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宗敬图片 荣宗敬家族百年创业记(一)(附图)

荣宗敬先生像 渐露真容的“荣宗敬故居” 上海陕西北路靠近南京西路的地方,有一排雕花的石砌矮墙。从墙头伸出的婆娑多姿的樟树枝叶看,可知院子里是个美丽的所在。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这儿常年大门紧闭,少有人和车子进出。

几块油漆斑驳的民主党派机关的牌子,十分单调地挂在大门口。那堵好看的围墙带着陈年的积尘,孤寂地伸向威海路,与一箭之遥的万头攒动的南京西路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位于陕西北路上的荣宗敬故居 近几年,矮墙上那紧闭的大门豁然洞开了,开始是挂出了棠柏饭店的牌子,后来是一家外国电视公司(星空传媒)的牌子。

一栋极其豪华而气派的豪宅,“半遮面”似的露出了真容——门楣和窗沿上刻着精美的雕花;门口一棵仰斜的老樟树似是守门的将军;窗户一律是彩色的拼花玻璃,若是在夜间,那里面会闪出奇妙的光彩;钟塔般的楼角似乎是站在树丛里,周围一片绿色;南部是一方碧绿而平整的草地,把豪宅衬托得极其典雅;楼的南侧面楼上楼下都是整齐的立柱,侧门也有漂亮的巨柱和石级……毫无疑问,这是上海滩为数不多的顶级豪宅之一,也是上海滩保存最完好的大花园洋房之一。

2003年11月25日,一群西装笔挺的客人来到这里,举行了一个简短而隆重的典礼,在大门边的墙头上又挂上了一块牌子,金底红字,十分庄严——荣宗敬故居。

原来这是现代中国著名的民族实业家荣宗敬的老房子,这天正是他老人家诞辰130周年纪念日!人群中一位身材魁梧的老人显得有些激动,发表了简短而深情的演说。

他就是出生在这栋房子里并在此度过了青年时代的荣鸿庆先生,他是荣宗敬先生的三公子,现为台湾上海银行的董事长。他这次重来上海,一是要探讨海峡两岸的上海银行进行合作的可能性,二是来此为父亲的老房子揭牌。

上海市委统战部、静安区委统战部、上海市文管会、静安区政协以及民主党派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出席了揭牌仪式。 荣宗敬(右四)带着小儿子荣鸿庆(前排小孩)赴各地荣氏企业视察 荣宗敬先生当年一肩行李来到上海滩,从一介学徒做起,呕心沥血,艰苦备尝,三落三起,和他的弟弟荣德生一道,共创办了21家棉纺织和面粉企业,是旧中国办企业最多的人之一,赢得了“棉纱大王”和“面粉大王”的崇高声誉,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贡献。

他的故居,记录了中国实业家的风采——那是上海滩乃至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富传奇的篇章之一,时时能唤起人们对那段风雨岁月的回忆…… 荣家老太爷大难不死有后福 荣家的老家在无锡荣巷,位于无锡市西郊。

其祖先种稻植桑,以忠厚传家,于明代正统初年从金陵迁来,形成上荣、中荣、下荣三个自然村,直到民国初年才正式建镇。现在的荣巷已经并入市区,但仍保留了一条约400米长的老街,沿街还有150多组青砖黛瓦的老房子。

荣宗敬一支的老屋,当年就坐落在“中荣”一带。 荣氏兄弟从老家无锡荣巷走出 到了荣宗敬的祖父荣锡畴(1823-1863)当家时,他开始做点长途贩运的小本生意,经常驾着小船经太湖、吴淞江等河道往来上海,去时满载乡下的土产,回来时带回上海的日用品,一来一去,赚些蝇头小利,贴补家用。

尽管他们日子过得仍然很艰苦,传到荣宗敬的父亲荣熙泰手里的财产,只有几间旧屋,但这些原始的商业活动,却为荣家子孙注入了最初的商业细胞。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百四十多年前,荣家和江南许多家庭一样,在太平军打到苏南的时候,遭到了一场空前的劫难。那时太平天国运动已进入后期,与曾国藩的湘军在常州、无锡、苏州一带遭遇。

