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义忠夫人 阮义忠摄影人文奖:是“人文奖”?还是“阮式温情奖”?

关于《绿皮火车》,四月风会员徐祎曾在《钱海峰PK王福春——一场牵强附会的对决》一文中,做了精彩的解读,以下为节选:

可当我们浏览在“连州国际摄影年展”展出的,钱海峰历经八年,乘坐227列次的除港澳之外“绿皮火车”所到之处拍下来的万余幅照片中的一小部分时,人们不禁心里“咯噔”一下。这些看上去离经叛道,甚至是凌乱无序与“主旋律图式”格格不入的图片是要告诉人们什么?站在展场里走过钱海峰一幅幅照片,都会让人心里莫名滋生出一阵阵的空虚感。钱海峰镜头里的中国乘客满脸的无助、沮丧与焦虑,好像一种从未兑现的归属感呈现在我们面前。正像策展人唐浩武在前言中写道:钱海峰的《绿皮火车》给沉浸在“小时代”梦境的我们兜头浇了盆凉水。

毫无疑问,当下的中国已全面进入消费的时代,“市场与消费”已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主题。市场的发展一开始便暗含悬疑,都市化、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常常会给人们心理上带来一些巨大的反应,包括刺激、兴奋、紧张与不适。当失去土地的农民一觉醒来面临生计窘况时,心中充满了惶惑、焦虑与不安。各类社会矛盾的凸显更加重了人们的不安全感受。每一年中国人都有几亿人次像候鸟一样迁徙在路上,奔赴他乡讨生活、讨公道,廉价的“绿皮火车”顺其自然地成为这个国家运输“人肉”的集装箱。在这些“绿皮包裹”里,钱海峰随意地摄影就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社会的真相。这些万花筒般的车厢似乎就是中国底层社会的“白皮书”。

这个世界是什么屏蔽了我们的观看?全封闭的高速公路容不得你随意下去走进一闪而过的村舍,机舱内狭小的舷窗只能让你窥见巴掌大小苍茫的土地,地铁里一张张木然的面孔紧贴着手机屏幕让人们无暇旁观。消费社会的格式化不但遮蔽了先富起来的双眼,而且渐渐对真实视而不见。

“这些万花筒般的中国底层社会‘白皮书’”,一言击中了钱海峰《绿皮火车》的核心:对底层生活持续长久的跟进关注、深入体验、记录和呈现,以期人们能更加客观、全面的看待自己所处的社会,《绿皮火车》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和人类关怀意识,是典型的人文主义摄影作品。

我们再返回看第一届阮义忠摄影人文奖评选,其实也并非没有评委支持钱海峰问鼎大奖,虽然评价基本围绕拍摄技术,而非“人文”意义解读。比如终审评委中唯一的国际友人布莱恩·坎贝尔(Bryn Campbell)。如图:

我们再来看看大奖作品冯君蓝的《微尘圣像》。

首先声明,我对有信仰者是表示尊重和支持的。在此只是就事谈事,如有冒犯还请见谅。

#阮奖第一名冯君蓝《微尘圣像》作品

从作品、作者自述、作者简介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出“冯君蓝”是阮义忠的“学生”,受到过阮义忠摄影展及其相关著作的启发,而我不得不承认,他的确是很好的“学生”,完美继承了阮义忠的“温情主义”和“爱”的摄影…

而关于阮义忠的“温情主义”摄影及其“滥情”文化,从来不乏批评者,其中尤以同样来自台湾的学者郭力昕写于1999年的文章《告别不了的“滥情”文化——从阮义忠的摄影谈起》(点此直达原文和相关讨论)解析的最为透彻、理性和客观,基本可以准确的阐释阮义忠对“人文”的理解,以及基于这种理解下的奖项评选导向。下面节选几段文章核心论述:

台湾社会向来习于将具有崇高与深刻意涵的人道主义,表现成一种「温情」的层次。但是,正如人权工作者黄文雄所言(《中国时报》,1999.10.31),如果我们缺乏监督国家机器与发展公民社会的意愿,无法使责任与道德做有效的分工,却只会无限上纲「爱心」,将无法处理现代社会的问题或危机。评论家颜厥安也曾在对九二一大地震后的反省里,也提出灾后台湾之「爱的论述的大泛滥」这项准确的批判。 

温情是人道主义的一种通俗而廉价的认知和实践形式,它因而易于被庸俗化或商品化为一种滥情主义的层次,从而剥削了人道主义与爱。这类浮滥而轻易的「爱心、关怀」论述,充斥在政府与民间、反复于艺文工作者与阅听大众之间。

