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鸿昌简介 何孟雄多松年吉鸿昌李子秀简介
何孟雄(1898-1931)又名定礼,字国正,汉族,湖南人。他幼年父母早亡,家境贫苦,从小憎恶旧社会制度。在学生时代,为寻求革命真缔,阅读过很多进步刊物,并参加了湖南杨昌济先生组织的哲学研究小组。在北京大学就读时,先后加入了李大钊领导的北京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逐步走上革命道路。
1919年“五四”运动中成为“北大”进步学生的骨干,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旋即被选为中共北京区委书记兼组织委员。
从1921年12月——1925年,何孟雄以张家口为中心开拓并领导了京绥铁路工人运动。1922年4月,经中国劳动组合部北京分部派遣,何孟雄同爱人缪伯英一起,来张家口组织工人运动。他以交通部密查员的身份,亲自发展了第一批党员,建立了第一个党小组(党员6人)和劳动组合小组(即工运小组),当时,桥东区宝善街南端的“八间房”,就是京绥铁路第一个党支部的办公地点,也是何孟雄在张家口歇脚的地方。
随着张家口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发展,何孟雄创办了第一所传播马列主义的“工人夜校”,筹建了京绥铁路工人的统一组织——京绥总工会。领导了张家口的“二七”工潮和“五卅”运动等工人运动。1925年5月,组建了张家口工人俱乐部(今桥东区宝善街小学院内)。
在此期间,京绥铁路职工运动以张家口为中心,相继建立了西直门、南口、康庄、大同、平地泉、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等八大工会,出现了工人运动高潮。在何孟雄直接领导下,京绥铁路工人为“争平等”、“争人权”、“争自由”、“争待遇”多次开展斗争。
如他领导了著名的反对“亡路合同”(即交通部与美国大康洋行签订的以京绥铁路抵押外债的“展期合同”斗争)。当时,京绥铁路工人组织“救国护路团”,集合300多人到北京游行请愿,直逼北洋军阀政府,迫使交通部撤销了“亡路合同”,惩办了京绥铁路局长陈世华。
其后,又领导了震憾全国的“京绥车务工人大罢工”。在他周密筹划下,1500多名车务工人为索取欠薪举行了全线大罢工,向当局提出七项条件,发表了《告各界同胞书》、《罢工宣言》,还多次粉碎了工贼的破坏和军队的武力威胁,迫使交通部总长高恩洪与工人谈判并答应工人索薪要求,使斗争取得了胜利。
通过斗争,培养了大批工运骨干,提高了工人队伍的组织程序和阶级觉悟。
1925年6月,何孟雄调往南方工作,历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长,江苏省委委员、省委书记和上海沪西、沪中、沪东区委书记等职,1931年1月在上海被捕,2月7日被反动派杀害于龙华,时年33岁。
中共察哈尔特别工委书记多松年
多松年(1905-1927)又名多寿,蒙族,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旗人。自幼好学,十岁就离家住在席力图召,白天帮下层喇嘛干活,晚上向喇嘛请教认字。1918年到归绥(今呼和浩特)石王庙小学读书,1923年考入北京蒙藏学校。
松年从小深受民族压迫、阶级压迫之苦,勇于追求真理。在蒙藏学校学习期间,受到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大钊、邓中夏的指引,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先后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马列主义研究小组。1924年由赵世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北京西城区党的宣传员,主持创办了蒙古族有史以来第一份革命刊物《蒙古农民》,并亲自作画、刻印、写文章,以张家口为中心散发到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传播革命思想,唤起蒙古族人民参加革命。
1925年,松年受党组织派遣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回国,担任了中共察哈尔特别区工委书记,负责开展察哈尔一带的革命斗争和工人运动。1927年,作为热、察、绥的代表,松年参加了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李大钊、赵世炎等先后就义,多松年怀着无比悲愤的心情返回张家口,急藏文件,组织转移革命同志坚持地下斗争。他深知革命事业的胜利只靠一个民族、一部分人是不行的,当他发现有的群众因受大汉族主义之害产生片面认识时,就宣传反对大汉族主义不能反对汉族的整体,天下劳动人民是一家的道理,团结蒙族、汉族人民共同为革命事业奋斗。
1927年夏末,由于叛徒出卖,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松年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壮烈牺牲于张家口的清河桥(原大铁桥)畔,卒年22岁。多松年是张家口第一个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身的共产主义战士。
注: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中,曾在张家口市广为流传的敌人用五个一尺长的大铁钉,把多松年烈士钉死在大境门城墙上(简称“钉死说”)是内蒙呼和浩特市个别人杜撰的,后又流传到张家口的。在张家口的历史上并不存在“钉死说”,在中共张家口市委的大力支持下,1997年3月,在张市范围内,已彻底否定了“钉死说”。维护了历史的真实——多松年烈士英勇牺牲在清河桥畔。
民族英雄吉鸿昌
吉鸿昌,1895年10月18日出生于河南扶沟县吕潭镇一个贫苦人家。牺牲于1934年11月24日,享年39岁。
