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夫妇独子杨烨自焚而终

我曾问杨宪益先生,您这一生有什么让您后悔的事吗?我自作聪明,满以为当年谢绝哈佛大学的邀请,错过一个会改变他和戴乃迭、乃至全家命运的机会确是一件值得后悔的事情。

他沉思片刻,轻声说道:我打过乃迭一个耳光。

我愕然。

老人轻轻举起右手(右手在2003年中风后不再听使唤),轻轻一扫:就这样,我打了乃迭一个耳光;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打了乃迭。因为她不停地喝酒……

杨宪益与戴乃迭唯一的儿子杨烨,从小就很敏感自己与别人的不同,长相异样,妈妈又是外国人;但他努力与同学们打成一片。他当上了班长,加入了共青团,尽管他入团的时间要比别人晚一些。但他没有怨言,认为自己的母亲是英国人,团组织对自己的考验长一些是应该的。

1963年,学业优异的杨烨高考报考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第二志愿清华大学数学系,但收到的却是来自刚建校不久的北京工业大学录取通知书。

不仅杨烨想不到,就连他的父母也想不到,杨烨报考的北大物理系研究的是原子物理,他的出身——身为英国人的母亲,出身于官僚资产阶级的父亲,是无法让他通过政治审查的。

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读大三的杨烨迅速加入了红卫兵。当红卫兵们四处抄家,大破四旧的时候,杨烨也对自己的父母采取了革命行动。他回到家把妈妈的古典音乐唱片掰碎,甚至摔了一个家传的古董花瓶。杨宪益拨打了外文局办公室的电话;外文局派人前来制止杨烨,说你对父亲造反可以,但戴乃迭是外国人,毁坏她的任何东西都是外事问题。杨烨这才扬长而去。

然而不管杨烨多么努力,他无法改变自己的出身,就像他无法改变自己的西方面孔。1967年12月,“文革”中推迟了的大学生毕业分配开始了,杨烨被分配到偏僻的鄂城农机厂做技工。杨烨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党的分配,决心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对党和国家的赤胆忠心。

(摘自褚钰泉主编《悦读MOOK》第十七卷范玮丽文,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0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