检视近二、三十年来台湾的艺文创作者,这样的思考模式与精神面貌比比皆是:不仅摄影创作圈所生产的滥情文化十分严重,其他领域如舞蹈、通俗音乐、文字创作、评论生产、纪录片作品……,都不乏这类例子。 滥情主义的虚矫作品,固不值一谈;好的、严肃认真的创作,如果仍只是将力气放在「感动论述」的堆砌营造上,不断将「感动」的效果强烈而立即地压在阅听者头上,使读者或观众只能沈浸在一种类似宗教聚会所的气氛里,却不能再有空间做其他的思考,或者辨别作品中究竟有多少可资思考、或因为真正深刻所以感人的材料,那么,「感动论述」的盛行,反映的恐怕正好是创作语汇与思考能力的贫困。

这样的作品,鼓励并强化了台湾温情文化的持续再生与扩大。

加上媒体总是只能够以派对、节庆的心情,跟着创作者的节拍起舞,簇拥着这样的文化艺术生产,而毫无评断能力,则创作者、民众与社会都只好原地打转,难以出现跨越性的进步。 台湾主流艺文创作界之创作语汇的贫乏,主因之一是由于目前成为明星级的、或拥有充沛资源的创作者,其创作语汇与思考方式,大体上仍传承自1970年代。

若回到阮义忠的例子,虽然他的作品尚不至于代表七〇年代起那一批最精采的创作者及其作品,但阮确实很努力的想在其摄影作品中,与台湾七〇年代的精神面貌挂钩。

七〇年代的理想气质与纯洁情怀固然可敬,但死守着那个相对地说属于「纯真年代」里的语言与思惟,除了情操上的自我证明,只怕很难对付九〇年代以至于新世纪已然转换了的社会情境。

如果明知这种语汇的无力,而懒得在语言 / 思惟上反省、突破,以跟上或响应时代变迁,只是将逐渐无效的语言操作为一种美学标准或创作概念上的垄断,并且觉得可以理直气壮的进行这样的垄断,则只是反映了台湾需要更多严格的批评。

 温情感性文化的盛行不辍,说明了台湾无论怎么自我吹嘘,仍未脱某种「前现代社会」的内在体质。如果阮义忠的作品讯息,在台湾继续有「市场」的话(至于他在国外也有市场甚至口碑,则有着另一套文化逻辑,于此暂不讨论),则可能表示了不仅是创作者,而且是做为阅听者的我们,以至于整个社会,都告别不了二十世纪。

我们既无能力,亦无意愿。我们的身体与欲望行走在消费文化里,心态与思考则停顿在农业社会中。

在这种身心分裂的混乱状态里,我们连老老实实地面对、并承认自己无能处理的勇气都没有。西方文化历史脉络下循序发展的理性、反省与深刻之自我批评的那个二十世纪,我们还没有真正经验过,最多不过刚刚起步。那么,我们凭什么能够「告别」?

从郭力昕的观点中可以看出,台湾文化中是有把具有崇高与深刻意涵的人道主义(人文主义),表现为一种通俗而廉价的“温情主义”层次的传统。这种“温情主义”会因过度强调对“感动”效果的强烈营造,使读者或观众只能沉浸在一种类似宗教会所的气氛里,却不能再有空间做其他的思考,或辨别作品中究竟还有多少可资思考、或因为真正深刻所以感人的材料。

从这个意义上讲,“温情主义”一定程度上是反“人文主义”的。而阮义忠的摄影实践又强烈的被这种“温情主义”文化所洗脑,成为其忠实的实践者。

郭力昕说:“若回到阮义忠的例子,虽然他的作品尚不至于代表七〇年代起那一批最精采的创作者及其作品,但阮确实很努力的想在其摄影作品中,与台湾七〇年代的精神面貌挂钩。

七〇年代的理想气质与纯洁情怀固然可敬,但死守着那个相对地说属于「纯真年代」里的语言与思惟,除了情操上的自我证明,只怕很难对付九〇年代以至于新世纪已然转换了的社会情境。” 其实,即使到现在,“理想气质与纯洁情怀”依然大肆盛行,这种心灵鸡汤式的、不假思索的与时代脱节视觉作品,到底是懒得在语言 / 思维上反省、突破,还是确实没有能力响应社会时代变迁?这是一个需要有勇气去反思的问题。

郭力昕说“我们的身体与欲望行走在消费文化里,心态与思考则停顿在农业社会中。在这种身心分裂的混乱状态里,我们连老老实实地面对、并承认自己无能处理的勇气都没有”。

而更令人沮丧的是,阮义忠因头顶“中国摄影教父”的名头,在摄影界四处扮演着导师的角色,不知道还会有多少摄影爱好者会被“温情主义”话语体系、摄影和奖项所左右,无法真正感知深刻且具有意义的人文主义思想和摄影。这点,我们从阮奖公布获奖名单的微信文章底部留言中可以看出,“感动、灵魂摄影人、纯真的影像”等等“阮式温情”评论,随处可见。

以此可见,阮奖评选是否已严重偏离“人文奖”的真正内涵,而返回或者永远得停留在了“阮式温情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