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王树增线阅读 王树增: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
继《朝鲜战争》《长征》《解放战争》之后,军旅作家王树增完成了“战争系列”作品的收官之作——《抗日战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6月)。这部作品以战争的每一次事件和每一场战役为纵贯线索,以第二世界大战的国际视角,力图全面真实地揭示了中华民族反侵略战争胜利背后的故事。
在《抗日战争》中,王树增对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都进行了详尽的描写。在他看来,这场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我们遗忘的太多,对那些在这场战争中为这个民族而倒下的人不公平,对这段历史也不公平。
王树增在接受访谈中多次强调,《抗日战争》写的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培养一个民族较为理性的心理特征的办法,需要在自己本民族历史中寻找,而抗日战争这段历史是我们能够寻找到使我们内心更强大、更理性的历史之一。
访谈
搜集尽可能全的史料
问:抗日战争战局复杂,历时很长,您的这个系列著作对战争的描写又非常全面,在结构上是怎么处理的?
王树增:我认为抗战历时14年,是从1931年开始的。之所以后来说八年抗战,是因为加了一个定语——“全面”,1937年以前算是局部的。但是,中日两国的战争状态从1931年就已经开始进入了。
为此,我特意用了一个大约七万字的序章,来讲述“七七事变”之前的抗战史。我很重视“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之间的这段历史,所以,我把序章写得比本书中的任何一章都要长。写得越完整,读者就越能知道战争的基本脉络。
结构我是这样构思的:正文叙述用三卷本的结构。
我用一卷的篇幅写了我国局部抗战,还有全面抗战第一年的历史,这其中的事件和大的战役非常多,需要梳理的脉络也很多,有很多需要把握的重大事件和需要交代的重要历史人物,要从整体上把握战争的格局。我不是写简明史,必须得有这么大的体量。后面两卷便是八年全面抗战的历史,1937年虽然双方都没有宣战,但“七七事变”仍是全面抗战的标志。
三卷是按年度分的,二卷可能跨度大一点,但是在战争相持阶段,像1940年、1941年,就没发生什么大事。而从战争一开始一直到淞沪战役,大事件很多。这个不是严格按时间来区分的,看史料的分布。
问:您的资料来源主要是什么呢?
王树增:来源很广泛,我们自己的资料很丰富,我也去台湾地区、日本搜集了大量的史料。
台湾的抗战史很多,但是也有很多资料的真实性存疑,我只能把各方的史料对在一起。这中间需要做一个去伪存真的工作,这个工作可能耗我的时间最多,我凭借自己有限的史学,尽可能做到历史的公允。
任何真实与不真实都是相对的,你要说分析史料怎么才能做到我所谓的真实,我只有一个原则,那么就是对这场战争认知的原则。对这场战争我有一个基本的看法——是全民族的抗战,这是一个前提。
认识这场战争最好是要抛弃对党派之争的偏见。它是一个民族受到外来异族侵略之后第一次全民的、各个阶层的、全民族的抗争,抗日战争不同于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所有的战争。只有站在这个角度上来观察史料,才能基本上掌握到历史的大势。
问:您写了五年,写这样的大作品资料整理是非常大的工程,您能讲讲这个过程吗?
