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志发飙 王永志:发射常胜将 飞天圆梦人
·主持完成长征二号E大推力捆绑火箭研制任务,使中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实现巨大突破
2005年10月17日凌晨,王永志(中)等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监控“神六”飞船运行情况
中国航天过去数十年,如果没有一批杰出之士,是不可能有今天的;而今天的中国人要想飞天,倘若没有一批大师级的科学家,同样也是绝无可能的!
载人航天工程批准后,谁来担当载人航天工程的“大总师”,是当时中国航天人比较关注的一个敏感问题,也是国防科工委、航天部以及中央反复考虑的一个问题。
所谓“大总师”,就是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显然,“大总师”这个角色不是谁都可以胜任的,而必须是一位卓尔不群的具有大智慧的大师级的大专家、大手笔!经一段时间的酝酿考察,决策者们把目光聚焦在了王永志的身上。
一生有三大愿望
采访王永志,是一种享受。
在未见王永志前,我就听说,年轻时候的王永志说过一句名言:“我爱白老头,但我更爱真理。”这让我想起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哲学观点上,他与老师柏拉图常常相悖,于是他说:“柏拉图是可敬的,但真理更可敬!”
我第一次采访王永志,是1999年的夏天。因载人航天工程当时尚处于高度保密之中,故地点选在了王永志刚刚住进的新家——国防科工委将军楼。那时的王永志身体很好,给我第一个印象是,抽烟厉害!那天我们的谈话是在他家的书房里,由于天气闷热,又关着门,开着空调,屋里空气非常不好。
可王永志一讲话就抽烟,而且是大口大口地抽,一支接一支,好像满肚子的话,必须要靠烟才能刺激出来。为了不影响他谈话的情绪,我尽管很难受,也只好忍着。
但很快,在他侃侃而谈的精彩讲述中,我完全被感染了,不知不觉便忘记了烟味的刺激。所以王永志给我的第二个印象是,口才极好。他的讲话是典型的科学家式的讲话,条理清晰,逻辑严谨,有理有据,句句真诚。而且谈吐优雅,善于表达,话音里似乎含有某种磁性,让你隐隐感到他身上仿佛有一种神奇的力量,牵引着他,也牵引着我,走向一个人迹罕至、众所不知的神秘世界。
我第二次采访王永志,是2003年的夏天——又是一个炎热的夏天。由于正值非典期间,像王永志这样级别的大科学家是绝对不许外人接触的,但因了我们间的特殊关系,王永志还是同意接受我的采访,并将采访地点仍然选在了他的家中。
也许是王永志在苏联留过学的缘故,谈话前,他先泡上一杯咖啡。他说,他一直喜欢喝咖啡,几十年已经习惯了。王永志这次最大的变化,是已经彻底戒烟;再就是明显瘦了。王永志1.85米的个儿,年轻时就爱好体育,是学校有名的篮球中锋,在苏联留学时,就有“中国帅哥”之称,几十年来身体一直很棒。
如今虽已近“古稀”,却依然风度翩翩气宇非凡。当今中国“帅哥”满天飞,倘若这些“帅哥”有一天真的见到了王永志,我想不当场跳楼,也会双膝发软。
所以王永志给我的第三个印象是,大气、帅气,还有几分洋气。但自王永志出任大总师后,由于压力太大,工作太累,身体每况愈下,前不久竟累得住进了医院。这不,刚刚出院没几天,几十年来一直是75公斤的体格,只剩下63公斤了!
不过,一谈起载人航天,王永志立即精神焕发。他说,我一生有三大愿望,第一个愿望,就是让自己设计的导弹可以发射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第二个愿望,就是把外国的卫星送入太空中任何一条轨道;第三个愿望,就是把中国人送上太空!
其实,王永志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回乡种花。王永志在中学时就立下志向,将来当个生物学家,搞农作物的改良,所以对花草很有兴趣,平常唯一的业余爱好,就是养花。他家的阳台上养了很多花,都是出自他的手笔。他生病期间,最不放心的,除了飞船,就是他的花了。
他几十年来从未住过医院,所以也从未离开过他的花。这次住院后,他不得不离开了他心爱的花,于是他把照料花的重任交给了老伴王丹阳。老伴不负使命,每天伺候他的花,就像伺候他们的孩子,他从医院回来后非常满意。
在我们谈话的间隙,王永志还特意把我领到阳台,看他养的各种各样的花,听他介绍各种花的习性、特色、好处以及他的养花之道。这时的王永志,完全没了大总师的气派,好像还原成了一个几岁的孩子,那份得意,那份欣喜,那份成就感,绝不亚于他向外国朋友介绍中国的火箭和飞船!
