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谈张春桥 朱永嘉说张春桥与许世友

朱:是没多久!市革委会成立时的几次会议我都参加的,在外滩的一个小会议室里。这几次会廖政国都是来的。后来看不到他了,他不来参加了。军队有一个情况,他并不听你的。尽管你张春桥后来当了警备区第一政委,他还是听南京军区的。

这种情况下,两边的关系就搞僵了。这样,上海的“支左”虽然有警备区的干部,但是不多。就上海的情况来讲,所有的部队“支左”干部不是靠原来军队单位的指挥,而是要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指挥。这个情况和其他地方不一样。

实际上,上海工作的许多意见是从中央文革直接下来的。照道理,上海成立市革委会,军队方面当头的应该是廖政国。但由于廖政国的缺席,实际上是空四军政委王维国。这一点廖政国也不高兴。这样一来,双方的矛盾就展开了。

游雪涛小组还从军队内部反映了很多情况。后来这被张春桥中止了。张认为,我们去摸军队情况不好。张把游雪涛在军队中的活动停下来了,缓解了我们和军队之间的矛盾和关系。这样,军队的“支左”就不找警备区了,去找空四军了。

顾:这是市革委会主动去找空四军来参加“支左”?

朱:是这样的。所以,那时上海市革委会的警卫都是空四军派的,复旦大学的“支左”是空四军派的,《文汇报》的“支左”也是空四军派的。许多要害部门的“支左”都是空四军派人来的。

顾:这样,市革委会与空四军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朱:更加密切了。而警备区、廖政国退出了,变成了这样的状况。一直到1969年“一打三反”运动的时候,王维国才参加市革委会,担任副主任,相当于过去市委书记处书记这样一个级别。在康平路(原上海市委办公所在地——访谈者注)也给他办公室了。

所以后来“公革会”(指市公安局内部造反派组织“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访谈者注)的接管都是靠空四军,政委王维国分工主管上海政法部门。到空四军来接管以后,公安系统这个事情就归王维国管了,把原来在公安局夺权的造反派都镇压下去了。

造反派找我,我已经不可能再向张春桥、向王维国报告了。这个时候,市革委会已经明确由王维国主管政法系统工作了。他是市革委会的副主任。代表军队的还有警备区副司令张宜爱,负责农口;副政委李彬山,负责民兵。

原来警备区机关中那些造反的干部在警备区站不住了,就出来了,由市革委会接纳了,参加“支左”。所以,在市革委会领导下参加“支左”的警备区的人,都是军队的造反派,实际上都是给廖政国赶出来的人。

包括在铁路系统“支左”的警备区的人,也是军队造反派。他们跟铁路系统造反派谢鹏飞、万景荣这批人的关系很好。还有这么一层关系。而警备区本身倒脱身了,不管上海的事情了。

相反,市革委会与警备区双方的矛盾很尖锐。许世友(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访谈者注)到上海来,廖政国是告状的。当然,许世友是帮廖政国的,跟张春桥谈不到一起去。武汉“七二○”事件后,许世友不是在大别山吗?不是毛派张春桥去请他出来的吗?外面传说,张春桥到了合肥以后,派直升机去接许。

实际上是张亲自坐着直升机去接许世友的,这点人家都不讲。接的时候,张讲的第一句话是:我是政委来接司令员噢!后来毛对军队干部讲话时说,政委接司令员,党史上发生过两次:一次是我,一次是张春桥!

许世友到上海以后,杨成武、张春桥一起陪许去见毛。到了毛那里,杨、张退了出来,让毛与许直接谈话。许世友跪在毛面前,毛扶他起来,做他思想工作,安抚他,讲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的道理。

最后许世友出来时很高兴,对杨成武、张春桥说,我到大别山去打两只豹子,一只送给杨成武,一只送给张春桥。后来外面传说,打一只兔子送给张春桥,打一只豹子送给杨成武,完全没有这回事。

张春桥拿了这只豹子,剥了皮,豹子肉请警备区的人来吃了,皮还做了个东西放在家里。到“四人帮”倒台以后,警备区的人来抄他的家,把这个东西拿走了!我是从他的孩子那里知道这个情况的。所以从当时的情况看,上海市革委会与警备区关系处理不好,包括上海与许世友的关系也受到影响,是这样一个过程。

顾:我插一句:当时部队“支左”大体是怎么分工的?刚才说了,警备区负责农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