王树增:搜集整理已经远远超出了五年。我的战争系列不是写一本搜集一本,二十多年以来,我一直关注整个战争系列所有的档案史料。我觉得相比其他的作品而言,这部作品在关于史料的查证、搜集、采访和运用上,难度最大。
这不是一个教科书式的纯粹战史的作品,它是一个非虚构类文学作品。它不仅仅需要大量对史实和档案的合成,更重要的还要掌握人与人的命运,搜集历史参与人的具体档案很困难。
实际上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我们这么多年来对这场战争的档案和口述的整理留存都做得不够。我们遗忘的太多,对那些在这场战争中为这个民族而倒下的人不公平,对这段历史也不公平。我就是怀着这样一种心境去努力核查档案,尽我的最大努力去搜集每一个角落。
全民族的抗战
问:我注意到您在书中有很大篇幅对正面战场的描写。
王树增:整个抗日战争呈现出极具中国特色的战争样式,它分成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战场。偏废任何一个战场都无法解释这场战争,也无法解释这个战争的结局,还无法解释这个战争的逻辑。
我这里所说的逻辑是中日战争爆发时,面对的是两个国力、军力十分不对称的战场,这和后来苏德发生的战争不一样。我们当时还处在什么时代?我们唱的歌是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处于冷兵器时代。但是日军呢?日军是航空母舰时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敌后和正面两个战场同时存在才能够形成我们现在为之自豪的这场战争的样式和进程,这是缺一不可的。
之前可能有一种认识误区是将党派之争置于整个战争之上,或者用一些偏颇的历史观来诠释这场战争,这是对抗战认识的偏见。
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对正面战场描述不多。我觉得这至少有两个遗憾:第一个就是让我们很难理解战争全面和战争胜利的原由;第二个还是重复我曾讲过的那句话,如果我们忽视了正面战场上的作战,我们对不起那些在战场上倒下的人,这些人是我们民族的前辈,他们所做的努力和牺牲是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很难想象的,战争的惨烈程度也是很难想象的。
所以说从这一点上讲,对于两个战场,我都想给予充分地表达。实际上并不是说我描写的幅度有多大,是以前描写的太少了。
问:您在写作时,如何平衡这两个战场?
王树增:我想战争的主体还是写人。我不是一个军史学家,非虚构类作品究竟还是文学类的。文学类的主旨是(关注)人,不管是哪一方的人,人在战争中的状态,心理状态、身份状态,我觉得这是写这种书的要旨。
我写《抗日战争》并不是以两个战场作用和意义的对比来决定篇幅。就跟现在有些人说国民党和共产党消灭了日军多少人,用数字来衡量两个战场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不对的。在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作为国家军队和另一个国家作战,兵力非常多,战场非常辽阔,所以事件和数据也要更多,叙述的篇幅也就相应增大,并不是以重要性决定篇幅。
正面战场的作用是一步步阻滞日军。从武器装备、战略素养、军事素质、部队协同等方面看,中国军队甚至都没有经过近代化的训练,更不要说现代化了。而实行游击战的敌后战场,虽然在我书中的篇幅相对小一些,但八路军在没有军饷寄养、兵力有限、武器非常简陋的情况下,以只有他们才能进行的作战方式,进行游击战,牵制了很多兵力,到相持阶段,日军甚至需要从正面战场调回主力部队投入敌后战场。
正面战场上,我们一直在丧师失地,但是每一次日军发动大规模战役,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中国将士都勇敢地阻敌而战,即使没有坚守住要坚守的土地,不断死伤非常严重,他们也毫无畏惧,完全是在用身躯阻挡日本军队在我们国土上的推进,他们是非常了不起的。
我写作的初衷是希望每个战场都能够写到位,对它们各自的作用写到位,切实达到一种历史的到位。
艰苦的战争过程
问:我注意到关于淞沪之战,你写到国民党军队头戴德式钢盔,身穿绿色军装短裤还穿着草鞋。应该说淞沪会战是蒋介石的精锐部队了,用了几十万,最后也是惨败。除了装备上的差别,那时国民党精锐部队和日军的差异还有哪些?
