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高棠在中顾委 王晓中:荣高棠和薄一波在中顾委机关
1985年2月,中央成立人事工作小组,研究制定三个委员会人事调整方案。6月,中顾委成立人事小组,组长薄一波,成员为萧克、伍修权(中顾委临时机关党委书记)、陈野苹和荣高棠。
人事小组根据中顾委的实际情况,拟定了委员调整方案。实际上是在年龄和健康状况上划出三条简单的界限,以利于大家理解和响应。首先,考虑八十五岁以上的,其次考虑八十以上、且身体状况不佳的,再次,考虑体弱多病、生活难以自理、已无力参加任何工作的。
7月,在中顾委人事小组的一次会议上,薄一波说:“这次中顾委要退三十多人,再进三十多人,年龄减轻了。估计再过几年,再退若干人,十三大再退一些,十四大就可以完成过渡。我们要搞的是退休制,不是顾问制。这个过渡大体要十年时间。在我们这一辈就要完成中顾委的历史任务。我们老同志,在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上,要带头。”
在此之前,邓小平曾估计过中顾委的时间表,曾说是“两到三届,十到十五年”。薄一波的这番话,第一次明晰地开出中顾委的时间表,是到“十四大,十年”。显然这不是他个人的意思。
9月,原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等老同志、原中纪委副书记黄克诚等老同志和中顾委常委李井泉等老同志发表公开信,请求完全退休,以实际行动响应和支持中央加快干部队伍年轻化、建立领导干部退休制的战略方针。中顾委有三十七名老同志在公开信上签名。这些老人的高风亮节,赢得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敬重。
9月23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圆满达成既定任务。邓小平在总结讲话时高兴地说:“这次三个委员会成员的进退,工作做得很好。一些老同志以实际行动,带头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推进干部制度的改革,这件事在党的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
会后,邓小平、胡耀邦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设便宴招待退休老同志。
薄一波以宴会主持人的名义即席讲话。他说:“在座的老同志们,我们在一起共事,有半个多世纪了!今天,你们要退下来了!小平同志说,让耀邦赞助(出钱),和大家照个相,做个纪念。启立(胡启立)说,应该吃个饭。事情虽小,但有意义。我代表我自己,向老同志们,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敬一杯!”
何长工代表老同志讲话。他说:“我代表退下来的老同志们感谢中央,感谢中央请我们吃饭!我已经八十五岁了,我们一定听中央的话,把退休制度坚持搞下去!”
邓小平说:“听你这些话,我要干一杯!”
席间,傅钟对邓小平说:“希望你活到两千年(2000年),那时候你九十六。”又对胡耀邦说:“希望你百年长寿,你们都要活到一百岁。”胡耀邦回应说:“那你先要活到一百岁!”
薄一波插话说:“对喽,老的要先活到一百岁,你才能活到一百岁!”意思是有先来后到。
邓小平抽着烟说:“够呛,我,耀邦,李井泉,我们三个都抽烟。”意思是他们都有抽烟的习惯,活不了那么长。
餐后,胡耀邦召集书记处、中央人事小组和中办相关负责人谈话,强调说,对退下来的老人要照顾好,他说:“机关行政人员要多走‘冷门’,不要只走‘热门’,不要做‘势利眼’的事!”
薄一波在中顾委常委会上,要求一定把退下来的老人安排好,照顾好。于是,中顾委临时机关党委决定,退下来的老人单独组成一个党支部,会议、活动照常安排,自愿参加,文件照看,等级、种类不变。
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王震、宋任穷增选为中顾委副主任,荣高棠增补为中顾委委员。
中顾委的老人,原来都是党和国家高级领导干部。退下来后,绝大多数人热情不减,尝试以各种方式“发挥余热”,继续多做些工作。但是,有的老人对于在新形势下如何转变角色,发挥自己的作用,有时把握不住,处理不当。譬如,有的老人还在原单位保留办公室,照常“光顾”机关,干预党委工作,习惯于发号施令,甚至干预到人事安排,和第一线领导人之间产生了不少矛盾。有的地方领导人无可奈何,把情况反映到中央。
对于相关反映,书记处几度研究,并书面通知中顾委对这种情况加以重视。1984年,胡耀邦在一次讲话中,着急地说:“不要老是讲‘发挥余热’了,有人发挥得别人都受不了了!”
