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民的子女 国共之间的那些事:毛泽东在国民党任职的日子

国民党一大就联俄联共有过激烈的交锋,国民党内的一些人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向来持排斥心理。在讨论国民党章程时,广州代表方瑞麟提出不能党中有党,要求在章程上写上:“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显然这是为难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

李大钊当场驳斥说:“我等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廖仲恺等代表立即表示支持。会议就此争执不下。毛泽东见状立即发言,要求停止讨论,即付表决。方瑞麟的提案就这样被否决了。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大会在讨论“比例选举制为大会政纲之一”的议案时,又发生激烈的争论。所谓“比例选举制”是套用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依照地区来分配中央委员的名额。

毛泽东看到这个议案的要害,当即发言表示反对,他说:“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摈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以少数派以机会也。”又说:“比例选举制虽为社会党所赞成,但当其未成功时固是如此,若成功后即不尽然。此制很有害于革命之本身,盖以自由给予反对党,革命事业十分危险。”他的发言博得多数代表的回应,从而使得这一提案未得通过。

毛泽东在湖南的工作以及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表现,很受孙中山和其他一些国民党人的赏识和注意。在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时,毛泽东顺利地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大会闭幕后,国民党成立了中央党部,决议派遣中央执行委员分赴上海、北京、汉口等特别区,组织执行部,以指导和监督当地的党务工作。

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身兼数职

1924年2月中旬,毛泽东由广州来到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由胡汉民、汪精卫和叶楚伧组成常务委员会,而实际负责人是组织部部长胡汉民。作为胡汉民秘书的毛泽东,其职责是“协助部长,办理本部事务”。毛泽东不仅是组织部秘书,还是文书科秘书,在文书科主任邵元冲到任前,由毛泽东代理一些事务。

胡汉民是国民党元老,孙中山对他格外倚重,国民党改组后的许多重大事情,都离不开胡汉民的参与,因此,组织部的工作也就实际落到毛泽东的肩上,这从胡汉民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可见大概。信的内容如下:

顿得觉生先生来书,要取《宣言》十份,《党章》十份及《民国日报特刊》一份,入党表、登记表各四十份,志愿书二十份,请即交其来人为幸!此上润之我兄。弟汉民

信中所说“觉生”乃是国民党元老居正。当时的胡汉民已经四十五岁,毛泽东三十一岁,一句“润之我兄”,可见胡汉民对其器重的程度。虽然“兄”是旧时文人对对方的尊称,但关键是胡汉民在“兄”前加“我”,那就是表示着一种无间且亲密的关系。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立之初,主要的工作有两项,一是组织发展,二是平民教育。在执行部的第二次会议上,成立了平民教育委员会,毛泽东为九人委员中的一人,并且是常务委员。

上海执行部的三名常委中胡汉民、汪精卫常年不坐班,执行部的大多数工作只能由这些年轻的共产党员来完成,而毛泽东则身兼数职,既要做组织部和文书科的工作,又要处理平民教育委员会的事情。这样超负荷的工作终于将他累倒了,他只得给平民教育委员会去信说:“弟因脑病日增,组织部及秘书处事务又繁,平教委员会常委势难胜任,恳予准许辞职。”

叶楚伧是上海执行部的三个常委之一,胡汉民、汪精卫常年在广州,叶可算是上海执行部的最高领导人。叶虽仅比毛泽东长六岁,可也是国民党元老,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他对毛泽东的工作一直持异议,对共产党员一直持戒备心理。在这样的状态下,毛泽东的工作极为艰难,只得于7月辞去组织部秘书,推荐共产党员张廷灏继任。

毛泽东与叶楚伧的矛盾,在执行部几乎人人皆知。1924年11月17日,孙中山北上途经上海,毛泽东同执行部同志张廷灏、罗章龙、恽代英等十四人联名致信,面呈孙中山,反映“自八月起经费即未能照发,近来部内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乎停顿”,希望派员解决。

当时,孙中山忙于北上,加上重病在身,已无暇处理此事。叶楚伧则“用尽办法,把毛赶走”。毛泽东在上海执行部困难重重,就是鞠躬尽瘁,也是吃力不讨好,兼之劳累成疾,便于12月请假回湖南老家韶山。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1925年9月,毛泽东由长沙来到广州。当时广州已成立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宣传部部长汪精卫为政府主席。汪精卫没有三头六臂,哪能管得了这么多的工作,他看中了年轻且有才华的毛泽东。10月5日,汪精卫向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推荐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当即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