王树增:正面战场和日军的差异不仅仅是武器装备上的,武器装备上就是一个物质上的差异,我觉得最大的差异是战争观念差异和文化差异。这两大差异使得正面战场上难得见一场让我们心情舒畅的作战,都非常惨烈。
第一是文化上的差异,日本民族文化和中华民族是两回事。我们以儒家为代表的文化实际上是很温和的文化,所以说有一个日本史学家说过“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见到军队的士兵,就好像见到了中国的农民”,也就是说看到中国士兵,除了身上那身衣服不一样之外,整个行为方式和中国农民没什么区别。相反在日本,你看到一个日本农民就能够看见一个日本士兵,因为从幕府时代来形成的武士阶层,尚武已经深入到民间去了。
我在这部书里还写到日本军国主义文化基础的由来。我们老在说我们中华民族不会扩张,确实是这样,因为文化没有扩张的底子。郑和下西洋是宣传皇威去了,到那儿转了一圈就回来了,绝不是说插一个旗帜,宣布这是中国领土,不是这样一个思维逻辑。这两种完全相悖的文化,和平年代显不出来,一旦进入战争年代,就全部展现了。战场上是人与人相拼的,相拼的人是承载文化基因的,所以说在战场上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还有一个是战争观念的问题,中国军队还没有形成现代战争或近代战争的观念。所有的战役当中的战役协同、战术协同、步炮协同……不是说不怎么样,是根本就没有。所以说我们常常看到很古怪的事情,好比说现在日军打到长沙,都在这儿拼了命了,近在咫尺的第三战区在干嘛呢?在那儿呆着。
只要不进国防部定的那个战役线,没有进到我这儿来我就不管他。消极避战这几个字简单化了,当然有消极避战,最重要的是没有这个意识。
问:国共两党在战争中的“争夺”,是否给战争带来了实际的困难?
王树增:说争夺是不准确的,在长期的抗日战争中,两党之间确实存在过摩擦,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比如说皖南事变,在抗战的相持阶段,蒋介石逼迫新四军迁移,并在过程中伏击了新四军,这在当时给中国的抗战造成了巨大阴影。
因为日军一旦发现国共间有缝隙,便会利用这条缝隙。皖南事变后,日军便开始进攻中条山。之前在中条山地区驻守的新四军和卫立煌的部队合作得非常好,日军很早就想打下中条山,但是没有好的机会动手。皖南事变之后,他们就开始进攻了。战争开始后不久,日本人就曾经说过,对于中国他们什么都不怕,唯一害怕中国的只有两个字,就是团结。
皖南事变爆发之后,共产党人虽然对国民党的行为进行了非常强烈的抨击,但是没有采取军事上的报复行动,共产党人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前提。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中国才能进行全民抗战,抗战才能坚持下去。蒋介石也知道,如果真的公开和共产党人发生正面的冲突,在抗战的前提下,中国各界都是不允许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们和美国变成了盟军,对中国援助最大的美国人也不会允许这种冲突出现。两党之间的摩擦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但至少在抗战胜利之前,国共两党,至少共产党都坚定地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问:您怎么评价中国抗日战争时的外部力量?比如说苏联的援助。
王树增: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我们获得的最大援助来自苏联,苏联不但有大量的贷款,还有大量的武器输入,甚至有士兵直接参战。尤其是在武汉会战当中牺牲了很多苏联的飞行员,他们带着飞机来帮我们作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我们和美英等国结成联盟,战争的国际格局才开始改变。
我们应该尊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牺牲的那些苏联青年。现在在武汉,包括长江中下游还有他们的纪念碑。他们也是我们缅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苏德战争爆发之后,希特勒动手之后,苏联的援助就没有了,因为实在顾不上了。紧接着珍珠港事件爆发,大家就明确了,中国独立抗战的局面结束了,最艰苦的时候过去了。日本肯定要失败,这已经成定局,只不过是什么时候而已。
最艰苦的时候,苏联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很多都是低息的贷款,那些贷款美国国会是通不过的。我们没钱,必须贷款,得买弹药,什么都得买。所以说在这一点上,应该对苏联有很高的评价。当然后来他们出兵东北,加速了战争结束进程。不过不要认为苏联是为中国人打仗的,这是两个概念。我并不是贬低苏联出兵东北的历史意义,但是我们不要非常幼稚的认为他们帮助我们消灭侵略者。为争夺远东利益,日俄留下了梁子,现在正好可以一扫而光。
问:怎样从世界反法西斯的视角来看中国的抗日战争?
