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册李佩甫 读李佩甫《生命册》:平原人厚重的“人生哲学”

读李佩甫《生命册》:平原人厚重的“人生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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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人厚重的“人生哲学”

——读李佩甫的长篇小说《生命册》

《生命册》堪称是一部描写中原乡土生活的鸿篇巨作。作家李佩甫从他的《羊的门》、《城的灯》到《生命册》,一路走来,从不肯停下对脚下这块土地的思考、探究和掘进,从不肯放弃乡土这个永恒的抒写主题。作家从上世纪60年代就与平原结下了不解之缘。用作家习惯的说法,他是把土壤作为至尊至善的母体,把人称之谓土壤中生长着的植物,把世间万象看做是植物生长的各种“变量”。于是,就有了不同类型、不同科别、不同版本的“植物”,就有了平原上芸芸众生的生命,都在各种条件、各种背景、各种气候的影响下,演绎着各自命运的变奏和诗意的人生走向。

苦难是人生的底色。对人生苦难的敏感与同情,是佩甫文学写作的情感基座。《生命册》包含着作家半个多世纪的岁月的记忆,包含着半个多世纪作家对社会、人生、对时代生活的参悟。作家以自己独特的视角,独特的乡土叙事方式,直面中原乡村世界的博大与厚重,在与乡土炽热的爱恋中,又非常沉静地、理性地思考着、研究着乡土中变化着的人性。

作家对人的发现,对人的透视与剖析,是深层次的,是精细和透彻的。他从平原文化的“根”上去写,写出人的灵魂的本色。比如老姑父蔡国寅的正直、宽厚、大度,在生活的无奈中又竭尽全力地去帮扶村民,呵护村民,一方面他要动脑筋应对“上头”,表现出他很“智慧”的一面,一方面他要动心思化解村民之间的矛盾。

他手中没有多大权力,唯一能做到的,是他冒着政治风险把几亩红萝卜瞒下来救助村民。他当了一辈子村干部,受了一辈子委屈,他经常遭到伤害但他从不去伤害别人,他是一位人民的功臣,但他又是无梁村最痛苦、最具悲剧性的人物。

比如梁五方,他是全村中最有能耐的一个人。他的“能”是出人意料的,他的上访告状,也是出人意料的,后来他的人性的回归,仍是出人意料的。

他不仅敢跟村民们较劲,他还敢跟“上头”较劲,他不仅有较劲的智慧,他还有干事的智慧。也算是那个年代造就了他。还有“变着法”活着的虫嫂,在贫穷与饥饿中生长出常人所没有的智慧,她既是一个靠使出全身的能耐(包括肉体)和心智,赢得了生存权的胜利者,又是一个遭人嫌弃、名声不好的人格上的失落者。

她既是一位一手培养出三个大学生的伟大的母亲,同时,又是一个众叛亲离的孤独者、渺小者,甚至渺小到,她还活着的时候,人们早已把她遗忘了。还有文化人骆驼,贫穷使他生长出拼搏的本事和恶性膨胀的欲望,而欲望又使他腰缠万贯、风风光光,最终又戏剧性地葬身于欲望之中。

《生命册》中众多人物命运尽管色彩不一、各有千秋,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的人生都极富有诗意。即使那些读起来让人心情很沉重、很纠结的人物,他(她)们的人生轨迹、人生拐点、乃至人生悲剧,仍然富有诗意的,很耐读、很让人回味的。作品中“变着法”活着的梁思凡,其实就是又一位新时期的“虫嫂”了。她从内心到肌体,完全笼罩在“虫嫂”的影子里,如果说她与“虫嫂”有区别,那就是她比“虫嫂”更智慧、更有心计和手段。她不仅要征服城里人,而且还要比城里人活得更潇洒、更体面、更风光、更有滋有味。贯穿全书的主人翁吴志鹏,是从乡土中走出来的一位文化人,他从单纯走向困惑,从困惑走向清醒,从清醒走向理智,从理智走向大彻大悟。他的人生多么有色彩,多么有意味,多么富有诗意!这种在历经坎坷、历经磨难中而成熟起来的人生,会长久地活在平原人的精神生活中。

如果说,乡土生活是衡量一个时代精神生活状况的重要尺度,那么,乡土叙事则是衡量一个时代文学精神品质的重要尺度。《生命册》以自己固有的面貌和气质,为中国文学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开辟了乡土叙事中一个新的表现领地,提供了闻所未闻的人物、故事、生活场景和人文景观。他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沉重、悲情、温暖和希望的力量,标志着我们时代文学品位追求上的高度。同时,正是作品这种凝重、沉重和厚重,必将跻身于当代杰出的长篇小说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