战乱中,荣熙泰的祖父、祖母、父亲、两位伯父、伯母、堂兄,以及他自己的兄弟,包括才3岁的小弟弟,不幸全部遇难。荣氏家族的男人只剩下了一个,这就是荣宗敬、荣德生的父亲荣熙泰先生(1849-1896)。

这似乎是上苍有所不忍,才做出的苦心安排,在太平军攻入无锡的前一个月,荣熙泰经人介绍去上海的一家铁器作坊里当了学徒,幸而躲过了一劫。 太平军撤走后,他于1863年回到家乡时,那悲惨的景象简直把他吓呆了。

已是举目无亲的他,不仅从此要独立地面对今后的生活,眼下还必须掩埋好亲友们的尸体,料理好后事。那时家中的财产只有十几亩地、几间旧屋,为料理亲人们的后事,他不得不欠下一身的债,而他那年才14岁,就饱尝了人世间的忧患。

安排好家中一切,思之再三,摆在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再次收拾行装,远走他乡! 果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荣熙泰先是在浙江打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说有一个叫荣俊业的族叔在南方当官,是张佩纶身边的幕僚,于是决定去投奔他。

碰巧这位族叔又是位非常热心而擅长交际的人,在张佩纶兵败落职以后,又成了张之洞幕府里的文案,很受张的重用。他曾帮助他的大同乡、苏州人朱仲甫谋到“磨刀口厘金局”(税务局)总办的肥缺,朱仲甫为了报答他,就要求他推荐身边的人来手下办事,这是旧时官场上常有的人际往来。

正好荣熙泰这时到了广东,荣俊业就顺手把他交给了朱仲甫,朱仲甫将他安排在厘金局当管事。

荣熙泰知道这个机会得来不易,因此极其勤恳,大小事情无不竭尽全力,不久就升任朱仲甫的总账房,从此一干数十年,直到1895年因病告老还乡为止。 荣熙泰没有辜负上苍赋予的一线生机,最好的年头能够月得俸银30两。

他省吃俭用,月积岁累,积少成多,为日后荣家的崛起准备了最原始的一笔启动资金。一旦“天降大任于斯人也”,荣家的机会来临,这笔资金就像一架发动机,发出了震耳的轰鸣。 荣熙泰的“后福”还不止于此。

他在广东奋斗十年后回乡与石氏成亲,日后生下两个儿子、两个女儿。两个儿子就是后来叱咤上海滩、闻名海内外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 荣宗敬三闯上海滩 荣宗敬懂事时家境已大有好转。他7岁入私塾读书,生性好动,凡事敢想敢干,对大人们闲谈中常说起的上海滩充满了向往。

他的弟弟荣德生比他小两岁,性格与哥哥不同,有些拘谨内向,胆小木讷,3岁才开口讲话,9岁方入私塾,在街坊邻居眼里是个“二木头”。 虽说当时读的是“四书五经”、《幼学琼林》之类,而事实上,他们兄弟同时还在读一本更大的社会大书。

这一方面是来自他们的母亲和外婆的教育,另一方面是来自他们的父亲——每年从广东带来的“欧风美雨”式的海外信息。母亲训导他们从小养成忠厚信实、勤俭持家的品行,教他们在课余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和农活儿,老外婆爱跟他们讲一些过去的事情,比如祖辈历经患难的故事。

荣德生在他的《乐农自订行年纪事》中记下了那些日子:“晚上兄弟同在一起,听外祖母与母亲讲述洪杨逃难时,身经一切,形形色色,听之不倦,至今不忘。

” 每当他们的父亲从广东回来,那好比是他们的节日。一只打簧钟,一小袋洋糖,一段海外奇谈,都会令他们兴奋不已,因为那些新鲜玩意儿,正是他们所能接触到的最初的“洋务教材”。

人家的孩子大凡有条件继续读书的,都在数年后积极备考科举,走“读书做官”的道路,而他们兄弟则在父亲的影响下,热心经世之学,向往走举办实业、发家致富的道路。尤其是荣宗敬,从小胸怀大志,卓尔不群,浑身总像有使不完的劲儿。