王树增: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就拿曾对我们进行过很多援助的苏联来讲,如果德国人从西边打,日本从这边打,斯大林怎么作战呢?我们的艰苦抗战把日本人死死拖在中国战场上,他的东方部分就安全了,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斯大林心理非常清楚,就是中国一定得打下去,否则苏联的麻烦可就大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结果就可能会改写。
从1931年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在世界反法西斯的东方战场,中国人民是独立作战,是孤立作战。最艰苦的时候,世界列强都是绥靖主义者,美国人不管抗日这个事,英国人自保就完了,英国人甚至和日本有勾结,绥靖主义者根本不管中华民族的命运。这种格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发生改变。后来我们派出最精锐的部队赴缅、赴印作战,在东南亚战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也收获了伟大的战果,这都是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的重大贡献。
每一个国家的行为都是出于本国家的利益,但是国际社会应该正确认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民族的心灵史
问:您的战争系列写了长征、朝鲜战争、解放战争,最后才写《抗日战争》,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王树增:首先,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战争系列就剩这一部了,我之所以给它搁到最后,是因为它难度最大,需要我花大量的时间去积累史料。
第二我还有一个动机,就是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作为一个军人我有一个深深的感觉,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对我们本民族的历史,尤其是对本民族的抗争史解读得不够,关注得不够,尤其是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百年以来第一次在反对异族侵略当中是胜利国。中国近代史是充满屈辱的历史。渗透在当代中国人性格当中的那种不安,那种焦躁,那种容易冲动,极端的自傲和极端自卑的混杂,以及民族主义的那种情绪永远在内心激荡等等这些特征,其实都和百年以来中国屈辱的历史有关。
当代中国人的心理特征,我认为不是中国人的罪过,它是历史造成的。今天还需要质问我们自己,我们的腰杆到底硬起来没有?实际上现在这还是个疑问。不是说你的经济总量和军事力量如何,这是物质上的东西,更多的还是精神上的,就是中国人在精神领域是不是一扫屈辱,真正充满了自信。
一个人,一个民族的精神中,只要他确立了自信,他就会坚强、宽容、理性。我们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领域当中是不是已经达到了这样的质量要求?我想还没有。那么怎样来培养我们民族较为理性的心理特征,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从自己本民族历史当中寻找。我觉得抗日战争的这段历史是我们能够寻找到使我们内心更强大、更理性的历史之一。
八年的战争可不是短暂的战争,从9·18事变后算是14年,一个国家处在战争状态14年,这个民族熬过了多少时光,作为后人来讲,有什么理由能把这段时光遗忘掉。我们不但不能忘掉,还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彻彻底底的来梳理抗日战争的每一寸时光,来寻找我们这个民族的心理发展历程。
因此我跟很多朋友说过一句话,我写非虚构类作品,无论是近代史还是战争史,实际上是写心灵史。我觉得当代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好好的梳理我们民族的心灵。
问:您对《抗日战争》读者群的定位是什么?
王树增:我虽然写的是历史,但是我永远是为中国当代读者而写的,为我们整个民族而写,尤其是为当代中国青年而写。我希望青年人喜欢我的东西,如果青年人喜欢我的作品,我将无尚的荣光。
一个人虽然生命非常短暂,但是必须得知道自己从何而来,这样才知道自己到何而去。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有这样一种感觉,活得可能自在在一些,安心一些,同时遇到生活挫折的时候他可能会坚强一些,不会做出非常幼稚和鲁莽的举动。我觉得如果说我的作品能给当代中国青年有这样一种帮助,以这样一种方式和中国当代青年读者形成朋友的关系,用我的文字和他们来谈心,并且得到他们认可,那我这书就没白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