吉鸿昌从小热爱劳动,刻苦读书,崇拜岳飞、文天祥、戚继光等历史英雄人物。16岁时投入西北军冯玉祥部下当兵,由于他作战机敏果敢,又有智谋,屡立战功,深得冯将军器重,由士兵一直升至军长。
1926年,担任旅长时,和胡洪霞成婚。1929年任西北军控制的宁夏省主席,十分同情大多数贫苦回民,号召士兵严格纪律,帮助回民秋收。1930年,蒋、冯、阎大战后,不愿为蒋介石卖命,到苏区和徐海东、沈泽民等探寻救国救民道理。
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后,“顿开茅塞”,写下了“国将不国,尔速醒悟,睡狮猛醒,领导民众”十六个大字。蒋介石对此十分恼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被蒋介石逼迫出国“考察”。直至1932年在“一·二八”的炮声中,吉鸿昌踏上归途。同年冬,吉鸿昌在天津积极联络各地爱国人士,并将自己的家产变卖购置武器,作好抗战准备。
1933年春,吉鸿昌受党组织委派到察北组织抗日同盟军。5月26日,以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为首在张家口正式成立了震惊中外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任北路前敌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同盟军很快发展到十万人。
由于经费缺乏,吉鸿昌给夫人写信,让她变卖家产购买枪支送到前线。胡洪霞冒着生命危险,把武器送到宣化,立了一功。吉鸿昌身先士卒,挥舞战刀,初战锋芒,势如破竹,很快收复了康保,继而乘胜又攻克宝昌、沽源等地。
在进攻多伦城时,由于日伪军交叉火力严密封锁,未有一个死角。攻城受阻,连续几天都攻不下,晚上吉鸿昌带上十几个强壮士兵,组成攻城敢死队,仍未奏效。后来暗遣精兵40余人伪装成商贩进城,内外夹攻,终于在7月12日攻下多伦城,察东失地全部收复,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但在蒋介石与日军的围追堵截中,抗日同盟军终归失败。
吉鸿昌乔装回津后,不顾环境险恶,仍然按照党的指示,准备开展新的斗争。与冯玉祥、李济深、方振武、南汉宸、宣侠父等组织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印刷出版了《民族战旗》刊物,产生了积极影响。11月9日,不幸被捕,在敌人威逼利诱与酷刑面前,吉鸿昌威武不屈,11月24日,他英勇牺牲在北平监狱,年仅39岁。临刑时,他用树枝在地上写下了千古不朽的诗句:“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张家口人民为了纪念这位民族英雄,在水母宫建有吉鸿昌纪念馆,来该馆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详见《本刊》第7辑。)
爱国台胞李子秀烈士
爱国台胞李子秀,原名吕芳魁,1922年11月17日出生在台湾省台北市板桥镇。子秀兄弟4人,他居小。少年时代,处于日帝国主义铁蹄之下,子秀充满了仇恨,十分崇拜民族英雄郑成功,喜读文天祥的“正气歌”、岳飞的《满江红》、诸葛亮的《出师表》等作品。
1940年,李子秀相约同窗好友游振德等报考了长春的建国大学,以便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同时报考的,还有台湾国民党政府总统李登辉。在校期间,由于他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经常阅读进步书籍,不甘心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
1942年春天,李子秀与几个进步同学相约奔向关内,准备投奔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但跑到山海关即被抓了回去,1943年冬,他被送到日本强征入伍,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学习,毕业后任命为炮兵少尉,派驻于日本和山县。
1945年5月与游振德几经周折,毅然离开日本,冲破重重关卡,于同年6月到达北平,并在同乡苏子蘅教授介绍下,找到了我地下党组织。由张大中、李鉴波、周子建等同志联系,到晋察冀边区参加了八路军,同年8月到达阜平县,这时,日本已宣布投降,他在阜平参加了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民庆祝抗战胜利大会。
同年底,到达张家口市,分配到晋察冀炮兵团任军事教员,团长为高存信,政治处主任为陈靖。
1946年元旦期间,连续奋战5昼夜,专门编成一部“反坦克教材”。同年2月13日,李子秀在赐儿山下讲授反坦克地雷的构造和性能时,在地雷爆炸时,为保护同志,不幸殉职,年仅24岁,炮兵团的领导为李子秀同志举行了追悼会,陈靖主持,苏子蘅先生致悼词。晋察冀边区“子弟兵报”上专门刊登了我军优秀军事教员李子秀光荣殉职的消息。烈士的遗体安葬在张市赐儿山下。
1984年8月5日,张家口市人民政府在察哈尔烈士陵园举行了隆重的“爱国台胞李子秀烈士纪念碑”落成典礼,原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元帅,为李子秀烈士纪念碑题写了“爱国台胞李子秀烈士千古”。中顾委常委肖克、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成武、北京军区原政委傅崇碧、全国政协委员、原炮兵副司令员高存信、原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张曙光、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员周云涛、南京军区原炮兵政委、著名作家陈靖、中国新闻社社长张帆等领导同志都专程前来参加了李子秀烈士纪念碑落成典礼。
(详见《本刊》第7、8、17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