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杨德中 “文革”中 周恩来巧妙保护老干部
“文革”中,周总理灵活巧妙地顶住江青等人的压力,保护了一大批高级领导干部、知名人士、专家学者。有时,为制止局势混乱和遏制“四人帮”之流夺权的阴谋而采取了果断的军事手段。
1966年5、6月间,由周恩来提议,经毛泽东批准,首都卫戍部队进行大调遣,从1个师又1个团增至4个师又1个独立团。
“文革”前,已在某些方面预感到问题严重性的周恩来,考虑到此时担任警卫任务的北京卫戍区部队只有1个师又1个团,可以想见,仅靠这些部队是难以应付突发事件的。为此,周恩来在1966年5月17日致函毛泽东,请示说:“关于北京卫戍部队,经过与杨成武同志与北京军区协商,拟调63军驻石家庄的189师和65军驻张家口的193师担任。卫戍司令即以原副司令傅崇碧同志担任,待报请林彪批准后,便着手进行调动。”
26日,他在由叶剑英主持的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的讲话时指出:“首都卫戍工作,既要抓紧,又要走稳,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头脑要清醒,不要急,一急就容易被坏分子钻空子。首都卫戍工作牵动全局,必须把形势观察好。反革命毕竟是少数,我们掌握着大权,有枪杆子,军队是可靠的。”会议决定:如遇有紧急情况需调动卫戍部队,周恩来不在时,可报邓小平。
31日,周恩来将5月26日的会议情况,以及增调两个陆军师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等问题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后来,经毛泽东批准,又决定改调24军最强的机械化师70师增加卫戍力量,成立警卫军第3师;63军189师改编为警卫军第4师。
同时又将在高碑店的38军112师,在天津的66军196师,在张家口的65军193师,必要时也可以由卫戍区直接调动。在他的积极周密的安排下,在较短的时间里,使北京卫戍部队的兵力达到4个师又1个独立团,共10万余人。
这些部队都是训练有素、具有一定光荣传统的“拳头”部队。他们有的熟悉警卫勤务,有的善于野战。此外,为形成兵力合理分布,占据有利战略机动位置,经过周恩来与有关负责人研究决定,除抽调必要部队进驻北京市区担负警备任务外,大部队均部署在靠近北京周围的战略机动位置待命,以便情况紧急时迅速到达指定目标。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根据情况发展特点,提出了对卫戍区部队的部署调整安排:(1)6月10日前完成保卫重要目标的卫戍部队的部署调整;(2)6月底以前分步完成师、团干部及担负保卫重要目标的连队的调配;(3)6月中旬大体完成所有卫戍部队的调整。
6月3日,周恩来对首都工作领导小组上报的首都警卫部队部署调整方案批示:“剑英、成武、王尚荣三同志,同意这一报告中所提的警卫部队的部署调整方案,请立即组织实施,望在4天内将部队部署和调整具体落实,并将营连的驻地和机动兵力驻地绘出图标送阅。其他三事均同意。”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调京部队很快进入各自防区,其中189师于1966年5月受命,经3天动员准备,即从河北省获鹿地区登车,于6月初全部到达长辛店、清河、南苑地区。后来的形势发展证明,由于及时增加了卫戍部队的力量,并进行了必要和带有战略前瞻性的部署,从而为“文革”到来后应对紧急情况和突发事件,做了非常重要的超前准备。
这一年,周恩来虽然已经是68岁的老人了,但从中仍体现出周恩来处事机敏、睿智的非凡才干,在驾驭复杂局面上的果断作风,以及精湛的军事谋略思想,由此,他受到毛泽东的称赞。
“文革”爆发后,为切实负起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首都的任务,在“文革”初期局势异常混乱的情况下,周恩来亲自部署市内的警卫工作,特别是对党、政、军等重要机关和一些经济、文化部门,党和国家领导人、著名民主人士驻地,以及外国驻华使馆等机构,实行严密的警卫措施。
为此,他亲自部署各个重要目标的安全警卫工作,那时,周恩来甚至对北京卫戍区每个连在市内的驻地都掌握得十分清楚,并对关键部位部署重兵。在他的运筹下,首都警卫布局基本形成了点面结合、互相依托、便于随时支援的格局。
同时,为统一协调指挥警卫力量,1966年6月6日,周恩来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意见,决定撤销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统一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文革”初期,周恩来直接指挥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他将中南海等11个地点或单位列为警卫重点,顶住红卫兵对重要部门的冲击。
“文革”初期,红卫兵组织到处冲击党政军机关和重要部门,对曾为革命和建设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老干部和民主人士肆意揪斗。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局面,周恩来紧急部署保卫工作。同时决定,非常时期由他直接指挥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没有他的命令,部队不能随意调动。
1966年10月28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军队、公安、法院、监狱、新华社、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必须高度集中,要控制在党的手上,不能让红卫兵去占领。
