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建国2012 佐利克与《2030年的中国》(附《2030年的中国》中文版)

2017-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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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加)马耀邦著 林贤剑.吴杨荷译,林小芳校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飞抵北京,举行一场原本平常的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的主题是富有争议的<2030年的中国>研究报告.令人意外的是,一位名叫杜建国的年轻中国人挺身而出,抗议国有企业私有化,并散发一篇题为"世界银行,带着你的毒药滚回家去"的文章,引起了轰动.杜先生高呼:"国有企业不应被私有化,世界银行的报告是一剂毒药."杜先生被强行逐出发布会,但他在会场外继续其抗议活动,他声称,

(加)马耀邦著 林贤剑、吴杨荷译,林小芳校

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飞抵北京,举行一场原本平常的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的主题是富有争议的《2030年的中国》研究报告。令人意外的是,一位名叫杜建国的年轻中国人挺身而出,抗议国有企业私有化,并散发一篇题为“世界银行,带着你的毒药滚回家去”的文章,引起了轰动。

杜先生高呼:“国有企业不应被私有化,世界银行的报告是一剂毒药。”杜先生被强行逐出发布会,但他在会场外继续其抗议活动,他声称,“世界银行正在严重破坏中国的银行部门,它开始效仿其所担心的一种模板——华尔街。

”杜先生质疑说:“他们莫非是想让中国的银行成为谎言家和寄生虫?”佐利克先生承认,该报告在中国国内引起争议,但他辩称,这是一份优秀的研究报告。

在佐利克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数天前,该研究报告已经泄露给《华尔街日报》,“旨在影响今年即将就任的新一届中国领导人”。该报告质疑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发展模式,主张国有企业私有化,认为国有企业成长已经造成中国与其贸易伙伴特别是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近年来,美国大企业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抱怨愈演愈烈,这主要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进入世界五百强,其数量显著增长,已经由2005年的16个增加为2011年的61个。美国商会认为,这对美国公司的竞争力构成了威胁,削弱了美国的“市场经济核心理念”。

美国企业已经陷入如下境地:它们不仅是在中国与中国国企竞争,而且,“两者在海外第三方市场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并开始在美国市场展开竞争。”

于是,美国跨国公司开始向华盛顿施压,包括副总统拜登在内的美国官员与中国高层官员会晤时,越来越多地提到美国关切。在美国副财长布兰纳德(Lael Brainard)看来,中国应当“取消一系列为国企提供低息贷款渠道的金融安排”,不然,中国国企对其竞争者有明显的优势。

美国副国务卿霍马茨(Robert Hormats)进一步在该问题上施压,他表示:“不应由美国来质疑其他国家成立国企是否明智。但如果国企与美国企业的竞争环境不公平,这的确令美方担忧。

”最令霍马茨等美国官员烦恼的是,中国公司享有“众多好处”,包括“低税率、少监管、保护本国市场及本国政府采购市场准入的特权。”美国企业担心,中国公司的成长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企业规模的优化,从而降低经营成本,增加销售额,提高它们在国内外的竞争力。

毫不奇怪,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已经警告国家资本主义的危害,而一份美国国会报告也“抱怨国有企业享有不公平的优势,并指责中国正赋予国企‘更突出地位’的做法。”

政治上,美国一直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的经济和战略对手。华盛顿认为,中国政府扶持电子、汽车和风力发电等战略性产业,这有违于自由贸易原则。

因此,华盛顿一直寻找一种方式,来削弱中国国有工业。他们最终发现,除了公开的官方抱怨之外,最佳途径就是通过世界银行,提倡中国国企私有化。世界银行据说是一个独立的世界组织,但其行长是美国总统任命的。“世界银行,这个臭名昭著的机构,因为力主结构调整政策和公共服务私有化,而重创发展中国家,破坏了环境。”令人震惊的是,世界银行在中国特别是中国政府高层中仍然拥有支持者。

因此,2010年9月,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先生来到了北京,接洽中国官员,共同研究中国国企。为了使研究计划具有合法性,以其代表中国国家利益作为掩饰,佐利克先生获得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合作,副总理李克强也对该计划表示支持。

