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李政道决裂 杨振宁回应"杨李决裂"《李政道传》有不实处
《2010李传》58页有下面一段关于我1948年博士论文的文字:
“第二个问题,虽然李政道给出了答案,但他那时正忙于天体物理的问题,没有深入去研究。吴大猷先生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义,一定要李政道回芝加哥后把答案写出来。李政道尊重吴大猷先生的意见,回芝加哥后在他所住的国际公寓里算这个问题。杨振宁来了,看到李政道正在做计算,于是问李政道算什么,李政道对他说了。后来,杨振宁对这个问题做了详细的计算,成了他的毕业论文。”
这段文字讲了些事实,可是没有讲全部事实(The Whole Truth),更没有讲最重要的事实。事实是:当时有一个谜团困扰许多研究β衰变的学者:β-γ关联(correlation)的计算往往是大算一阵子之后,发现许多项都互相消去,结果非常简单。
Uhlenbeck和他的学生Falkoff就被此谜团困扰。[Uhlenbeck(1900-1988)是发现电子自旋的物理学家,许多人认为他应该得诺贝尔奖。]吴先生从Uhlenbeck那里知道这谜团的重要,所以要李去算。此前我已经在研究此问题,而并不是和李谈了以后才开始研究此问题。但我却没有大事计算,而是去想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项相消!
想的结果是:对称原理是多项相消的内在原因,从而推广此原因,写了我的博士论文。全文发表后只有9页篇幅[Phys.Rev.74,764(1948)],其中的定理立刻引起核物理学界的广泛注意。1950年代最有名的核物理学教科书Blatt and Weisskopf,Theoretical Nuclear Physics就多处引用了我的这些定理,例如:
“杨的普遍定理也适用于此例。”(译自该书1952年版639页)
(对称是二十世纪物理学的一个中心观念。我的这篇1948年的博士论文,后来的杨-Mills、宇称不守恒、1974年的规范场积分形式等工作,都是关于对称的工作,其中尤以杨-Mills的规范场理论为极重要。请参阅《2009 Dyson》。)
《2010李传》第四章多处明示或暗示李是费米的博士生,而杨不是;《2004解谜》第14问答中也如此说。这同样是只讲部分事实,以偏概全。
我确实不是费米的博士研究生,李是。可是我是费米的得意学生,而李不是。证明一:费米在芝加哥的九年教过不少学生,其中只有我和他联名发表过理论物理文章[Phys.Rev.76,1739(1949)]。证明二:1948年春费米为了弄懂Schwinger对重整化的工作(这是当时最红的研究领域),每星期两、三个上午在他的办公室中讨论此工作。
(见《1983杨》6页)参加的除费米外,有两位教授:Teller与Wentzel,与五位研究生:Chew、Goldberger、Rosenbluth、Steinberger与我,没有李(讨论了数周,结果由Goldberger整理成49页的文件。
但Schwinger的计算很难懂,我们的讨论完全失败)。
证明三:费米出差的时候,常请我代课,从没有请李(见《2004解谜》110页)。证明四:费米于1954年11月28日因癌症逝世,享年53岁。他最后住医院期间我专程自美国东岸飞往芝加哥去看他(《1983杨》307页)。李没有去看他。证明五:费米逝世以后,Segre为编辑费米的全集邀我写了一篇文章(《1983杨》48页)。没有邀李。等等。
《2010李传》第六章提到了“与杨振宁的合作与疏离”,所谓“疏离”是指1952年我们两篇统计力学文章的排名次序问题;《2004解谜》的第8问答也是关于此问题的。
首先,需要指出,整体而言,统计力学向来是我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不是李的领域。从1944到1952年,我单独在此领域发表过五篇文章,其中关于二维晶格系统自发磁化的文章是此领域的一个突破。李一生一共只发表过12篇统计力学文章(《1986李》第一卷viii页),其中11篇都是1952-1960年间和我合作的成果,这清楚显示了他在此领域所处位置。
而我们1962年分手之后,我在此领域继续工作,发表了很多文章,其中1967年与1969年有关一维系统的两篇都具有开创性意义。1999年我获颁Onsager奖,那是此领域最重要的奖项。近年我重新回到此领域,在2008至2009年间又已经发表了六篇文章。
至于前述引起排名问题的那两篇文章的背景是这样的。1951年秋天李来普林斯顿,此时他尚未在统计力学领域有任何学术成果。我向他介绍了我上述那篇二维晶格自发磁化的文章,从此文开始我们企图进一步推广。《2004解谜》对这次合作是这样描述的:
“当我(李)于1951年秋到达高等研究院时,讨论的最热烈的问题之一是伊辛(Ising)模型。那时候,杨刚好完成了他的两维伊辛模型的磁化计算,想继续在这一领域工作。由于我在芝加哥时,曾听了乔和玛丽·迈耶(JoeandMariaMay鄄er)的统计力学课,迈耶的凝聚理论总是使我入迷。自然,我们的讨论就很快集中到就伊辛结果向气-液相变的推广。”(《2004解谜》参考文献235-236页)
这两篇文章很有名,是经典文献,都是由我执笔写的。其研究态度与方法今天都公认为是我的风格。当时把两篇文章都签名为杨—李,是正常的次序。可是我起先竟计划两篇文章的签名都把李放在前面,后来部分地接受了杜致礼的忠告,签名才变成一篇杨李,一篇李杨。这是什么缘故呢?(《2002杨传》207页)
回答:《1983杨》571-585页表列了我1981年以前所发表的所有文章。根据这个表,1945年到1956年底我在美国发表的两个人签名的文章共有13篇:
依字母次序(八篇)
不依字母次序(五篇)
不依字母次序的四位合作者,李以外的三位:Tiomno、Feldman和Mills都感谢我带着他们写了文章,都和我是终身朋友。其中Mills(1929-1999)于1999年身患癌症,还参加了我在石溪的退休研讨会。(图一)。更早在1992年在台湾清华大学庆祝我70岁生日的学术会议上他作了一个演讲(《1995刘丘》,199页),其中头一段讲到他和我在1953-1954年的合作经过,翻译如下:
“我十分高兴,也十分光荣,应邀为庆贺我的老朋友佛兰克杨写此文章。我很幸运,也很愉快,终身和他的名字并列。物理学者与学生在碰见我的时候往往说:“哎呀,你就是杨-Mills的Mills?”我就要解释我确实对我们的工作有一些有用的贡献,但当幸运之神把我们安排在一起时,我的经验尚浅,而佛兰克杨当时,(与现在),是既聪明又对比他年轻的物理学家十分慷慨。”
Mills说我曾慷慨帮助比自己年轻的物理学家,大家都知道其中第一位就是李政道。我当时把他当作是我的弟弟,尽力培植(《2002杨传》506页)。
后来我曾尽力培植吴大峻(哈佛大学教授)。他也终身感激,在1992年的一篇名为“杨教授与我”的文章中他有这样几句话关于1950年代他和我的合作:
“虽然杨教授对此文的贡献比我多,但是他不肯和我联名发表,因为他要帮我巩固我的学术地位。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好几次,一直到五年以后,1964年杨教授才和我第一次联名发表了一篇文章。”(译自《1995刘丘》,448页)
又有几句话关于后来1964年他和我的合作:
“因为那时我已有永久聘书,所以杨教授终于同意和我联名发表文章。那就是上面所提到的我们的第一篇联名文章。此文章今天还常被引用。”(同上,4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