王永志说,我出身于农家,从小就在地里摸爬滚打,最喜欢的就是花草树木和那满地一片嫩绿的庄稼!要是退休后,能回老家买一块地,自己去种各种各样的花,各种各样的草,那该多好!一位世界级的大专家,爱花爱草,爱到如此地步,心地该是何等的至善至美啊!
学习洲际导弹
王永志(左)上世纪50年代在莫斯科求学
很显然,这与他的出身有关。王永志1932年生于辽宁昌图县一个贫穷的乡村家庭,父亲是个地道的农民。他对儿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儿子长大后能当一名警察,以免家里人再受欺负。然而这位农民父亲直至临终前也没想到,儿子后来居然当上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并成了一名将军!
儿时的王永志是个苦孩子,从小下地干活,长到6岁,还不识字。6岁那年春节,父亲买了一堆旧报纸回来,让王永志把它糊在墙上。王永志第一次看见报纸上的汉字,却不认识。那天雪下得很大,王永志看到了窗外十几个背着书包的孩子正在雪地里欢天喜地打着雪仗。这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于是他想,要是有一天能和他们一样背着书包上学念书,该有多好啊!大哥看出他的心思,就和父亲商量让他读书。
第二天,大哥将王永志带到一位老先生家,求老先生收下王永志让他读书。王永志当时还没名字,老先生瞄了王永志一眼,慢慢悠悠地说道,我看这孩子挺有志气的,就叫王永志吧!
在中国,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不少杰出人物都出身于农民家庭,而且都有一个共性:家境贫寒。所谓苦难造就天才,贫穷改变命运,似乎成了中国社会人才成长的一个普遍规律。王永志亦不例外。1950年,王永志去沈阳念高中,他的生物老师王学谦很有学问,课讲得特别好,对他很有吸引力,于是农家出身的王永志便有了第一个愿望:将来当个生物学家,为家乡的农业生产服务。不料朝鲜战争很快爆发了。
王永志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飞机侵犯辽东,老投炸弹,老搞空袭。学校根本无法上课。过了一段时间,沈阳机场出现了苏联的“米格-15”飞机。那飞机太吸引人了,给人撑腰壮胆,很争气!我就想搞国防,想搞飞机设计。我感到没有国防,国家就永无宁日,连念书都觉得受窝囊气!
1952年,王永志如愿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飞机设计专业。1955年,又到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学飞机设计。和他一起留学苏联的,不少都是高干子弟,唯有他是个农民的儿子。但不久他就被选为中国留学生学生会主席。1957年秋,聂荣臻带领中国代表团去苏联谈判,中苏正式签订协议。当日,王永志接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通知,有重要领导要接见。
王永志说,那天去了大使馆后,我才知道接见我们的重要领导就是陈赓大将和刘杰。他们对我们说,苏联答应为中国培养原子弹、导弹专业的留学生,从现在起你们就要改行学导弹了。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很快作了具体安排,让我从飞机设计专业转为导弹专业,而且就我一个人。
苏联1956年洲际导弹就发射成功了。由于导弹专业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专业,尽管中苏之间当时还是“同志加兄弟”,可在保密要求上依然十分严格。我们每次上课,都是空着手去,空着手回,进了教室,再发笔记本。
下课时,由班长统一收回笔记本,等下次上课时再发给你,一律不准带回宿舍。如果你想去复习,就先到保密科,拿学生证登记,借出你的笔记本,看了后再还回去。所以为了能记住一些东西,我被迫强化自己的记忆,该记住的东西就死死把它记在脑子里。
后来同事们都说我的记忆力特好,也许就是那个时候给锻炼出来的。1960年,我回国在火箭研究院实习,正赶上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撤走。我是6年制的,还有一年才毕业,却回不去了。
这时,我的女朋友毕业了,我想中苏关系闹成这样,反正我也回不去了,那就结婚吧!我俩就结婚了。没想到刚结婚4天,周总理就在中南海召见我们,说中苏关系虽然破裂了,但导弹专业不能断。之后,中国政府又与苏联政府交涉,最后苏联同意让少部分同学继续回去学习,但每个系只能派一个。我们系最后定了我一个人。这样我就又回到苏联学了一年的导弹。
王永志在苏联学习导弹的导师,就是大名鼎鼎的苏联“火箭之父”科罗廖夫的第一副手和接班人、苏联著名的火箭设计师米申院士。米申院士对中国非常友好,对王永志也非常疼爱,尽管中国当时学导弹的只有王永志一个人,可他主动向莫斯科航空学院领导提出,要亲自指导王永志的专业。
王永志说,米申见我这位中国留学生很勤奋,又聪明,而且很有志向,非常喜欢我。我无论遇到什么问题,就问他,而且问他什么,他就讲解什么,一点也不保守。离开苏联前夕,我从苏联带了不少资料数据回国。当时苏联当局是不会轻易让人带走任何资料的,但我想,为了我的祖国早日强大起来,对不起,我别无他法,只有偷着带了。
有的实在带不走,我就用秘文写在小本本上;有的重要数据,我就反复背下来,搁在脑子里。所以1961年我回国后,就被分在了中国火箭研究院从事导弹与火箭的设计工作,上班第一天,领导就向我下命令说:“王永志,你先不要上班了,你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快把脑子里的东西抠出来!