在起草报告一年半之后,佐利克先生完全暴露了其初始意图。2012年1月,在芝加哥与一些经济学家的谈话中,他宣称,“中国需要限制国有企业的角色,结束垄断,产权多元化,降低私有企业的进入壁垒。”

削弱国有企业的另一途径就是使这些企业陷入资金困境。关于这一点,该报告毫不犹豫地建议:“大幅提高国有企业支付给其所有者——本国政府的红利。”5若被否定充分的留存收益,国有企业的研发将趋于停顿,从而,美国跨国公司将面临较少的竞争。

这与美国政府赋予美国跨国公司的税收优惠待遇形成鲜明对比。在美国,美国跨国公司“可以延迟支付其海外利润税,直到它们将海外利润带回美国,而这样的转移多年来通常都没有发生。如,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最近披露的文件,通用电气公司在海外拥有620亿美元的‘未分配利润’。

医药巨头辉瑞公司扬言拥有600亿美元。埃克森美孚则是560亿美元。”实际上,据报道,通用电气公司2010年的利润为142亿美元,它没有缴纳任何税收,反而“要求32亿美元的税收优惠”。

除了建议中国增加国有部门的红利之外,《2030年的中国》报告向中国政府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中国可以推迟改革和冒将来可能引发经济危机的风险,否则,她应当积极主动地进行改革。”

在许多持公正立场的观察家看来,这似乎是一个奇特的建议,因为正是由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计划和大型国有企业发挥的突出作用,中国经济在过去的三十年才经历了两位数的增长。世界银行甚至预言,“中国经济增长将逐步减缓,从2011年至2015年的平均8.6%降到2026年至2030年的年均5%。”这再次与欧美经济形成鲜明的对比,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瓦解之后,欧美经济一直萎靡不振。

这提出了以下问题:世界银行和佐利克先生是否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即摧毁有价值的中国国有企业,就如同拆解俄罗斯工业一样,而设法胁迫新的中国领导层。佐利克先生有资格就中国经济政策制定,为中国提供独立的建议吗?佐利克究竟代表谁的利益?

在美国外交政策专家汤姆·巴里(Tom Barry)看来,“乍一看,作为自由贸易传道士和新保守主义先锋之一,佐利克可能会被误解为是一位理论家。但若进一步观察其政治履历,可较好地理解佐利克是美国外交政策精英的要员之一。这种外交官总是将目光盯在战利品上,该战利品就是公司美国的利益和美国全球霸权。”

政治上,佐利克也许是将邪恶轴心概念引入小布什对美国大战略进行激进改革构想的第一人。在小布什执政前一年,巴里在文章中写道:“佐利克不傻也不疯。他只是根本不关心美国国内外的大量人类生命,因为他代表公司垄断资本主义的利益,其全球传道士的使命为他带来了暴利。”但作为新美国世纪计划的一员,佐利克主张非法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因而违背了国际法,侵犯了伊拉克主权。

2001年至2005年,佐利克任美国贸易代表期间,与欧盟就转基因食品产生争端,他“坚持以双边和地区性方式代替多边方式,这引起整个拉丁美洲的反美经济情结。”

在商界,佐利克曾担任房利美执行副总裁。次贷危机期间,房利美经历了重挫。佐利克在安然公司担任资深政治经济顾问的履历也同样有污点,因为安然公司在电气上的投机给投资者和加利福尼亚消费者带来了太多的痛苦。安然公司的倒闭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公司丑闻之一。

佐利克先生还于2006年至2007年担任高盛公司副董事长,他“做得很好,只不过是通过非法、不道德的交易和裙带资本主义,与小布什和奥巴马的经济官僚打成了一片。在此期间,高盛在美国和欧洲享有了空前受欢迎的品牌知名度,这不过是得到了特别优惠的待遇。”

2005年,在担任美国副国务卿期间,佐利克先生建议,美国应当尽其所能,使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佐利克先生声称,中国快速发展的军事现代化和国防能力的提高是引发华盛顿和其他国家“种种焦虑”的来源,“若中国想减轻他国的焦虑,就应当公开解释其国防支出、意图、原则和军事演习情况。”

