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诚的六个徒弟】王忠诚的徒弟名单

核心内容：王忠诚的六个徒弟，为什么王忠诚院士要到浙医一院成立学术委员会，到浙医一院收徒弟？

詹仁雅说：“王老当时开了三个条件：业务高标准、人要做实事、硬件靠得牢。”

“业务高标准，切动脉瘤，要求高的医生动作快、出血少、切得干净，随便的医生慢吞吞却切不干净，术后恢复差，肿瘤复发。

王老以自己的临床标准要求所有学生，不破坏神经、不多流血，每台手术像示教片一样清爽、利落。”

“人要做实事，王老规定神经外科的医生每个人确定自己的亚专科，开脑出血手术的、切脑肿瘤的、处理脑创伤的，各选各的，专门开这种手术，把事情做专业。”

“硬件方面，我们浙医一院没有问题，设备已经是世界水平了。”

王忠诚院士83岁高龄了，大部分时间人在北京，但他每隔几天和医院神经外科主任詹仁雅通通电话，病房里有什么疑难病例，他第一时间帮忙会诊，给出建议。

病人如果有要求、病情比较棘手，王院士就指定他在北京的“高徒”开刀，几乎每隔两个星期，就有一位来杭州，而他的这些徒弟，在全国神经外科领域都是一等高手。

王忠诚院士2012年9月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王忠诚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神经外科事业开拓者和创始人之一，他创造了多个世界第一：世界上做神经外科手术唯一超过万例的人；做脑血管畸形手术数量最多的神经外科专家；1985年，他成功切除的直径9cm巨大动脉瘤至今为世界之最；他完成的脑干肿瘤手术数量在国内外最多，手术死亡率不足1%，居世界首位；他完成的脊髓内肿瘤切除手术无一例死亡……

“我怎么成这样了，我还要工作呢。

”老人仰起脸，焦急地望着女儿王锐。今年2月，87岁的王忠诚院士病倒了，住进医院接受一次次治疗、放疗。

9月30日中秋节的下午，这位世界上唯一一位完成逾万例开颅手术的医生、被誉为“万颅之魂”的王忠诚院士永远地离开了。

正在成都开会的于春江，收到师兄发来的这一噩耗。

对于于春江他们来说，王忠诚是导师，更像一位父亲，他不仅建造了中国神经外科大厦，还用毕生精力构建了中国神经外科大家庭——亲自培养了70余名研究生和博士后，在全国近万名神经外科医师中，近一半是王忠诚带领的神经外科团队培养出来的。

作为王忠诚早年的第二批博士生，于春江是这位“父亲”最疼爱并寄予厚望的孩子之一，目前已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神外专家。

十一长假期间，他向健康时报记者追忆了老人的二三事。

60年未恢复的白细胞

导师的身体一向不好，这一点，于春江等在王忠诚身边十多年的学生们都知道，因为王忠诚很容易感冒，发烧。

“当时我们经常被告知，王院长感冒了，所以去汇报时人不要太多，时间也不要太长。

那时候王院长平均每年有两三次肺炎。”于春江回忆说。

这是60年前落下的白细胞过低的病根。在CT技术还没有问世前，上世纪50年代，为了掌握脑血管造影技术，王忠诚在缺少防护的情况下，无数次暴露在放射线中做实验，“白血球降到2000多，只有正常人的一半，一辈子都没有恢复。

”他用自己的健康换来了2500份脑血管造影资料，并在1965年出版了中国首部脑血管造影术专著，使中国神经外科诊断水平缩短了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30年的差距。

知道自己免疫力差，王忠诚一刻也不敢放松锻炼，他曾说：“只要身体能行，我会把手术做到做不动的那一天，即使到了那一天，我还要到手术台边帮助我的学生和助手。”

王忠诚抓紧一切可以锻炼的机会来健身，比如练习悬腕书法来增加自己的手臂平稳和持久力，就连看电视时也要蹬一蹬脚踏车。

他办公室外有一张乒乓球台，空闲时，王忠诚会和学生们打上几板，年过80，都能一次打半小时。

三年前，王忠诚患了癌症，“为不占用工作时间，他凌晨4点起床锻炼。

”但身体仍然每况愈下，王锐回国照料父亲。

去年癌症指标越来越高，放疗效果也不佳。王锐说，直到住院前一天，父亲还在坚持按时上班。那时的父亲觉得自己很乏力，甚至无力坐车，司机每次使劲儿把他搀扶上车，在医院走廊里，他需要拄着拐杖一点点挪动，最后实在坚持不住才住院。

然而，王锐说，87岁的父亲由一个医生，变成一个病人，不断地治疗、放疗，话语仍没有一句家务事，而是絮絮叨叨地对家人说“我还有好几个病区没有看呢，还有一个会议要开……”

画出一张张病例图

王忠诚创造了多个世界第一，其中包括脑干肿瘤手术数量在国内外最多，死亡率不足1%。

1988年，从河南医科大学硕士生毕业以后，于春江被分到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工作，一年后考上了王忠诚的博士生，那时导师正在做脑干肿瘤的研究工作。