”于是我不分白天黑夜,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边整理笔记,一边绞尽脑汁,使劲回忆,把在苏联装在脑子里的东西一点一点地抠出来,而后再将它一点一点地记录下来。这些东西后来对我搞火箭导弹设计起了很大的作用。
为了实现人生的第一个愿望,王永志拼命工作。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王永志日子变得很不好过了。尤其是1974年,在空军部队的弟弟因林彪“9•13”事件受到审查,他自己也因此受到牵连,被隔离审查。关押期间,他的有关火箭的所有资料通通都被没收。
为了不荒废专业,他坚持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回忆各种程序、公式和数据,把脑子当稿子,反复推敲各种导弹设计方案和技术难题,留苏时锻炼出来的记忆力,这时完全派上了用场。正是靠着惊人的记忆力,他在关押期间硬是偷偷坚持写完了《“331”工程概论》一书。此书后来为中国的通信卫星工程奠定了基础,航天部的专家们人手一册。
1977年,被关押了4年的王永志终于恢复工作,到总体设计部当了副主任。为了让中国的火箭立足于世界之林,王永志一上任,便搞起了他的老本行——导弹设计,设计出了一系列的导弹,从而实现了他人生的第一个愿望。1986年12月,王永志出任火箭研究院院长,他率领着他的团队,向国家贷款数千万元,大刀阔斧地搞起了大推力“长二捆”火箭,并让“长二捆”火箭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商业发射市场的竞争,多次成功地将美国制造的卫星送入太空,为后来搞载人航天奠定了基础,从而实现了他人生的第二个愿望。
作为一直搞火箭导弹的总设计师,王永志心上的压力常人根本无法理解。也许正因为几十年来他总是提心吊胆,所以患有心脏病。然而,为了实现他人生的第三个愿望,他又将心血倾注在了对中国载人航天的探索与论证上。
钱学森:“王永志有许多过人之处”
王永志担任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手时
也许国防科工委和航天部的领导们看中的正是王永志这种博大的胸怀、超人的胆识和过人的才干,经过综合考评,打算将大总师这一重担搁在他的肩上。但为慎重起见,1992年的一天,领导还是专门来到钱学森家,就谁当大总师一事,征求钱学森的意见。
钱学森第一次接触王永志,是在上世纪50年代末;而真正“认识”王永志,则是1964年。1964年夏天,中国在酒泉基地发射“东风2号”导弹,那天戈壁滩气温高达40多摄氏度,导弹加注燃料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装入导弹的燃料温度越升越高,最后出现了严重的“气化”问题。若不及时补救,将影响导弹的射程,致使导弹无法达到预定目标。
指挥部当即召开紧急会议,专家们谈了不少补救方案,都不合适。于是指挥部再次召开扩大会议。当时还是个小小中尉军官的王永志也被“扩大”进了会议。当他听到不少专家都在说,要再补充燃料,加大火箭的推力,提高火箭的射程时,他再也坐不住了,突然站起来说道,不能加大燃料!
