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华清最重要的助手胥治中简介
1949年初，胥治中同志参与解放重庆战役的指挥，在成都附近配合一野消灭了胡宗南的南逃部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胥治中将军（1911-1989.10.2），江西省信丰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少将之一。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胥治中少将照片
胥治中将军简介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第七研究院原党委书记。
胥治中同志是湖北石首市人，１９３０年７月参加红军，１９３１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１９３５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历任红二方面军团特派员、情报站长、纵队社会部部长、保卫部长、专署公安局长、军区政治部主任、海军青岛基地政治部副主任、海军炮校政委、国防部七院副部长、六机部第七研究院党委书记等职。
胥治中同志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胥治中同志因病于１９９４年５月７日逝世，终年７７岁。胥治中少将生平经历胥治中，1917年出生，湖北省石首县调关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胥治中同志1917年10月27日出生于湖北省石首市，父亲为雇农，家境贫寒；在红二方面军革命根据地的影响下，他自7岁起就随父亲接受党的教育，参加儿童团和少先队的革命活动。
1930年7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初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二军团通讯员、宣传员、侦察员、卫生员，湘鄂川黔边区保卫局保训队学员，二方面军卫生部特派员，五师15团特派员，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参加和指挥了保卫苏区的数十次战斗。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方面军团独立团、第四师、第七师宣传员、侦察员，红二军团卫生部特派员，第五师十五团特派员，参加长征。
参加长征时仅有14岁，黎化南看他又瘦又小，担心他走不出草地，就把他带到向边当警卫员，实际上是黎化南一路上对他精心照顾。
抗日战争时期，胥治中同志历任陕甘宁边区警卫四团特派员，中央社会部三边情报站站长，鄂中区党委社会部兼鄂豫纵队社会保卫部部长，中原三地委社会部部长兼三专署公安局局长，中原三地委常委等职。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从中央党校南下中原新四军五师前，总保卫部长吴溉之、锄奸部长钱益民和社会安全部长康生、副部长李克农找周琳等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一批旅、团级干部谈话，确定周琳任新四军五师政治保卫局长和中原社会安全部长，为了打入敌后和隐蔽任务需要，一批干部必须隐名改姓，周新山被康生、贺龙、彭真等给改名周琳；李林中，中央三边情报站站长被改名胥治中。
解放战争时期，胥冶中同志历任江汉军区政治部主任、鄂西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十一军政治部副主任等职。他参与指挥了我中原军区江汉部队突围，冲破国民党三十万军队的层层包围，在鄂西与一纵会合，为保存我军有生力量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与刘昌毅司令员一起率一支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牵制蒋介石嫡系整编六十六军和两个整编师及当地保安团全部，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区和正面战场，支援了我军兄弟部队粉碎国民党部队的进攻。为了保存我军实力转移，开辟新区继续坚持斗争，经过―千多里的紧急行军，胜利地抵达鄂东皖西。在当地党组织和游击队的配合下，消灭不少保安团并开辟出一个包括黄山、岳西、霍山等七个县在内的游击根据地，并在斗争中不断使自己的队伍得到补充和发展，建立起我军较稳定的被服厂和医院，为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实施全国大反攻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建立了牢固的游击根据地。1949年初，胥治中同志参与解放重庆战役的指挥，在成都附近配合一野消灭了胡宗南的南逃部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胥治中同志历任海军青岛基地政治部副主任、海军炮兵学校政治委员、中共烟台市委委员。1961年调任国防部第七研究院副院长，1965年任六机部第七研究院党委书记、六机部党委委员。他按照中央部署，协助院长刘华清同志进行国防部第七研究院的组建工作。在当时国内遇到严重困难，苏联撤走专家，停止一切技术援助的情况下，他同组建七院的领导同志一道，组织大力协作，狠攻科技难关，为发展海军的装备技术、为七院的发展规划、基础设施建设、队伍建设和一批重点工程科技项目的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
