记曹学亮、行署专员崔惟琳致函山东省委、省政府领导,就纪念物的初步设想作了汇报。然后,根据省委指示精神,地、市(县级)两级联合成立了“范筑先纪念碑筹建领导小组”,就殉国处的审定、纪念馆和纪念碑的设计、资金的筹措等具体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筹备工作。

     经中央、省、地、市各级有关部门的团结协作,和驻京老同志的积极努力,1988年4月由中央民政部立项,国家财政部拨款60万元,开始修建范筑先纪念馆。

     他和老战友共同为纪念碑揭幕

     “邓小平题词的纪念碑是在济南雕刻厂做的。1988年9月,我还和聊城市(县级)民政部门的领导去厂家看制作情况。”段培坤说,这一场景也收录在他的镜头中。

     经过5个多月的紧张施工,一座占地2000多平方米的仿古建筑——范筑先纪念馆顺利竣工。纪念馆中央,黑色的大理石纪念碑拔地而起,碑的正面是邓小平的题字,碑的背面是由翟向东撰稿,徐运北亲笔书写的碑文。

碑身高1.9米,折合57寸,象征范老57岁;碑座以枣红色花岗岩贴面,分三级台阶,象征范老创建的三路民军;周围由35根汉白玉栏杆护卫,象征35个支队。这三个与范将军生平业绩紧密相关的数字构成一个整体。

     1988年11月15日,聊城晴空万里,原聊城地委、原聊城地区行署和原聊城市委、市政府(县级)隆重举行范筑先殉国50周年纪念活动,同时举行“民族英雄范筑先殉国处”纪念碑揭幕仪式。段君毅、赵健民、徐运北、高克亭走上前,缓缓揭开纪念碑上的红绸缎。这一刻,段培坤是见证者,同时也将该场景记录在自己的镜头中。

     “上世纪80年代,国家还不富裕,拿不出多少钱来建设纪念馆,因此有关部门暂时不再审批,但由于范筑先纪念馆有了领导的题词,得以顺利建设。”原聊城市(县级)档案局局长张庆年说,这中间赵健民起了关键作用。(孙克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