在脑干上动刀风险极大，于春江说，脑是人的神经中枢，脑干则是“中枢中的中枢”。

这是人体最精密、最复杂的部位，也是人体中最脆弱的地方，一直是“医学禁区”。他拿起一个红酒杯，如果把杯体比作大脑，杯底比作躯体，那细细的颅颈交界的位置就是脑干。脑干只有拇指大小，但却集中了许多极为重要的神经核团，以及脑与躯干所有上下联系的神经纤维，它主宰着呼吸、心跳、意识等，维持着生命的机能。

在脑干面前，神经外科医生无能为力——看着密布的神经和血管，既不知道从哪里入手，也不知道动什么。

于春江回忆说，当年一听老爷子要动脑干，儿子连连摇头“这个恐怕不行，国际上都不能做。”王院士的儿子王劲在美国也是一名优秀的神经外科医生，每次回国，都会跟老爷子介绍美国最先进的技术，但脑干肿瘤新技术几乎是空白。

然而，从1984年开始研究，1995年，这位70岁的老人在国际神经外科大会上作了题为《脑干肿瘤250例》的学术报告，震惊四座。

至今，他和他带领的团队已做了1200余例脑干肿瘤手术，数量之多，死亡率之低，始终保持世界第一。

在王忠诚仅1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没有挂字画，也没有挂照片，整面墙上密密麻麻挂满了脑干解剖图。

不仅如此，他还坚持自己“画病例”，这个习惯开始于1972年CT影像技术问世，可以精确判断颅内肿瘤的位置之后。

于春江回忆说，当年每次手术前，导师都会带着一张自己根据磁共振影像画的图，标出患者肿瘤的位置，记录病人的年龄、性别、术前症状；手术后，他还会记录术后症状，肿瘤和血管的精确位置，术前术后的症状、影像、体征对比。

一例一例地画，对于一个七十多岁的老教授，这个过程并不容易。

这些画，最终结集出版，成为留给后人最珍贵的医学档案。

为推广显微镜动怒了

在国内首先采用显微外科技术，使神经外科手术发生质的飞跃。

这是王忠诚院士对中国神经外科事业的重大贡献之一。

然而，这项工作在普及时曾遇到很大的阻力，一向温和的王忠诚动怒了：“谁不用显微镜，谁就别干了。”

当时是1995年，于春江刚刚从美国完成博士后研究回到天坛医院，王忠诚任命他为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神经外科六病区主任，负责听神经瘤和垂体瘤的治疗。

在显微镜下进行神经外科手术，精度得以成倍提高，但在普及的初期，不少医生却认为，“我的眼睛就比显微镜管用，花那几百万干什么。

”为此，王忠诚得罪了不少不愿改变裸眼手术方式的老同事、老朋友。

其实，早在1976年王忠诚就从文献上看到到美国和瑞士的医生用神经显微外科手术成功地做了小脑血管吻合术。

他认为这种手术创面小，患者痛苦小，当即就把这一课题列为自己的攻关项目。半年后，他就在一位由于小脑肿瘤缺血而造成偏瘫的患者颅内，成功地完成了国内首例枕动脉－小脑血管吻合术。

手术要在直径不到1毫米的血管吻合处缝合10针。王忠诚端坐在手术凳上，双臂悬起，身体呈90度角，透过10倍的手术显微镜，每进一针都要花一个小时，连续11小时保持一种体位，当缝完最后一针时，才发现双脚已经胀得发紫，就像穿了双紫袜子。

这次手术为神经显微外科手术在国内的普及奠定了基础。

“显微外科技术的普及，是我国神经外科技术上的一次革命。

”于春江说，为了提高手术的精确度，为了提高患者的生存率，老院长从来不怕得罪人。

现在的神经外科医生基本上都是用显微镜做手术了，动脉瘤的手术死亡率由10%降至2%以下。

我还没给国家一个交代……

王忠诚的每一个弟子都像他的孩子。王锐说，“他可能不是家里的好父亲，却是中国神经外科领域的好家长。”

北京天坛医院就像中国神经外科医生的“黄浦军校”，8年前，当于春江等三名弟子决定离开天坛医院自己创办一个神外专科医院，这对王忠诚来说，无异于孩子要另立门户。

那是2004年，于春江担任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已近十年，并且是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会中青年委员会组长。

然而，“我当时深深地感受到，一个天坛医院是不够的，病人太多了，凌晨三点多来排队，一张床位要等几个月，医生就像机器一样不停运转，这与我在美国看到的反差很大。” 深细熟虑了两年之后，于春江将决定告诉了导师。

“老爷子当时只跟我说了五个字，‘还有余地吗’我说没有，他就说‘那你走吧’。”

师徒之间第一次产生了隔膜，大半年于春江都不敢给老爷子打电话。

当年12月20日是王忠诚79岁生日，在审核邀请名单时，老爷子特别交待“别落下谁”，一看到于春江等三人的名字，他连说“好，好”。

生日当天，老爷子把三人叫到跟前，说：“在行业上有什么需要我支持的，告诉我。”就像父亲终于接纳了孩子的倔强一般，于春江心里暖暖的。

2005年上半年，于春江三人将三博脑科医院（现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第十一临床医院）开在复兴医院中，有一天，导师突然造访，看完后他放心了，说：“你们做手术肯定没有问题的，但服务一定要搞好。”