“文革”期间，胥治中同志遭到打击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仍坚持真理，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文革后恢复工作，曾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94年5月7日，胥治中在北京逝世。女，胥晓琦。
胥治中将军故事
家属上访维权
胥治中的女儿胥晓琦在友人的帮助下，用轮椅推着她母亲，抱着爸爸胥治中的遗像到位于北京宣武区永定门附近的国家信访接待中心上访。
维权网信息员在信访处现场了解到，胥晓琦的爸爸胥治中原籍湖北石首，是开国第一批授勋将军，授少将衔。她们家的现住房是国防部于1962年成立国防部第七研究院时盖的，当时她父亲是现役军人，是按他的军衔和职务分给他的住房。1998年，中央部级干部房改政策出台，胥晓琦母女二人要求购买现住房。该研究院（现已改名为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第七研究院）当时的院领导开始同意卖，后来又不同意了。她们就打算这样租住下去。
胥晓琦说，自2003年起，现任的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办公厅主任刘振国，该研究院代理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刘艳江，该研究院纪委书记郭志鹏以及物业办公室第一副主任于学东，或亲自或指使下面的人，不断到家里欺骗、威迫我母亲，要我们同意以房改为名搬到一处比现住房面积少约1/3且质量很差的四层楼里去住。这不符合国务院部级干部房改政策的精神，因此就没有同意。事实上，为了达到霸占国家无偿划拨的土地和卖房大量敛钱两个目的，那时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已经花钱买通中介公司，帮助其向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朝阳分局报规划，在胥晓琦她们母女住房的南面，仅距他们的楼7米处，盖一座12层、超标准（每套住房面积约160～170平方米）的豪华“经济适用房”，现在刘艳江、郭志鹏也住在里面。该研究院位于奥运村地区，当这里的普通楼房已涨到每平方米3万多元时，但刘艳江、郭志鹏仅用每平方米2千至4千元的价格就买到了这些住房。 自2006年起，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开始大肆施工。胥晓琦多次到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及其朝阳分局上访，她们的邻居也曾到法院告状。她们得到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朝阳分局的答复是，该研究院应该依照法规对我们进行拆迁；而我们的邻居得到的法院判决是，该研究院承诺新楼竣工时对我们的住房进行拆除。如今，这栋新楼已竣工两年，并已卖出，住户早已完成装修住进去了。但中国船舶重工集团从不找胥晓琦母女谈拆迁问题。
据胥晓琦口述：更为恶劣的是，自盖楼之时起，刘振国、刘艳江、郭志鹏、于学东就伙同工程承包商，指使施工队的包工头、工人以及该研究院物业办公室所属人员明里暗里破坏胥晓琦她们家的楼房及周围环境。不但日夜骚扰、威胁胥晓琦母女，同时截断她们家楼房的污水管道、剥掉房外高压线的线皮、拉断电视天线、用盖楼的塔吊吊着重物在她们房顶上过来过去,甚至把她们家楼后面的房基土挖成空洞致整栋楼下沉倾斜……见用这些伎俩还是赶不走胥晓琦母女，他们就指使在这个院子里居住的一些“文革”中的造反派、一些对老干部仇恨的下层退休职工，在路上，甚至爬上胥晓琦家的院门，对其打骂。
长时间的骚扰与侮辱再加上问题始终无法得到解决，迫使她们母女终于一起去上访，以求能够有一个安身立命之处!
这是当前的现实，80年代搞什么一刀切，将许多军队离退休班干部交地方，实际上就是甩包袱，将打下江山的很多老人们都从部队中赶走。交给地方后，因长期未与地方有联系，住房狭小，且都仍在片偏僻的地方，生活和医疗都方便，加上很多政策待遇都未落实，与留在部队管理的老人有很多差别，造成了很多老人都郁闷至极，到死都未盼到。造成这部分老人这种不公正的待遇的不是别人，恰恰就是后来陆续退下来的军队高层，他们制定的所谓政策是为了他们退下来后享受的，而不顾及大多数前期已退人员，过去很多人没有达到他们制定的所谓标准，不是个人原因，如果像现在这样提级授衔制度延续下来，之中的将军将是成批的，但老人们没有赶上好时代，错过了，可最终的归属却依然凄惨。这就是中国现实中不公正的其中一个现象。像胥将军都遭遇如此待遇，更何况其他人呢？如今座在高位的这些人是不会关心前面打江山的这些人，因为他们只关心自己是否享受得如何，不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是不会过问的。
