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什么讽刺顾颉刚 自相矛盾的顾颉刚:为什么会注定难逃鲁迅的攻击?
“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我的过不去”
顾颉刚在其《自传》中曾说:“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我的过不去。”
那么,鲁迅为什么要和他顾颉刚“过不去”呢?顾颉刚女儿顾潮在《历劫终教志不灰》有过两种推测。
顾潮在书中提到,1921年底,鲁迅作《阿Q正传》,其中说到“阿Q”之名为“桂”或为“贵”,只有待于“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之门人”的考定了;顾潮认为,鲁迅这句话“便是讥讽那年春天胡适著《红楼梦考证》而父亲助其搜罗曹雪芹家世等史料之事。”
顾颉刚在日记里也提到了这件事:“而彼所以致此讥讽者,只因五四运动后,胡适以提倡白话文得名过骤,为北大浙江派所深忌,而我为之辅佐,觅得许多文字资料,助长其气焰,故于小说中下一刺笔。”顾潮根据以上两点,得出如下结论:
“由此看来,父亲的师承关系注定了他以后是逃不脱鲁迅的攻击的。”
我认为顾潮的推测不能成立。倘鲁迅因为顾颉刚的“师承关系”而注定要攻击顾颉刚,那么,1927年在厦大,鲁迅不可能接受顾的赠书,更不可能为顾颉刚“函日本友人”。
前文曾说过,是顾颉刚在陈源面前说鲁迅抄袭了日本人的文章,后者将这一看法公开发表,遭到鲁迅痛击。顾潮的另一种推测是:“为了这件事,鲁迅自然与父亲亦结了怨。”顾潮这一推测更为离谱。因为关于“抄袭之嫌”,鲁迅一直认为是陈源对自己的恶意中伤,他根本不知道,谣言的制造者是顾颉刚。
否则,以鲁迅的脾气,决不可能只对陈源不依不饶,而对顾颉刚网开一面。而且,倘鲁迅知道顾颉刚在陈源面前造了自己的谣,他会在厦大与顾“同室办公,同桌进餐”吗?会“函日本友人”为顾颉刚找资料吗?
顾颉刚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曾说:“这四个月中,我的生活不安定极了。去年我初到厦门时,曾劝语堂先生不要聘川岛,熟知这一句话就使我成了鲁迅和川岛的死冤家。”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自然不能听顾颉刚的一面之辞,要想弄清问题的真相,我们还是让史料说话吧。以下材料,或出于顾颉刚之口,或出于顾潮之文,其真实性、权威性自不待言。
虽然顾颉刚“曾劝语堂先生不要聘川岛”,但语堂先生没听他的话,反而决定聘用川岛。顾颉刚失望之余,向胡适大发牢骚:“川岛要来了,这使我很怕;这种人的挑拨,未能成毫末之事而失败邱山之功。语堂先生不察,引为同调,徒然自取咎唳而已。我好在不管事务方面,且不预备久居,和他不生关系;但惜陈嘉庚先生辛苦得来之钱所经营的事业将为他而减少效果耳。”
问题的关键是,川岛根本没想到顾颉刚会劝语堂先生不要聘他,因为,他和顾颉刚是北大同事,也同是《语丝》成员,他很自然地认为顾颉刚会帮自己的忙,所以,他曾请顾颉刚替自己在厦大谋个职位,关于这件事,顾潮在书中说得很清楚:
“父亲与川岛是北大同事,亦同是《语丝》成员,大概川岛曾托父亲替自己在厦大谋职,父亲尽管从工作考虑不赞成其来厦大,但从私人面子上考虑不便回绝,所以当得知林语堂有意聘川岛时便复书告川岛‘事已弄妥’,这是私人交往间常有的事,但鲁迅知道后认为父亲使出‘陈源之徒’的‘手段’(鲁迅致川岛信,1926.11.21),或许这就是鲁迅说父亲‘阴险’的依据。而川岛抵厦大后,也常在鲁迅面前败坏父亲。”
真的应该感谢顾潮女士,虽然她这番话表述得不够流畅,但事情的来龙去脉已再清楚不过。原来川岛很信赖顾颉刚,所以托顾为自己在厦大谋职,顾颉刚“不便回绝”,也就是说答应了。但他前脚答应川岛说愿意帮忙,后脚就赶到林语堂那里“劝语堂先生不要聘川岛”,遗憾的是,“语堂先生不察”,竟然将川岛“引为同调”,决定聘用川岛。
顾颉刚闻听此言,一方面给胡适写信,发泄其对林语堂和川岛的不满;另一方面也给川岛去了一封讨功邀赏的信,说“事已弄妥”。
“事已弄妥”四个字在这里真的应该好好玩味一下,所谓的“事”就是指川岛托他为自己在厦大谋职的事,“弄妥”,是谁弄妥的,当然是他顾颉刚“弄妥”的,这样一来,川岛自然会对他感激不尽。一方面劝林语堂不要聘用川岛;另一方面,又写信告诉川岛,你托我的事,我已帮你办妥,如果顾颉刚是这样一种人,你还会对他有好感吗?
