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利陷阱的表现 拉美民粹主义之下的“高福利陷阱”

二战后,拉美经历了人口剧增阶段,与此同时,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但进口替代战略以扭曲市场为代价,最终导致拉美工业化发展严重滞后。因此,大量进入城市的农民并不能找到工作,于是形成大量失业者或者非正规部门的就业,进而形成大量的城市贫民(窟),他们成为民粹主义的重要支持力量。(图为巴西贫民窟)

拉美经济赶超的另一方面就是国有化战略,即想办法摆脱外资依赖,通过政府主导来推进工业化。拉美依赖外资,一方面是历史遗留问题(殖民地),另一方面也和拉美没能建立起强有力的工业体系有关。正因为外资依赖成为问题,民粹主义便以敌视外资、强调国有化而赢得民众的支持。

比如拉美一些资源出口型国家(如委内瑞拉)都开始向左转,实施国有化。一段时期以来推行新自由主义而形成的较严重的外资依赖,成为民粹主义卷土重来的重要理由。(图为委内瑞拉贫民窟)

民粹主义的初衷是实现再分配的目标。因此,经济赶超只是手段,福利赶超才是目的。福利赶超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加强劳工保护和增加社会支出(主要包括社会保障和其他福利支出)。而在1990年代之前,增加工资几乎是民粹主义改善劳工福利的最重要手段。拉美民粹主义政策向劳工利益倾斜,但对就业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劳动市场缺少流动性,雇主也倾向于避免雇佣更多工人。(图为巴西巴拉圭边境伊泰普水坝发电站)

自二战以来,拉美的社会政策伴随着拉美增长周期起起落落,期间也折射出民粹主义的起起落落。横向比较,由于民粹主义的影响,拉美的社会支出一直以来都比亚洲要高出一截。纵向比较,1990年代以后,拉美社会支出增长较快。个别国家到90年代末,中央政府层面的社会支出占公共支出的比重达到百分之六七十(如巴西60.4%,阿根廷63.6%,智利66.8%,乌拉圭72.5%)。(图为智利复活节岛)

不过,大量增加的社会支出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这主要是因为社会政策与增长脱节了。比如,增加教育的投资以及补贴,确实可以帮助穷人的孩子提高就学率,但这并不能提高他们未来的预期收入。这是因为拉美就业创造不足,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并不一定能找到工作。可见社会政策只有在经济增长的前提下才能发挥作用。忽视了增长而强调提高民众福利的社会政策,无异于空中楼阁,这恰恰是民粹主义的问题所在。(图为巴西贫民窟)

民粹主义逻辑在拉美的实践,最终导致了增长陷入停滞以及贫富差距扩大。从1950年代到70年代末,拉美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都在2%—3%之间,但整个80年代却是负增长。90年代略有回升,进入新世纪,人均GDP年增长只有0.

2%。而拉美贫富差距长期以来处在较高水平,进入1980年代,又急剧扩大。2000年以后,除少数几个国家基尼系数降到0.5以下,仍有相当多国家在0.55以上,甚至超过0.58(巴拉圭)。

严重的贫富差距是民粹主义在拉美盛行的最重要依据,但民粹主义非但没有很好地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反而因为未能促进增长,贫富差距问题没有缓解甚至恶化了。(图为巴拉圭天主教徒庆祝传统节日高空撒钱 引儿童哄抢)

巴西有很长的民粹主义实践史。1970—1994年,巴西每年GDP的40.21%用于政府支出,其中1/3用于社会支出。而与这么高的社会支出相对应的是,此时期财政赤字水平达到GDP的8.08%,超过拉美平均赤字水平的3倍。

福利赶超之所以导致财政危机及增长停滞,主要原因在于:为了实现再分配的目的,盲目进行财政扩张,改善民生福利,置财政赤字增长于不顾,从而导致未来的债务危机与宏观风险;采取大幅度提高实际工资但限制物价上涨的方法来进行收入再分配,置市场机制于不顾。这种无视财政约束及市场机制的做法,最终会引发高通货膨胀和财政危机。(图为巴西和阿根廷交界处的乌拉圭河上的莫克纳瀑布)

拉美教训之一:忽视发展阶段的经济赶超。拉美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强调自给自足,不重视利用全球劳动分工及本国比较优势,实行经济赶超。最后是工业化发展滞后,就业创造能力不足,经济增长停止。(图为阿根廷风光)

拉美教训之二:忽视财政限制的福利赶超。拉美的福利赶超一是运用外汇扩大进口,二是实行赤字融资,提高工资增加福利。结果是忽视了宏观经济的限制(主要是财政限制),一方面债台高筑,另一方面却因为进口替代战略创造贸易盈余的能力有限,导致清偿能力不足,陷入债务危机。(图为智利百内山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