遗憾的是,佐利克先生很健忘,正是美国,近年来以军事基地包围中国,与中国邻国结盟,蓄意以中国为目标。也正是美国,与其亚洲盟国共同举行了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面对这些挑战和挑衅,佐利克先生还一厢情愿地希望中国不要实现军事现代化,这是不切实际的。佐利克及其五角大楼同僚也许需要向中国解释美国的意图和原则。

除了军事支出之外,佐利克先生还抱怨中美贸易顺差,“中国正采取行动,似乎希望设法‘一举锁定’世界各地的能源供给。”他表示,中国应当遵守市场规则,从美国石油垄断公司购买所有石油,不要试图在石油生产国与这些公司竞争。如此一来,中国永远不可能有能源安全,因为美国石油巨头将一直垄断石油市场,而中国消费者只能继续支付高价。这与佐利克及其同僚一直宣扬和提倡的自由贸易学说自相矛盾。

在亚洲,佐利克表达了其关切,“中国正寻求成为一个占支配地位的大国。”10佐利克谈“一个中国”政策时,特别提到这是以《与台湾关系法》为基础。佐利克的行为毫无诚意,因为一个中国政策同《与台湾关系法》是相互抵触的。

对于美国政府大规模补贴的美国农产品出口来说,佐利克先生关于中国农业的计划也许是一个福音,但对中国来说,这将是灾难。对于一个拥有数亿农民的国家,中国若无法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供国内消费,这是不可想象的。

关于中国的货币政策,佐利克希望,中国采取灵活的汇率,开放资本账户。4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来说,这种建议并不新颖,其实,它已经是老掉牙了。正是由于实行了无管制金融市场、资本自由流动和灵活货币汇率等经济政策,亚洲各国才经历了惨痛的金融危机。不可思议的是,如今,美国官员仍然不知羞耻地向中国人民兜售相同的新自由主义议程。

佐利克之流的美国官员完全无视无管制金融市场给大多数中国人民所带来的经济困难,却要求进一步开放市场和资本自由流入。美国实在虚伪,她一面要求外国开放市场,一面又对外国在美投资施加诸多限制。结果,“虽然中国欢迎美国主要跨国公司已向中国市场投资1000多亿美元,”美国却“不断使用‘公共利益’、‘国家’或‘战略’利益等‘灵活的’界定,阻止外国投资者特别是中国投资者投资和收购美国公司。

”典型例子就是一家中国国有公司收购美国优尼科公司被否决。

在经济合作领域,佐利克宣称,“美国可以帮助中国重建其医疗卫生体系。”11然而,中国人民应当清楚,美国的医疗卫生体系是世界上最奢侈的,也被认为是不健康的、濒临崩溃的。4600万美国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这是工业化国家中的最糟糕记录。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医疗卫生在美国被视为一种商品,其运行基于利润。据最新研究报告,美国医疗卫生成本高达2.3万亿美元。为此,美国的医疗卫生模式并不值得中国效仿。

中美关系中不存在合作,因为佐利克及其美国同僚根本不尊重中国政治制度,他说得很清楚,中国需要一种和平的政治过渡。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与约翰·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的外交政策类似,杜勒斯就希望中国出现和平演变。

开放市场支持金融侵占和剥削,特别是向美国跨国公司、投机商和华尔街金融资本开放中国市场,这只能是一种目光短浅的战略。

这提出了如下问题:考虑到佐利克先生之前关于中国的言论及其在国际贸易谈判中所扮演的角色等不光彩经历,中国为何还要邀请美国总统委任者领导的世界银行起草《2030年的中国》研究报告?该报告完全脱离了中国当前现实。

更重要的是,佐利克先生和世界银行主张国有企业私有化,这违背了中国宪法,在任何一个独立国家,这都是最严重的罪行。可以明确地指出,基于世界银行私有化计划在发展中国家和俄罗斯的经历,若中国决定采纳《2030年的中国》,那么中国就会走上毁灭之路。华盛顿将因此实现其地缘政治目标,而佐利克先生将炫耀他的又一次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