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供给侧改革 贾康:供给侧改革最需要有效制度供给
贾康:供给侧改革最需要有效制度供给
本报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供给侧改革”在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着墨不少,被赋予了未来改革方向指引的地位。中央政府根据国情选择这样一种创新的调控方式,试图以结构性改革为主要内容,“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贾康,作为中国新供给经济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供给侧改革理论的重要开创者,两会期间提交了多项供给侧改革提案。
他在3月8日下午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时解读了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供给侧改革的许多重要内容,并畅言:供给侧改革最需要的是一整套新的制度和政策供给,从而纠正过去的过度或错误的供给,并找到新的供给,刺激引领需求释放,以打造升级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当前亟须七方面有效供给
《华夏时报》:从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的状况看,您认为现在最需要什么样的有效供给?
贾康:第一,需要有效的制度供给。
如果做一个次第排列,所谓有效供给,首先需要有效的制度供给,它指的是进行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攻坚克难的改革,以解决有效制度问题,而且它具统领地位,是解决整个中国社会经济转轨的龙头。这正如我们过去一向所强调,所谓新供给经济学,其首先是改革经济学,呼应着习总书记所说国家现代化的关键一招,也即总理所说最大红利之所在。
第二,需要有效的规划供给。
如果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角度看,制度供给更侧重于市场化取向,侧重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更好发挥决定性作用,而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所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规划供给。
现在世界各国发挥政府作用比拼的就是规划水平的高低。中国现在提出的京津冀一体化、“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多涉及规划先行、多规合一的规划供给问题。这方面中国应该向那些可称道的经济体的先进经验学习。比如法国巴黎中心区,其在150多年前就做了通盘的动态规划和升级换代的改造。中国人现在所说的海绵城市、综合管廊,人家巴黎早就有这样的功能。
因此,供给侧改革中政府必须抓好规划供给。
第三,需要有效的政策供给。
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有公共权力在手,可以制定各种公共政策,但这些公共政策的水平及其有效性、合理性要特别予以关注。
第四,需要有效的科技供给。
这是全要素生产力的重要组成要素。实际上全要素生产力在中国除了科技之外,制度创新可以打开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空间,后者又可以倒逼制度创新,与之形成互动。实现科技的有效供给、推动科技的进步,要解决的问题其实都相当有难度。
李总理最近说,要在科研领域里砍掉那些管理知识分子研究活动的繁文缛节,强调学者六分之五的精力应该用来做科研,国办还专门发了关于优化学术环境的文件。这很重要。我们实际看到,现在高校里、事业单位里有些管理者非常起劲做的事情,是制定一些专门跟知识分子过不去、违背科研规律、甚至违背天理人伦的清规戒律。我今年向全国政协提交的提案中就提到这个问题,社会反响比较强烈。
第五,需要有效的人才供给。
科技需要人才,需要发挥科技人才的聪明才智、发挥其内在的积极性,以创造出科技进步的产品,以及实现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在全球化时代,政府对于人才的使用要有开阔的胸怀,应从全世界招揽人才。而人才愿否为中国做事,他要看中国的人才观和科研环境是否跟上了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流。
如果中国的人才观和科研环境没有跟上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流,则国际一流人才,也包括出国留学的中国一流人才,都根本不会真诚愿意持久地来为中国做事,为中国服务。由此来看“千人计划”的效果,我们应有深刻反思。
第六,需要有效的投融资供给。
对于PPP这样的融资模式,将其上升到管理模式创新和治理模式创新来观察,就能看到其中有值得肯定的多方面正效应,其带来的是方方面面互动的有效投融资供给。
第七,需要有全球布局的有效资源供给。
这包括中国本土资源的有效供给,以及国际上可通过和平方式加以动员的资源的有效供给。
整个供给体系,无非上述7大要素。很多人对于供给侧改革这个概念的认识并不很清晰,我们不如干脆就从这七个方面加以清楚阐释。我在地方上曾提到过这些分析和认识,这可以使得地方上抓供给侧改革明确切入点所在。
也须防止错误的制度供给
《华夏时报》:会否在有些方面供给过度的同时,有些方面供给不足甚至供给错误?