在他14岁的时候,跟他父亲当年一样,一个包袱皮卷了全部的行李,跟人乘船到了上海,经朋友介绍,也去一家铁锚工厂当学徒,开始走自己的路。 学徒生涯充满艰辛,起早贪黑,终日劳作,关键性的技术并不容易学到,而力气活则让你干也干不完,诸如生火烧水、开门上锁、端茶待客、扫院抹桌之类杂活,别人不愿做的事都得由学徒工做,如果一旦生了病,掌柜的是不来负责的。

不幸的是还不到半年时间,荣宗敬竟大病一场,得了伤寒症,卧床不起。

其母得知后连忙赶到上海,雇船把他接回家,延医把脉,精心调治。几个月后,总算把病治好了,可是他那一头的乌发不见了,直到第二年才长出稀疏的毛发,梳成的辫子又细又短,邻居们遂呼之为“小辫子”。

这场大病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以至于他在发育时个头未能“蹿”得很高,而脑袋却长得比别人大许多。这是他“出师”上海滩的第一次受挫。 第二年3月,当病情稳定之后,他那求胜、进取的欲望又膨胀了起来,在家里实在呆不住了,就又回上海,继续他那学徒生涯。

这回他进的是一家钱庄,在上海永安街上的源豫钱庄学生意。好歹忍气吞声地吃完了三年“萝卜干饭”,他进入森泰蓉汇划字号(专营汇兑业务的钱庄)当跑街,负责无锡、江阴、宜兴三地的汇兑收解业务。

那时的钱庄业有很大势力,因“国产”的银行还未诞生呢,钱庄就类似小型的银行,存款、贷款、贴现、汇兑、金银买卖等都做,只是管理上都是旧规矩。

但如果稍加留心,就能发现钱庄以外的工业市场和商贸流程,这使他对上海这个“遍地是黄金”的城市有了质的了解——原来这个花花世界的“齿轮”,全靠金融来“润滑”呀! 在荣宗敬满师的前一年,凭着对钱庄业的了解,他把弟弟荣德生也带了出来,进入通顺钱庄当学徒(满师后到广东其父身边当帮办)。

他本人在上海钱庄界渐渐混熟了,已能独当一面,遂于1893年年初回乡娶陈氏为妻,小日子过得慢慢滋润起来。 孰料好景不长,第二年甲午之战爆发,他所在的森泰蓉钱庄因在天津有大批存货,战争中损失颇巨,资金无法回笼,终于在年终宣布倒闭,使荣宗敬陷入失业的困境。

那时世面不好,谋事不易,在沪不能久呆,只好再回无锡老家。在家里一晃就是一年,整天为找不到好的差事而发愁。

若干年后他回想起这段岁月,仍感慨万分。他在《宗敬阅历谭》中曾描述当时的困顿:“人当赋闲无事,守株待兔,日则仰屋兴哇,书空咄咄,夜则槌床反侧,短叹长吁……”这是他在上海滩的第二次受挫。

俗话说“祸不单行”,正当荣宗敬找不到方向的时候,他的父亲和弟弟荣德生也从广东卸职回家来了,原因也与甲午战败后洋务派受挫、商业萧条有关。当初爷仨都在外面做事,不是钱庄就是税务,一家人生气勃勃,转眼间爷仨一起失业在家赋闲,自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他们和朋友合计来合计去,觉得与其给人家打工,还不如自家办个钱庄,反正爷仨都是干过金融的,何况目前已略积有资金,只要精心经营,未必干不过人家。

荣宗敬说干就干,再次来到上海滩。1896年,他集资3000两银子,自掏1500两,其父再拉上老上级朱仲甫入股,在上海鸿升码头租了间房,办起了广生钱庄。荣宗敬当经理,荣德生管账。3个月后又在无锡设立了分庄,他们终于勇敢地迈出了荣家实业的第一步。

谁知这个艰难的开始也不顺心,广生钱庄才办了半年,脚跟尚未立稳,业绩尚未显出,两兄弟的父亲荣熙泰就病逝了,年仅48岁。这对荣氏兄弟来说,无疑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第一年结账下来,钱庄并无盈余;第二年也业绩平平,合伙者不高兴了,年终终于撤资而去……那时他们哪里想得到,当老板竟然这么难! 好在功夫不负苦心人,他们本钱虽小,但志气不小;挫折虽多,但永不退缩。荣宗敬就是那种永不服输的人。