弄清了事情的原委,我们除了佩服顾颉刚的“处变不惊”,还能说什么呢!至于鲁迅因此说顾颉刚阴险,“而川岛抵厦大后,也常在鲁迅面前败坏父亲”,在我看来是不如此便不正常的事了。
这件事使鲁迅看清了顾颉刚的真面目,他在致许广平信里这样评价顾颉刚:“此人颇阴险,先前所谓不管外事,专看书云云的舆论,乃是全部为其所欺”。自此以后,鲁迅在文章中,总是以“红鼻”一词指代顾颉刚。有人说,鲁迅此举过于刻薄,但我认为,既然顾颉刚“阴险”在前,鲁迅“刻薄”在后,恐怕也是可以理解的。而那些对鲁迅的“刻薄”津津乐道,对顾颉刚的“阴险”讳莫如深者,在我看来即使不是别有用心的,也是很不公允的。
顾颉刚在文中还曾说过这样的话:“有一个基督教牧师坚劝我信教,他说:‘凡人都有罪过,只有信了教,才可因你的忏悔而得到上帝的赦免。’我说:‘我是一生不做罪过的,自己既不须忏悔,上帝也无所用其赦免。’这位牧师惊讶,仿佛这种人是不该有的,但我自问从小受了祖母的教训已达到了这个阶段。”
顾颉刚这番话说得实在太大了,一生都没做过需要忏悔的事,世上有几人能达到“这个阶段”?难怪牧师听了要惊讶,我想任何人听了恐怕都会惊得“舌挢而不能下”的。人无完人,孰能无过?顾颉刚一生真的没做过应该忏悔的事吗?当然做过,而且不止一件。
1923年,袁世凯派人在上海暗杀了宋教仁,全国上下大为震怒,掀起反袁的二次革命,顾颉刚的好友陈翼龙投身其中。当6月顾颉刚离京之前,陈氏把一网篮别人给他的信交顾颉刚保存,并嘱其代为作传留念。顾颉刚自然一口答应。
7月底,陈氏被捕,旋即被杀。顾颉刚害怕被牵连,将陈氏一网篮的信件全部焚毁。事后,他说:“我一生没有做过对不起朋友的事情,这次竟辜负了死友的谆嘱。‘使死者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我在这句话的前面是一个彻底失败者了。”
说自己“一生没有做过对不起朋友的事情”,又说自己“竟辜负了死友的谆嘱”;说自己一生没做过需要忏悔的事,又说自己“在这句话的前面是一个彻底失败者”,顾颉刚的自相矛盾是不是太刺眼了一点?
做学问方面,顾颉刚极具叛逆性,但在家庭中,却是一个唯唯诺诺的温顺孝子。“即使父亲具有天生独立的、叛逆的个性和日益增长的学识,即使他在最高学府中能有批判古今权威的勇气,但是在这种封建家庭的樊笼里他只是一个无助的囚徒,对于长上只有孝敬和服从,却难以反抗。”
顾颉刚前妻徵兰生病,顾颉刚一再写信催请长辈准予妻子去医院治疗,但长辈们置之不理。不久,妻子病重,“他希望将妻子送入医院,即使无法挽救,也算尽了一份心意,却被长辈斥为‘多费’。病人怕烟怕热,他提出一些改善居室环境的建议,也被阻止。对此,他愤懑之极,也无奈之极。”顾颉刚妻子徵兰因延误治疗而于1918年撒手而去。
顾颉刚因不敢和长辈据理力争,眼睁睁地看着妻子被病魔夺取生命,莫非他在家中如此胆怯,对家中长辈如此忍气吞声?那倒也未必,关键要看对什么事,如果顾颉刚认为某事值得抗争,他发起倔脾气来,家中长辈也会惧他三分的。
徵兰是1918年8月去世的,1919年5月,顾颉刚就与殷履安结婚了。
“婚后,两人相亲、相知、相爱。按照旧俗本无蜜月之说,新娘应是‘三日入厨下,洗手做羹汤’的,父亲打破了这种老例,以给自己医病为名,携妻将苏州园林逐一游玩;一个多月后一同到杭州为子虬公作寿,又在西湖的青山绿水间尽情徜徉。家中长者对此颇多争议,说他破例、费钱、不知生活艰难,竟敢做其父所不为之事。但他不以为然,争辩说不如此便无法治愈自己的失眠症。”
徵兰患病,为给妻子治病,顾颉刚忍气吞声、唯唯诺诺不敢和家中长辈据理力争;新婚燕尔,为和新妇度蜜月,顾颉刚则理直气壮、我行我素,根本不把家中长辈放在眼里。顾颉刚忽软忽硬,飘忽得让人难以捉摸。
不敢违抗家中长辈的命令,没有将妻子徵兰送进医院治疗,眼睁睁地看着病魔折磨并最终吞噬了妻子,如果这件事,也是顾颉刚所无须忏悔的事,那他的一生,恐怕确实没什么可忏悔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