贾康:所谓“过度”往往隐含着“错误”的意思,但“过度”亦有可能转为“不过度”,而“错误”就无可救药了,二者存在一定区别。
所以现在钢铁业、煤炭业去产能其实存在一个弹性空间。比如加快地铁建设、停车场建设、交通体系立体化建设,将大量使用钢材,那些被认为是过剩的产能因此得以转为有效产能。
在错误供给方面,比如制度供给中,改革若完全走错了路,以改革为名倒行逆施,那就无可救药了,应该完全否定。
以供给侧改革为名搞新计划经济,目前其实存在着这种风险。仿效被传统计划经济推到极致的非理性的供给管理,以为设立一个中心决策部门集中权力,什么都要管、都要经过审批,那不正是扼杀经济的活力吗?
《华夏时报》:一整套新的有效的制度和政策供给如何真正确立起来?
贾康:这是个系统工程,我的理解,从现在开始做,如果能够比较快见眉目的话,实际上正如高层提出的到2020年全面取得决定性成果。否则,这个体系必定是捉襟见肘。现在很多地方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越来越容易犯低级错误。如果官员们只知道看领导眼色行事,而自己却连稍微有一点想象力或权变的事都做不好,这种现象很令人忧虑。
《华夏时报》:如何防止过度的政策或者错误的政策形成“错误的供给”?
贾康:这实际印证了我前面提到的逻辑:供给侧改革要处理好的龙头问题就是制度供给。过去有一种比较极端的说法,“好制度可以把鬼变成人,坏制度可以把人变成鬼”,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有效制度供给的根本作用。
去库存去产能必须区别对待
《华夏时报》:消化库存和产能,这需要怎样周密详实的有效安排?
贾康:各级政府出台某种关停并转的方案,其实用性很有限。对于那些有限目标为数不多、一般成规模的企业,比较好认定,或者其中有一些非常硬的经济技术指标,也比较好认定。国资委下辖的一百多家国企,哪家需要去产能、需要关闭,这属于关停并转的操作问题,但实际上其对象性已基本不存在。
剩下大量的是需要靠市场优胜劣汰机制本身去排挤掉的目标,对此政府不能去一一甄别,因为这个范畴内的企业有数千万家,其中包括大量的小微企业。
当他们在竞争中活不下去,就会自己出局。这种落后产能,在市场能够将其排挤出去的时候,一定要依靠政府提供的保证公平竞争的规则和环境,如果政府提供的并非是公平竞争的规则和环境,则排挤出去的就未必都是真正落后的产能,寻租就可能因此活跃起来,这一点值得警惕。
有些技术标准如果能加以准确判定,当然可据以操作。曾有人提议,对于在中国制造的各种发动机,应按照技术标准进行全面排查,凡未达标者,即予强制更新。但据说这项工作推进的并不顺利,其中存在种种原因。许多类似情形,就介乎于我所说的让企业关停并转和让市场公平竞争的中间状态。
《华夏时报》:在强调去产能、去库存的同时,有没有产生新的过度供给?
贾康:现在来看,如果在去产能方面更多发挥市场力量,并配置以必要的产业和经济技术指标,理性掌握之,就不应该再伴生过度供给的问题。应该是过剩产能的收敛问题,而不应再扩大问题。除非发生非常明显的错误。去库存有明确指向,去产能也并非平头砍去,一定要形成在公平竞争中去掉落后性的过程。关停并转更是要区别对待,仔细甄别。
去库存现在首先就是要去掉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库存。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没有去库存的问题,反而是库存不足的问题。供需不平衡中,动不动就出现房价被炒作上涨,热度迅速上升形成威胁。可见去库存针对性很明显。因此一线城市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更多地允许开发商拿地建楼盘,这样至少要大半年时间才能形成市场的价格平衡力量。总体看,去产能、去库存究竟压力在哪,需要一一去具体分析。
《华夏时报》:去库存、去产能的同时如何避免金融风险?当前地方楼市高杠杆持续下去会否真的造成另一场金融灾难?
