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辉农居 农民为了告倒村主任吴国辉 不惜与185名村民结下“梁子

(原标题:村民VS村委:一场力量悬殊的博弈)

本社记者 马丽红 □凌志敏

农民邵秋英为了告倒村主任吴国辉,不惜与185名村民结下“梁子”。2012年底,吴国辉终于下了台,但邵秋英觉得自己仍未成功,因为吴国辉的势力丝毫未减。

自2010年起,广东佛山麦边村农民邵秋英就开始与村委会唱起“反调”。原因始于2008年7月,佛山掀起的“三旧改造”热潮。

随着“三旧改造”的到来,麦边村各种利益盘根错节,200多名村民也从此变得冷漠,有的甚至老死不相往来。邵秋英与村主任吴国辉也因此一度剑拔弩张。

在“三旧改造”的初期,麦边村民准备把村集体土地上的旧电器城升级成布匹城。但是,吴国辉选择的开发商黄焯佳却对电器城300多名店铺老板采取强拆手段,最后以每月7.86元/平方米的价格夺得40余亩土地,租期37年。

在此之前,曾经有一名潮汕开发商愿以每月60元/平方米的价格租赁此地,后被吴国辉拒绝。一位张姓女士更愿以每月70元/平方米的价格拿地,但还是被吴国辉挡在了门外。

邵秋英回忆,吴国辉还将40余亩土地化整为零,故意避开了大沥镇政府集体资产交易平台,私自与开发商勾结,从中坐收渔利。

吴国辉的反击也很迅速。2011年,185名村民们在吴国辉的怂恿下,签名并按下指印,要求大沥镇政府依法惩处邵秋英等人,理由是“阻碍村集体经济发展”。

麦边村民黄玉清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村民们现在开始尝到苦果了。开发商黄焯佳入驻麦边后,村民每人每年虽然多了六七千元的收益,但福利开始逐年下降,往年的三亚旅游等福利被取消,“从去年起,连60周岁以上老人的养老金也停止发放了。”

“他一手遮天20多年,而我们却没人敢与他作对。”邵秋英告诉记者,为了替村民讨回“公道”,她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许多村民因为维权成本太高,而中途放弃了,他们无法忍受这遥遥无期的等待。

无法撼动的“老村长”

村干部任职时间过长,为村干部家长制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在村民们的记忆里,吴国辉登上麦边村政治舞台的时间是20世纪90年代。2011年5月,珠三角乡村换届选举。同年5月29日,前村主任吴国辉以138票当选村副主任。但在邵秋英看来,他仍然是这个村庄的实际领导者。

2012年5月31日,吴国辉因涉嫌诈骗,被佛山南海区检察院刑事拘留。随后,麦边村委会组织80多名村民到拘留所展开“营救”行动。羁押22天后,吴国辉被取保候审。

2012年10月底,记者曾去麦边村委会采访还未卸任的吴国辉,他向记者表示,自己干了20多年的村主任,一直都得不到大家的理解,总是出力不讨好,并向记者透露,再也不当村主任了。谈话不到10分钟,村委会涌进十余名村民,齐声“讨伐”邵秋英、黄玉清等人。

吴国辉声称,他并不怕媒体,之前许多记者都曾找上门来,也没“出事”,这就说明自己并没有经济问题。

2012年底,叶汝坚被选为村主任。据黄玉清反映,这个新官无论大小事都不敢决定。村民们之所以选他,还是吴国辉从中以贿赂、恐吓等方式帮他拉票,“50块、100块就买通了村里人。”结果,这场选举成了摇摆式民主。

据记者调查,叶汝坚任村主任一年多来,麦边村还没开过村民大会,吴国辉遗留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在农村,“老村长”在任时间长非常普遍。村干部任职时间过长,为村干部家长制的形成提供了条件。2012年底,担任8年村主任的“20亿村官”深圳龙岗街道南联社区村委会主任周伟思被揭发。

合肥市委常委、纪委书记雍成瀚说,从实际情况看,选择村干部的范围很有限,同时,选出来的村干部一般工作时间都很长。

经调查,目前合肥市任职最长的村支书在任28年,最短的也有5年。刘怀寅任村支书25年,就利用宗族势力,大权独揽,村干部也由其“一手栽培”,形成盘根错节的“腐败利益共同体”,村里的就是“共同体”的、家里的、自己的。加之当前村级管理体制不够健全、监督不够,造成村(居)干部大权独揽、无人过问。