将军女儿捍房记
胥晓琦的父亲是新中国第一批被授予少将军衔的高级将领。父亲去世后，她做梦都没想到，自己和80多岁的老母亲会沦落为访民，为那间住了40多年老房子的所有权走上漫漫的抗争之路。
噌噌噌，一个保安从院子门前走过，突然猫着腰加快脚步，消失在视野里。
“现在我一拿相机他们就跑。” 56岁的胥晓琦，将20多年记者职业习惯运用到了现实抗争之中。
另一栋将拆的楼与胥家相隔20米，现在住着一些保安。这样的事情，胥晓琦说，只要她在家，每天都在上演。
今年5月底，她在网上公布了一段视频：视频的开头，胥晓琦加上了这样的一句话：开国将军胥治中的女儿讲述与母亲悲惨现状，将军留下的房子快保不住了。画面中，她在前面一边倒退一边拍摄，小区的保安队长，带着4个保安，紧追着她，一路追，一路骂，直到到了胥晓琦家门口时，视频里，那个保安队长还在继续布置手下：“后面两个，前面两个，给我接着骂！”
胥晓琦的家，在北京市朝阳区双泉堡甲2号院，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第七研究院家属院。她的父亲胥治中，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被授予少将军衔的高级将领之一，上世纪60年代，胥治中随供职单位转为地方干部，曾担任原第六机械工业部第七研究院党委书记。1994年，胥治中去世后，胥晓琦和年迈的母亲李静，就一起住在这个大院的9号楼，一栋独门独户的双拼小楼里。
“双拼”的意思就是两家一栋楼，你在东边，我在西边，各自有门。这栋楼是国防部1962年成立国防部第七研究院时所建，当时胥治中为现役军人，按职务分配，分到了这座小楼的东半边。而另外半边，一直由两个职务级别较低的家庭合住，此后这两户人家搬走，现在改成了临时工宿舍。
尽管，胥治中给李静、胥晓琦母女俩留下的住房，年久失修，到处破旧漏雨。不过好歹这个房子也让母女俩有了栖身之所。但是，一切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第七研究院决定在9号楼前修建21号楼开始，就变得不一样了。
买不到的房子
2000年，国家启动了部级干部的房改，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部级干部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意见》，规定对于享受部级待遇的干部现住房，“可租可买”，“除四合院、独立小楼、按照规定规划近期需要拆除的住房、国管局和中直管理局认为不宜出售的住房外，原则上均可出售。”
已经租住在这栋双拼小楼里将近40年的李静，觉得自己应该有购房的权利，向第七研究院提出购买现住房的要求。2001年7月9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以下简称国管局）回复第七研究院说，“9号楼等属于二层独立小楼，且住房面积、占地面积超大，按照房改政策，属不可售公有住房。但考虑到住房在你院职工住房集中区中，如你院认为可以出售，请在考虑同意规划的情况下按有关规定执行。”
对于“独立小楼”这个说法，李静和胥晓琦并不认同，自家的房子只是占了东边的半边房，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独立小楼。于是她们多次向研究院要求购买现住房。
2002年9月，政策出现了松动。国管局印发《关于发放购房补贴中几个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在“不可售公房”的定义中，去掉了“独立小楼”。于是，母女俩再次向第七研究院提出购买现住房的念想，但是3年过去，第七研究院依旧答复说不可售。
从2002年到2005年，北京的房价已经处于攀升阶段，商品住宅每平方米平均单价从4066.7元涨到了6725元。
对不上点的规划图？
2005年，第七研究院决定在9号楼旁边，建造一座高35.4米的21号楼。 施工队在21号楼的施工现场，贴出了一张局部施工图。胥晓琦才发现，自己家所在的位置，居然是一片空白。空白是什么意思？如果是保留建筑，那应该是一个方框；如果是拟拆除建筑，应该是方块边上打叉，如果是空白，那只有一个可能，这里本来就什么都没有，竣工后也将什么都没有。
这让胥晓琦感到奇怪。2006年，她去北京市规划委申诉，表示拟建21号楼的北墙，距离北边永久性建筑即20号和20B号楼，分别为52米和48米，这中间事实上并不是空地，而是位于此地面的9号和8号楼。当年5月，北京市规划委回复说，“现您所反映的问题为拆迁问题，您所居住的9号楼为拟拆除建筑，故许可证规划总图中未进行标注。建设单位应按规定予以拆除。”