1986年4月,薄一波在中顾委提出了“六要六不要”原则。
“六要”是:一要支持新领导班子的工作,这是“六要”中最根本的一条;二要关心下一代,包括教育好自己的子女;三要公正严明,说公道话,办公道事;四要拾遗补缺,为党政领导做一些没有精力顾及的事;五要学习,包括政治理论、科学文化和先进的管理知识;六要做表率,特别要做维护党的团结的表率。
“六不要”是:一不要干涉新班子的工作,特别是在人事安排问题上不要干预;二不要违反党和国家的政策规定,不要经商做买卖;三不要向组织上提过分的要求;四不要介入无原则纠纷;五,未经中央批准,不要当全国性或全省性组织的名誉会长、董事长之类的职务;六不要发牢骚,尤其不要不分对象、场合随便议论党的政策和人事问题。
中办将“六要六不要”通报全党,薄也逢会必讲。之后一段时间,薄一波和荣高棠分别与一些老同志进行有针对性的谈话,重点是解决这些老人和新班子之间的矛盾。
5月,薄一波在中顾委华东组会议上,再次诠释“六要六不要”的重要性。他说:“为什么要提出这些问题(指六要六不要)?是中央要求我们提出来的。希望老同志们保持晚节,善始善终。中央不是不要我们说话,但是在人事问题上不要说话。
这也是中央最着急的问题。千万要小心一点,对新班子不要过于干预。要让开大路,让新班子多做工作。我们老同志要做的,只是力所能及的工作,量力而行,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是为了多活几年,尽力而为是从党性来说的。
除了人事问题,其他可做的事情有的是。提意见是可以的,但是最好不要提干部问题。其他意见可以提,但要注意场合。可以写信给耀邦、小平同志,但不要在省里、市里强加于人,给人施加压力。中央有禁令,不要乱说乱道,特别不要在背后乱说。否则就是和中央不一致,不利于党的团结。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非常时期,我就奉劝同志们这几句。”
薄一波所说的“非常时期”,是指当时从中央到地方,正处于全面的新老交替阶段,局面尚不稳定,而且十三大正在筹备,中央希望减少各方面的干扰,实现平稳的过渡。这次讲话,反映了中央对于新老干部相互关系的严重关切。
“六要六不要”颁布后,绝大多数老人是理解和响应的,认为说到了点子上。荣高棠叫我把他担负的各种职务头衔进行一次清理,除了中央任命批准的职务外,原在一些刊物、团体、机构挂名的头衔,均与相关单位正式交涉,一概取消;除了体育、老年和青少年的活动,其他活动也一概回避。即便出席一些活动,也不再轻易讲话。
但是,也有一些老人对于这些规定有不同意见,认为是“因人而异”,也有的老人认为这些规定是专门针对老人的约束和批评,是一种“冷遇”,连耀邦也说“受不了”,心里有些不服气。
针对这种情绪,6月份,在中顾委主持召开的中顾委和省市自治区顾委主任座谈会上,薄一波再次讲话。薄一波说:“中顾委刚成立的时候,小平同志就提醒大家,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认真起到党章中规定的‘助手和参谋作用’,不要妨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包括政治局、书记处的工作。我们顾问委员会接触中央的部门,省、地、县甚至于基层单位,要注意传帮带的作用,而不是去发号施令。”
薄一波特别说道:“在这里,有必要指出,为数不多的众望所归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负有‘传帮带’的历史重任,他们留在党中央领导核心中,这是保证党的领导的成熟和稳定,保证新老干部的顺利交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所完全必须的,是符合我们的党情国情,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这段话,是“六要六不要”的一个补充,对一些老人、乃至党内一些人心中或明或暗的不服气,也是一句劝诫。
此后,中顾委再不提“发挥余热”的口号。