贾康:很多人说,现在实际上是在加杠杆,在稳增长中释放流动性,这些资金现在大量涌入一线房地产市场,助长了现在房价迅速走高过热。此等说法可能有一定道理。但其中也有一些商业性银行或金融机构觉得有一定操作空间而愿意展开相关业务,这需要政府给予必要的指导和监管、制约。这也再次证明,并非简单的放松银根就能解决问题。适当放松银根同时一定要把握好结构导向,掌握好财政政策更应发力的经济杠杆,加以区别对待。
楼市、股市、债市反映改革取向
《华夏时报》:目前一线城市特别是深圳、上海等地楼市价格突然剧烈上涨,而三四线城市房地产业去库存、促销费仍是大难题,对此应该怎么看?
贾康:应对政策现在就是要面向冰火两重天的现实,区别对待,绝对不可一概而论。实际上政策还应更细致一些,比如分市、分县、分地段、分类型加以区别对待。
《华夏时报》:一线城市房价大涨这种情况能持续多久?
贾康:有一种可能性,即重新提醒人们,原来说要加快房地产税立法,这个立法程序现在可以再往前推。如果能够获得全国人大审批通过,会不会首先在一线城市实行这一法律?现实生活已再次开始倒逼这个趋势出现。这个税种首先可针对的就是房价出现明显过热的一线城市,而这正是供给侧改革方面制度建设应有的进步。
《华夏时报》:从最近几个交易日走势来看,市场对于供给侧改革,尤其是现货价格已经出现反弹的行业认同度颇高,局部多头趋势已形成。您怎么看?
贾康:这与管理层释放的正面信息应该有关联,习总书记最近到工商联、民建等讨论会上讲的那番话给市场以极大鼓舞。这种鼓舞带动的市场预期,是恢复一些安全感和信心,这值得肯定。
《华夏时报》:关于宏调结构,学界有观点认为要做重大调整,并以转变国债发行模式和方式为突破口。您怎么看?
贾康:国债现在还有举债的空间,拿了这笔钱从眼前一直对接到中长期,支撑全面布局中应做事项的展开,这个角度有一定道理。也有智囊机构提出借鉴国际上的永续债、无限期债模式。大家好像都觉得这个空间不用很可惜。我们曾提出的有效投资、聪明投资的政策建议,其中资金筹集也包括国债这一来源。
对这个可观、可贵、可用的发债空间,大家是有一定共识的,但其切入角度,是个技术问题,技术性地利用这个空间,如果用得好,就不光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服务整个战略层面。但如果处理不好,那就意味着以后腾挪的余地又耗费掉一块。
不再错失产业与技术革命机遇
《华夏时报》:“加快发展新经济”,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加快成长,使之成为新增长的火车头。但培育“新经济”、清理“旧经济”的清晰思路究竟是什么?
贾康:“新经济”似乎用了美国人所说硅谷带动一大波产业革命浪潮的那个概念,美国人称之为新经济。新经济这个概念里面一定要放进时代背景,并看其中具体内容。中国现在所说新经济就是引领新常态、经济升级换代的新经济,当然它也内含着要追上第三次产业革命发展、跟上新技术革命大潮流的逻辑。
综合而言,它所表现的是中国所有产业部门都要按升级换代的步子走。新经济里必须包括着信息技术革命,同样也必须包括着传统产业、制造业升级为所谓“中国智造2025”。中国的农业同时也要加入新经济,不可能把它甩在一边。生产性服务业、新兴服务业、传统服务业等无一不要与新经济相对接。
总体上,新经济以技术革命产生的第一生产力的乘数效应,其最强有力的引擎效应,来自于硅谷发动的、中国不能再次错失历史机遇的所谓第三次产业革命。
就制造业而言,中国制造业目前排在全球第四阵营,充其量是三点五的位置,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中国制造业如果能进入第二阵营,才真正可以说沾上了新技术革命的边而没有太落伍。
《华夏时报》:新经济也应该更加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吧?