”29日晨,他又与人民大会堂警卫人员谈话,要求警卫部队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人民大会堂。11月17日,他又将中南海、钓鱼台、国防部、公安部、外交部、国家计委、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广播大楼、邮电大楼、人民大会堂11个地点或单位列为警卫重点,指示加强警卫,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外面的人冲进去。
为此,周恩来在接见北京市和外地来京的公安系统代表时,重申公安部是专政机关,要保持它的尊严,不能随便让人冲进去。并在当天宣布:派卫戍部队守住公安部,任何人都不能闯。从而确保了公安部的工作照常进行。
此后,为切实加强对公安机关的领导,1967年2月8日,周恩来致函毛泽东,建议北京、天津两市实行军管,拟先从公安局入手。同时,在由他召集的中央碰头会上,讨论通过了公安部、北京卫戍区联合发布的由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接管北京市公安局,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并对公安局所属机构一律实行军事管制的布告。
布告经毛泽东批准后,于2月11日发布。此后,不仅在全国一些省市实行了军管,而且在一些重要部门、国家大型企业也相继实行了军管。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和生产生活秩序的恢复,对基本扭转“文革”混乱带来的负面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
周恩来亲自部署卫戍区部队,保护一批党内外干部。
“文革”爆发后,江青一伙极力制造冤假错案,大肆抓捕党的高级领导干部。
1966年12月4日,江青、戚本禹等策动一些人于凌晨揪走彭真、刘仁、万里等,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指示北京卫戍区和公安部:不能开这个先例,必须马上把人找回来,不能随便把人抓走。卫戍区要制定好保护方案,将人保护好。
此后,他为保护彭德怀、陈毅、贺龙、李富春、薄一波等党和国家、军队的重要领导人,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和努力,灵活巧妙地顶住了江青等人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尽可能消除或减轻对这些老同志的伤害。鉴于国家体委造反派对贺龙纠缠不休,周恩来指示将他安排在钓鱼台暂住,为避开住在那里的江青、康生等人,随后又指示将他转移到新六所。不久,又将贺龙夫妇接到西花厅居住。
1967年1月20日凌晨,周恩来派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秘密护送贺龙夫妇到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此后,为避免发生不测事件,周恩来只要一接到紧急通知,立即做出部署营救。1967年10月,周恩来得知江青指使北京“天派”学生组织前往西山搜查叶剑英元帅的住所,便指示傅崇碧速派两个团前去警卫、劝阻,并亲自在深夜带领北京卫戍区负责人到老帅们的住处检查警卫工作。
陈毅被批斗时,周恩来指示傅崇碧派一个团的兵力负责保卫,并挑选了身强力壮的干部战士,一经发现有人向台上冲击时,就形成两道人墙拦阻。
一次,陈毅参加完会议由京西宾馆回家,车子到六部口时突然被造反派拦住。身经百战的陈毅非常冷静,他下车后直接找到位于附近的警卫部队的一个连部,警卫部队立即把他保护起来,并打电话报告了傅崇碧。傅崇碧随即赶到,把陈老总安全护送回家。
为不使林彪、江青等妄图制造混乱的阴谋得逞,周恩来在加强对党和国家领导人保卫的同时,针对全国一些地方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遭到围攻、揪斗的状况,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及时安排他们到京,实施严格的“监管”措施,防止被造反派抓走批斗致死。
为此,周恩来亲自布置,将他们安排到京西宾馆和301医院、南苑警卫4师驻地等,并增派部队加强警卫力量,对外严格保密。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曾先后保护了许世友、陈再道、皮定均、宋任穷、黄克诚、余秋里、王震、李达、罗瑞卿、刘志坚等同志。同时,为防止别有用心的坏人冲击叶剑英、聂荣臻等老帅们的驻地,周恩来还做出具体指示和安排,加强警卫力量,从而保卫了党中央重要驻地的安全。
为切实尽最大努力保护好更多的高级领导干部、周恩来还亲自拟定需要保护的高级领导干部,党外知名人士、专家学者名单,对郭沫若、宋庆龄、李宗仁、张治中、傅作义等高级民主人士,指示警卫部队严加防范,杜绝不测事件发生。
周恩来指示傅崇碧,部署重兵把守各国驻华使馆。
针对当时造反派冲击外国驻华使馆的不法行为,为防止严重的外交事件发生,损害与这些国家的关系,造成不良的后果,周恩来及时指示傅崇碧,部署重兵把守各个大使馆,特别是对前苏联驻华大使馆和朝鲜大使馆。当几十万游行队伍在前苏联驻华大使馆外示威时,周恩来立即赶到前苏联驻华大使馆以南的电影馆内设立指挥所,要求绝对保证大使馆人员的安全,同时命令部队不准游行队伍靠近大使馆,以防有人借机破坏,发生不可预料的事件。
在周恩来的精心部署下,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从而妥善处理了涉外关系问题。但由于江青等人的“中央文革”蓄意策划了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和无可挽回的损失,对此,周恩来表示出极大的愤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