王院士说的“服务”，就是他素来对弟子的告诫：一定要以病人为中心，不能为了钻研技术影响病人今后的生存质量，甚至不顾病人的死活。

第一是不能死人，第二是不能让病人重残。因为脑部是人类身体最精密、最复杂、最神秘的区域，在神经外科领域很多情况下是治好了病，却造成了瘫痪、无意识等不可弥补的后遗症。

发展神经外科事业，是王忠诚院士毕生的追求，他培养的罗世琪、赵继宗、张俊廷、张力伟等一大批专家，都已成为中国神经外科领域的栋梁之才。

这些年，他始终牵挂的是要建一所现代化、以神经外科为特色的三甲医院，搭建一个国家级神经外科研究平台，办一所专门培养神经外科医生的医学院。

王锐说，在父亲病越来越危重时“他特别着急，他说我还没给国家一个交代……”

浙医一院神经外科主任詹仁雅接到来自北京的电话：“王老得了最高奖！”医院神经外科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王忠诚院士获得了最高国家科学技术奖。科室里的医生都高兴坏了，大家觉得，这是医学界的光荣、神经外科的光荣。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我国授予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在科学技术发展中卓有建树、在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化中创造巨大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科学技术工作者。这个奖项是我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由国家主席签署并颁发证书和奖金。

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得主是水稻专家袁隆平院士，王忠诚院士是医学界第二位获得该奖的专家，第一位是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院士。

王忠诚是我国神经外科的鼻祖，浙医一院神经外科的医生都称他为“王老”，“王老在我们心中，就是中国神经外科鼻祖，像个传奇。”温良医师说，“我们浙大医学院有本教科书叫《王忠诚神经外科学》，是王老主编的。所以，我们都是王老的学生。”

温医师说：“王老的传奇一个接一个——”“上世纪50年代，王老在我国第一个做脑血管造影，从此病人检查脑部疾病，不用忍受气管造影的‘头痛得想撞墙’，出版我国第一部神经外科专著《脑血管造影术》；

70年代，王老为病人做脑血管手术，包括动脉瘤、脑血管畸形，是全国第一位敢做这些手术的医生；80年代，王老攻入脑干肿瘤和脊髓内肿瘤这两个‘手术禁区’，脑干有呼吸中枢，脊髓掌握着四肢神经，一个不小心，可能窒息、瘫痪……”

王忠诚为什么选中浙一神经外科？为什么王忠诚院士要到浙医一院成立学术委员会，到浙医一院收徒弟？詹仁雅说：“王老当时开了三个条件：业务高标准、人要做实事、硬件靠得牢。”

“业务高标准，切动脉瘤，要求高的医生动作快、出血少、切得干净，随便的医生慢吞吞却切不干净，术后恢复差，肿瘤复发。王老以自己的临床标准要求所有学生，不破坏神经、不多流血，每台手术像示教片一样清爽、利落。”

“人要做实事，王老规定神经外科的医生每个人确定自己的亚专科，开脑出血手术的、切脑肿瘤的、处理脑创伤的，各选各的，专门开这种手术，把事情做专业。”

“硬件方面，我们浙医一院没有问题，设备已经是世界水平了。”

王忠诚院士83岁高龄了，大部分时间人在北京，但他每隔几天和医院神经外科主任詹仁雅通通电话，病房里有什么疑难病例，他第一时间帮忙会诊，给出建议。病人如果有要求、病情比较棘手，王院士就指定他在北京的“高徒”开刀，几乎每隔两个星期，就有一位来杭州，而他的这些徒弟，在全国神经外科领域都是一等高手。

王忠诚（1925年-2012年9月30日），神经外科专家。山东烟台人，1950年6月毕业于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是中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率先开展了对神经外科“禁区”脑干肿瘤和脊髓髓内肿瘤的临床与基础研究，完成了600余例脑干肿瘤、500余例脊髓内肿瘤的显微手术治疗，数量、质量居世界前列。

2008年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于2012年9月30日不幸逝世，享年87岁。王忠诚院士现任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医学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天坛医院名誉院长，北京神经外科学院院长，世界华人神经外科协会主席。

世界卫生组织（WHO）神经科专家咨询团委员，国际脑研究协会成员，美国、日本神经外科学会名誉会员。两次被美国传记研究所评为年度世界名人，还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授“国际荣誉勋章”。1988年12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他“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光荣称号。

1994年荣任中国工程院院士；1997年被授予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获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章；光荣地当选为党的十五大代表；同年获香港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最高成就奖，并将奖金100万元港币捐献给北京市卫生局，用于首都卫生系统人才培养；

1998年王忠诚再次当选为全国九届人大代表，并为大会主席团成员。1999年荣获“首都楷模”称号，参加了国庆50周年一系列庆典活动，受到江泽民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2000年获得“白求恩奖章”。2001年在悉尼召开的第十二届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上被授予“世界神经外科最高荣誉奖”。2009年1月9日，获得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