1983年,全党开始整党。11月12日,中顾委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决定:中顾委委员的整党由中顾委统一组织。为此,中顾委建立临时机关党委,组织在京委员参加整党。伍修权任临时机关党委书记,荣高棠任副书记,薄一波、王首道、刘澜涛、陆定一、黄火青、程子华、刘道生为党委委员。临时机关党委归中直党委领导,中顾委办公室负责临时机关党委的日常工作。
当时,中顾委有五十多位委员在京外各地定居。根据胡耀邦的提议,中顾委常委会决定,京外委员按居住地划分为华东、中南、华北和东北、西南和西北四个组,分别组织整党。各组集会时间、内容由委员们自行商定,并轮流担任召集人。会务工作由当地党委协助安排,费用由中顾委予以报销。
整党结束后,根据老同志的要求,临时机关党委及所属支部保留下来,外地分组集会的形式也继续保留,作为老同志日常学习、交流情况和随时发表意见的固定形式。
不久,在外地委员集会活动中暴露了一些问题。主要是集会时安排游览、观光活动偏多,有的委员开会时带着全家老小,祖孙三代在会上同吃、同住、同游览。吃饭时,一家就坐一大桌,出门时,一家几辆车。影响不好,开销也大。
各地召集人都想让兄弟省市的老同志在本地住得好些,休息得好些,以尽地主之谊,于是安排接待、游览观光等规格都比较高,有的地方的确显得铺张,超额的费用也不找中顾委报销,拿到当地财政解决。
荣高棠指示办公室全面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发现问题比较普遍。另据了解,各地老干部的“考察”参观活动也太多,给各地造成不小的负担。从1983年到1986年三年中,仅广东省顾委就接待了来自二十八个省市顾委前来“考察”的老干部一百一十多批,八百七十多人,还不包括中顾委去的老人,也不包括广州市顾委接待的人。
薄一波听到情况反映,非常恼火,他给荣高棠写了一张条子,毫不客气地说这种现象“不像话!”明确指示:“今后各地开会都要给中顾委报明细帐”。1987年起,他对外地集会的请示也有时压着不批,他告诉荣高棠,这些集会不符合中央要求的“双增双节”(增加生产,增加收入,节省开支,节省办事)的原则。从此,中顾委京外委员的集会活动逐渐冷清下来。
在1986年6月召开的中顾委和省市自治区顾委主任座谈会上,宋任穷也特别对一些地方顾委组织外地“考察”活动过多过滥的情况提出批评:“不要搞成变相旅游!”之后,这些现象大有收敛。
十三大后,1987年11月9日,中顾委常委会作出决定,中顾委临时机关党委及下属各支部已经完成使命,正式撤销。在京老同志以原来支部为基础,改成八个学习小组,以便继续组织学习和活动。同时,京外委员的分组和集会活动一律结束,老同志的学习、会议方式一律遵从当地党委的安排。此后,中顾委老同志有组织的活动越来越少了。
1987年1月,遵照邓小平的指示,中央召开“生活会”,解除了胡耀邦的总书记职务。也是遵照邓小平的安排,薄一波是“生活会”的主持人。之后,中顾委又根据中央书记处的要求,召开于光远和张光年的“生活会”。三个“生活会”之后,党内外对薄一波以及中顾委的看法有很大的改变。
本来,老一辈人退居二线,带头支持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赢得全党全国人民的广泛敬重。虽然在中央“生活会”之后,动荡不安的时局趋于平定,社会秩序逐步恢复,但与此同时,许多议论认为,中顾委还是在搞“左”的一套,思想僵化,薄一波在带头“整人”。因为荣高棠参与中顾委两个“生活会”的组织工作,也被指为跟着薄一波“整人”。在那一段时间,薄一波、荣高棠乃至整个中顾委,在声誉上背负着沉重压力。
中顾委机关前五年的工作,在薄一波、荣高棠的领导下,基本是成功的;中顾委的绝大多数老同志对机关工作是满意的。中南海内各单位,对中顾委机关工作的评价都比较高。
在工作中,薄一波和荣高棠的关系一直比较密切,相互配合默契。尤其是荣高棠,时时处处维护薄一波的威信,组织纪律观念极强,凡是薄一波有指示,他一刻也不耽误,不折不扣地遵照执行。对此,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