我认为应该泄出一些燃料,才能提高推力,加大射程。王永志话一出口,语惊四座。有人当即反驳说,你是在开玩笑吧?谁都知道,只有加大燃料才能增强推力,如果再减少燃料,导弹的射程岂不更近了吗?结果,不少人反对。
钱学森得知此事后,从北京匆匆赶到发射场。当晚,王永志敲开了钱学森的房门,将自己的补救方案大胆向钱老详细阐述了一遍。钱学森听了后,说,有道理,我看行!接着便在第二天的会上力排众议,对王永志大胆的逆向思维给予肯定。
但总师对这个方案还是有些担心,迟迟不肯签字。现场总指挥、军委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只好出来说话了,我看还是打吧,如果成功了,算你们的,失败了,算在我的头上,我向中央作检查!总师这才签下了自己的大名。最后发射圆满成功。王永志这个名字也因此“留”在了钱学森的脑海里。
钱学森第二次“认识”王永志,是7年后的1971年。1971年9月10日,中国在酒泉基地发射第一枚洲际运载火箭。但当火箭已经竖在了发射架上,并开始进行加注时,气象部门突然预报说,一股强冷空气正在东移,在未来3天时间里,发射场上空将会低云密布。于是指挥部下令立即停止加注,紧急商议对策。
本来,这枚洲际导弹早在1965年中央专门委员会就定了要搞,一直拖到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才正式启动。不幸的是,作为这枚导弹总设计师的屠守锷由于总是受到各种批判,难以正常工作,军管会便让根正苗红的王永志负责导弹的总体设计工作。
洲际导弹总装完成后,要进行全弹试车,但唯一的一个试车台上海方面已经占用。在此情况下,王永志提出了一个方案:不试全弹,只对导弹的二级进行试验。这无疑是一个大胆而又冒险的方案,如果可行的话,就无需使用试车台,只在郊区一个试验站就能进行。
这一方案一经抛出,顿时招来一片反对声。可这一方案却得到钱学森的支持。结果,不仅二级导弹试车成功,还把时间提前了整整11个月。可万万没想到,就在导弹即将启运发射场时,一位领导却不同意。
他说,这枚导弹测试的次数太多了,就像一个人一样,已经老了,经受不住折腾了,就别打了吧!后来,经周恩来亲自批准,导弹才运往发射场。可导弹在做最后一次检查时,钱学森却从北京专门写来一封信,说这枚火箭质量不是很稳定,如果实在不行,就别打了。
王永志非常为难。最后他经过与专家们的反复论证,认为火箭可以发射!于是他没有听从钱学森的意见,让发射工作继续往下进行。
可没想到,火箭发射在即,气象又出现问题!
经过冷静分析,王永志认为,虽然低层云团会给发射带来影响,甚至有可能潜在一定的风险,依然可以发射。理由是,这枚导弹实在太老了,主要仪器已经到了寿限。如果现在推迟发射,就要泄出燃料,重新加注一次,而导弹以及相关的设备仪器又得重新检测折腾一次,风险反而更大。因此,他力主按时发射!
结果,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发射成功,震惊世界。几年后,在航天部的一次会上,当讨论到谁当洲际导弹的总设计师时,钱学森说了一句,我建议由王永志当总师。于是,1978年,王永志出任洲际导弹的总设计师,成为中国第二代火箭的领军人物。
因此,当国防科工委领导就载人航天工程的总师问题征求钱学森的意见时,钱学森很坦诚地说了自己的看法,大意是:王永志这人有许多过人之处,他的思维常常与众不同,很有自己的见解,年轻时就崭露头角,我看由他当总师,比较合适。
1992年11月15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王永志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两年后,又经当时的军委主席江泽民亲自批准,62岁的王永志从航天部紧急调入国防科工委,直接授予少将军衔。在1949年后的中国历史上,授予将军军衔的科学家有两位,一位是留学美国的钱学森,一位就是留学苏联的王永志。如果说钱学森是中国第一代科学家成功者的典范,王永志则是中国第二代科学家成功者的代表。
然而,在1992年那个冷风萧瑟的秋季,刚刚走马上任的王永志日子并不好过。他告诉我说,他不仅深感压力重重,而且还多少有些紧张与不安。尽管中国当时已经掌握了大推力火箭和返回式卫星技术,但就载人航天而言,残酷的现实与紧迫的时间,并没有给他以按部就班的从容和傲视群雄的自信;要在国内设计和制造水平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几乎一切从零起步,做出一艘能够跨越国际40年发展历程的飞船,他深感困惑与茫然。
因为载人航天工程是天字号的国家工程,庞大复杂,盘根错节,千头万绪,各种问题如一座座山头般堆放在面前。
比如,工程总体技术方案如何设计?飞船怎么造?火箭如何搞?航天员怎么弄?发射场如何定点?数千个单位怎样协调?几十万人马怎样调动?等等。
王永志说,载人航天工程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出任总师后,我的压力很大。
如今,王永志终于实现了他的第三个愿望。(李鸣生)
(转自:“载人航天工程的‘大总师’王永志和他一生的三大愿望,《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9-02-27)
王永志简历
1932年生于辽宁昌图县
1952年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
1955年至1961年留学前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飞机设计,1957年服从祖国的安排改学火箭与导弹设计专业
1961年回国后一直从事航天技术工作,参加了中国第一代战略火箭的研制
1980年后担任第二代战略火箭研制的主要技术带头人,主持完成了长征二号E大推力捆绑火箭研制任务
1987年成为“863”计划航天领域专家委员会成员
1992年被任命为载人航天工程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组组长,同年当选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宇航科学院外籍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