但既然是拆迁问题，按2001年11月1日起施行的《北京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胥晓琦认为，规划拆迁前，公有住房应卖给个人，再进行拆迁。胥晓琦想不通，既没有卖，也没有拆，怎么能开工呢？她开始采取行动阻止盖楼，要求先拆迁，后施工。2006年11月，施工队终于写下保证书，答应在胥与甲方达成协议前，不会动工。这个保证很快被单方撕毁。2006年11月18日，施工队突然来了上百名工人，将9号楼围住，强行开工。
胥晓琦说，当时近80岁的母亲和她，还有邻居家的老人及子女一起，连夜去中国船舶重工集团上访，要求与第七研究院谈判，说，“你们盖楼可以，要先拆迁我们。”但结果，被信访办的人拦在大门外的传达室内。胥晓琦的母亲跪在地上哭着求信访办的人，不要把他们从这个家赶出去时，信访办的人大声叫喊：“我管不着，你们爱上哪儿告就上哪儿告去！滚出去！”并带着保安在寒冷的冬夜，从零点开始，大开门窗冻两位老人。胥晓琦的母亲在那里呆了一天一夜，连气带饿、连冻带无法休息，突然抽搐、昏迷，被送到医院急救。
交涉无果的情况下，2007年年初，与胥家有相同遭遇的邻居，向北京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胥晓琦说，政府的回复是，“规划没有问题，竣工的同时拆迁。”
但2007年21号楼竣工后，第七研究院并没有提竣工后拆迁的事，而是一再发出选房通知，以“房改”为名，要求胥家搬到旁边的安置房。
胥晓琦去看了安置房。“我家的面积是297平方米加上20平方米自建，安置房的套内仅209平方米，相差100多平方米，安置房还得公摊面积，这太离谱了。”2007年1月北京商品房销售均价为每平方米10563元，到了当年12月则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该月北京商品房销售均价达每平方米15454元。
胥晓琦认为，按照国管局2006年9月的《住房制度改革政策解答》，安置房应该不低于原住房使用面积，拒绝搬迁。“再说了，那个楼明显一看质量就达不到部级干部楼的标准，墙皮手指一碰就掉了。”
于是，胥晓琦再去规划局上访。规划局回复说，院方一直没有报竣工验收。这与“竣工同时拆迁”，形成了一个死结。
那些“无缘无故”的谩骂和殴打，也从这时候起，变成了家常便饭。“你知道为什么连居民都来骂我打我吗？”胥晓琦说，“我不走他们就不会报验，不验收，所有这几栋新盖的楼，就都没有房产证。”
拉锯战
从此以后，每天早上，胥晓琦晨练必带三样东西：录音笔，摄像机，相机。她晨练的强度也和别人不同，“买菜都跑着去”，在社区健身角的太空漫步机上练腿力，动不动一练就一个小时。她给记者秀肱二头肌，“摸摸”。记者一摸，比一般的小伙子都结实。
谈到这些保安，胥晓琦说，“昨天刚跟他们打了一天。”她抱出一尺多厚的材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这里少数居民和保安，面向镜头作势欲打的照片。胥晓琦说，2007年，盖21号楼施工队的工头也曾经打伤她，把她摔成了腰椎骨折。例如，去年年底，一个女居民无缘无故打骂她，并把她打成轻微伤。
在胥晓琦的资料袋里，有关纠纷的照片多得数不胜数。因为纠纷，几年来她光报警就报了七八十次。这些纠纷大多“无缘无故”，对方往往动不动上来就打，上来就骂。曾经做过记者的她，专门买了录音笔、相机、摄像机，以便随时拿出来记录证据。
“她有病。”国都保安公司的保安队长躺在床上，轻松地对记者解释着骂人的事。这位姓李的山东人，来这个小区已经9年了。“她先骂我们的人，我那是还击。她经常路过门口就骂‘狗保安’！根本没有任何原因，我们的保安都被她骂走4个了。”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第七研究院物业主任于学东说，自己也看到了网上的那些帖子，只付之一笑，“颠倒黑白”。“你去小区里随便抓个人问问，看看人家怎么说她。现在大家压力都那么大，我们物业有那么多事要忙，哪会有空专门去跟她作对？”他不认为保安队长的做法过火，却表示了一定的欣赏，他说，自己有“傲骨”，如果碰到胥晓琦，也一样会把她骂得“狗血淋头”。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第七研究院房改办副主任林楚平说，安置房的多孔砖和保温层是国家强推的，不存在一捅一个洞的情况，“我也住这儿，贴上去保温效果很好。”他说，9号楼按国家政策，属于不可售房，研究院收回房子也只能拆掉，何况小楼必须拆掉，21号楼才能报验。
胥晓琦的回应只有两个字：“撒谎。”她带记者来到安置房的外墙，亲自徒手撕下一块墙皮，质问说：“国家会推荐这样的东西？”
不过，取证上的进展，却是个意外的收获。
2010年5月，胥晓琦向规划局申请信息公开。她拿到规划图一看，一切与施工队5年前贴在工地上的那张“示意图”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原来的空白处，曾经不见了的9号楼，被人用铅笔画了上去，成了“保留建筑”。
于是6月，胥晓琦一纸诉状，把北京市规划委告上法庭，指规划委规划许可证违法。她始终要为自己居住了几十年的房子讨一个说法。她说，“我这样‘党的喉舌’―记者，都被们欺压成这样，更可见老百姓受的是什么样欺压了！”
她的代理律师任佳慧说，“起诉的目的不可能是拆除21号楼”，但她希望此举能促进胥家住房问题得到比较公正的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