讳莫如深的村账

村民想要查清村里的收益、支出等数目,吴国辉只抛给他们一个村集体收益“80万元”的数字。

邵秋英从未对村账产生过怀疑。直到2010年的一天,她从一位竞投失败的开发商手里拿到了村里7份土地使用权承继合同。原来,吴国辉联手开发商强拆旧电器城后,威逼原商户们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签订了7份承继合同。

2013年,麦边村民又一次被蒙在鼓里。此前,村委会与开发商黄焯佳签订的合同清楚表示,一切拆迁费用由黄承担,包括拆迁补偿。但麦边村银行账户却被法院查封,村民2013年的分红被推至2014年才发放。邵秋英为此找到大沥镇政府,镇领导明确表示,补偿款必须由开发商黄焯佳承担,与村无关。

前两年,村民们要求查看村里的账目,屡被拒绝,“吴国辉不让我们过问。”黄玉清无奈地说,她和其他村民想要查清村里的收益、支出等数目,吴国辉只抛给他们一个村集体收益“80万元”的数字。对于这个数目,黄玉清无从探其真假。

而管辖麦边村的平地社区党总支书记陈启雄则表示,不可能存在这种情况,“村民随时可以到本村查询账目。”他说,村民还可以到平地村进行查看,再上一级,大沥镇财务监督中心同样监管着村财务,每个村每月还会定时在公布栏上贴出村里的收支情况。

“那只是笼统的统计,我们要查看每笔钱的支出明细,但是没有实现。”黄玉清说。

对于村民怀疑村主任做假账,陈启雄直呼“不可能”。他介绍称,麦边村的进出账都要经过平地村委会的核实、盖章,村干部才能拿到钱,“收入和支出我们都有一套完整的制度。”陈启雄说,去年因为麦边村村民的投诉,第三方独立审计公司审计了麦边村账,并无发现问题。

11月7日,记者要求查看麦边村近两年的村账和相关的承继合同,陈启雄以村委会档案室正在装修,一时间难以找到相关资料为由,拒绝了记者的要求,并让记者到大沥镇相关部门查看账目。

有专业人士曾这样归纳:有的村账,村支书签批,村主任也签批,造成财务管理混乱失控;有的村,会计、出纳不分设,让一人兼任,更有甚者,村会计、村主任和村支书有一定的亲缘关系,钱账不分,白条坐收坐支,缺乏制约;个别从事财务的人员不懂会计业务,不坚持原则,唯村支书和村主任的命令是从。

基层民意表达不畅

邵秋英曾经向大沥镇、南海区、佛山市等相关部门反映过村务问题,但始终无人回应。

据记者了解,虽然村务公开、政务公开已经搞了很多年,各地也出现了许多好的做法,如村级财务实行定期公开,村里重大项目或开支由村民理财小组商量讨论,村级财务实行“双代管”等,但有些地方或单位只是走过场、搞形式。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监察厅副厅长刘蓉华认为,遏制村官腐败首先要规范村级财务管理制度,而且必须通过村务公开来约束村官职务与履职。

邵秋英曾经向大沥镇、南海区、佛山市等相关部门反映过村务问题,但始终无人回应。每当麦边有新情况,她都会及时改写举报信,来来回回弄了十余个版本。她告诉本社记者,虽然这条路很长,但一直都没有放弃,因为必须为子孙后代争取应得的利益。

一位曾经办理温州10名村官贪污案的检察官告诉媒体,之所以许多基层干部受贿多年而未被知晓和制止,“最重要的是民意表达的渠道不通畅,即使村民知道自己的钱被贪污或者权益被侵占,但不知道去哪里反映,客观上纵容了村干部的不法行为。”

“应当说,农村惩治和预防腐败并不缺少法律上的依据,问题是农村腐败问题情况复杂,涉及诸多复杂因素,加上制度界定腐败现象的成本很大,所以,惩治不力和预防无效的现象也是存在的。”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莫纪宏曾指出,“农村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关键是要真抓实干,要获得群众支持,同时要投入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专门处理这一类问题。”

莫纪宏认为,农村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首先应当纳入到整个国家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中,而不应当过分强调这种体系的独立性。从司法层面来说,要加大对农村腐败问题的查处和惩罚力度,“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惩治和预防农村腐败现象中的作用,是一条非常有效的制度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