贾康:据我观察,中国这些年基础科学研究方面的投入确实在提高,一些指标,比如专利申请数、论文发表数和引用数等都在上升。这显示中国在这方面有进步,但投入的增长、相关指标的上升,与国际综合科技实力排名相比有明显落差,中国的科技竞争力、创造力这些年并没有同步提升。
对于基础科学研究,中国已有布局并有计划在实施。但如果还没有对于科研人员的像样的激励包容机制和氛围的话,我深以为虑。当一个白发苍苍的科学界前辈不远千里万里去外地搞科研,却不能坐公务舱,这叫人作何感想?对于无用而又有大用之基础科学研究,中国应该给予更有远见的对待。这就是本次引力波探测取得成果给我们的启示。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对于科研人员没有人性的关怀,没有最基本的人文关怀的常识,哪个科研人员会甘心情愿持之以恒地为其奋斗?
警惕供给侧改革变味
《华夏时报》:如何防止对供给侧改革理念的错误理解所导致的一些混乱局面出现?
贾康:供给侧改革要求有效市场加有为有限政府。政府到底是否有为,并非由其自身来做评价,而是绩效导向,要看所出台的政策是提升绩效还是破坏绩效。有限政府的“有限”没有截然的界限。就像对于PPP,政府过去说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但现在为什么二者又集于一身?在尚未与企业签约的时候,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具有裁判员的身份,要给特许权、给规划、给政策要领等等,一旦到了跟企业签约的时候,政府就变成运动员了,其以平等民事主体身份与企业一起履约。
这时裁判员到了法律那里去了,政府履约同样要受法律约束和问责。这是正确的状态,是一种新的“有限”,重新解释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但这种创新问题如果处理不好,那就是双刃剑。
《华夏时报》:供给侧改革中管控经济的标准,如果仅是模糊的论述,实践中并无明确标准,会否经常导致松而不放的局面?
贾康:有些论述的确很原则,比如,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有关国计民生的,这些都是常用的语言。严格讲起来,是或不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有关国计民生的,很难截然分清,这要如何加以理解?一些看起来不很重要的事情,或许还真的关系命脉。
基本民生方面,少数弱势群体如果不托起来,其当然会关系到国民经济运行的大局问题。如果光讲国有经济的主体、主导作用,实际就有可能落入到一个总要划出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截然分明的数量边界。
其实这其中要抓住不放的创新命题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它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同时又是标准化的股份制的现代企业制度,以形成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所有中国企业走上这条路,才真正开启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局面。这才是解决实质问题的供给侧改革。
《华夏时报》:“供给侧改革”与西方曾经的“供给主义”,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它会不会使政府进一步涉入经济领域,强化政府对产业的调控?
贾康:如果在有关的管理环节上推行供给侧改革却使得权力最大化、责任最小化,使得不讲常识的胡来,近乎荒唐弱智的一些行为出现,这将让人不得不感到担忧。所以要特别警惕供给侧改革变味——本来是要充分的尊重市场,本来是要让政府和非政府主体平等展开互动为主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结果却搞成了政府在其中更强势,政府想管谁就管谁,这种供给管理一定会出问题。
现在一定要大声疾呼,逻辑上本来很正确的继往开来、攻坚克难的改革,坚定不移的市场化取向,坚定不移把有效市场摆在第一位,有为政府和有限政府相结合,这篇文章必须理性正确地做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