几年过后,眼前终于出现了新的转机。 从四台石磨到十四家面粉厂 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北方的义和团运动已成燎原之势,从朝廷显贵到大小富户都惶惶不可终日。历来的经验证明,越是中国政局不稳定的时候,上海租界里的经济活动就越是活跃,因为富人们在战乱中害怕财产受损失,连人带资金拼命往租界里挤。

庚子事变前后,北京和天津的租界也保不住了,被义和团烧的烧,杀的杀,还炮轰了不少洋楼,上海的租界就更吃香了。

因上海的租界有盛宣怀等人搞的“东南互保”,与洋人结为共同体,于是成了全中国富人们的“飞地”。上海的钱庄业又走进了一个“黄金阶段”,整个行情看好,水涨船高,荣家的广生钱庄也业务量大增,1899年竟盈余7000余两银子,这给荣氏兄弟带来极大的信心。

他们发现,在上海与无锡的往来汇兑中,上海英商增裕面粉厂和寿州孙家的阜丰面粉厂采购小麦的款项占了一大半。细心访之,才知面粉业有巨大的利润可赚。首先,朝廷方面可给免税,据说因为面粉是“洋人的食粮”,而进口面粉价高,国产面粉便宜,又亟待发展,所以予以特殊照顾。

同时,国人投资机器面粉业者极少,著名者仅寿州孙氏一家,竞争者少,而市场极大,从官方来说,越是兵荒马乱就越需要军粮。

这就大大吊起了荣宗敬举办面粉业的“胃口”。 同行是冤家,寿州孙家当然不愿透露商业机密,增裕面粉厂也只是象征性地让你观览一下,并不得要领。但荣宗敬是从来不肯示弱的。他仍旧拉住了朱仲甫这个老“冤家”合资起灶,集资十三股,每股3000元,共集了3.

9万元。为了节省资金,托瑞生洋行代买了四台法国石磨,相应地配上英国的机器,采用60匹马力引擎,开始办厂。考虑到水路交通的方便和靠近小麦原产地较近等因素,先在无锡太保墩办起了荣家的第一家面粉厂——保兴面粉厂(后来改为茂新面粉厂),时在1902年。

尽管当时只有三十余名职工,每天日夜加班也只能生产300包面粉,而且在当年全国已开工的12家面粉厂中,属规模最小的一家,可是这毕竟是荣家走向现代工业的第一步。

三年后,他们已购置了六台英式钢磨,每天可出粉800包,年终结算,已能赢利6.6万两了。到1912年,年盈余可达12.8万两。期间虽经历了外国人操纵的“橡皮股票风潮”,但荣家兄弟不仅没被挤垮,反而开始进军棉纱业,与人合资,又在无锡建起了振新纱厂。

苏州河边的福新面粉厂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国家要应付战争,无暇东顾,暂且放松了对中国的控制,洋面粉的进口量大为减少,中国的民族工业进入一个极其难得的全速发展的时期。

荣家兄弟抓住此千载良机,突飞猛进地发展自己,接连在上海办起了一系列的福新面粉厂。从1912到1921年十年间,他们共经营了十四家面粉厂,其中自建的有8家,租办的有6家,租办期满而收买下来的有3家。

到1921年止,荣家投资开设的面粉厂竟达12家之多,生产的面粉,占了全国民族资本面粉厂的生产能力的31.4%。即使加上洋人办的面粉厂,所占比例也达到了23.

4%。于是,“面粉大王”的桂冠就非荣氏莫属了。 保存在无锡梅园内的荣氏企业早年使用的旧石磨 当年为荣家立下汗马功劳、象征着荣家事业起步的四台石磨,后来一直被荣家人细心地收藏着,无锡梅园建成后,就置于豁然洞所在的浒山之巅。

1964年,被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馆各征集去一台。留在豁然洞的两台在“文革”中遭到破坏。1985年,有关部门将残存的磨盘拼接成三盘,移至梅园内的乐农别墅,作为荣家创业史的一个见证。这是真正的百年故物了。 (肖力摘自《上海滩》 作者:宋路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