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欲望极度膨胀 阎连科:欲望极度膨胀 我们三观尽毁
阎连科,曾被认为是莫言之后最有希望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之一。在搜狐网与鲁迅文化基金会共同主办的“鲁迅文化奖”中,阎连科凭力作《炸裂志》入围“2013年度小说”提名,网友投票一路攀升,他却表现得十分低调:“我觉得入选的各位作家人气都高于我”,并自称是个“没有粉丝的作者”。
采访地点定在阎连科家楼下的快餐厅,正值万圣节后不久,处处挂满稀奇古怪的玩偶,阎连科坐在其间,操一口河南乡音谈着他的作品和反思,窗外是渐入晚高峰的北京街道。这幅画面不禁让人想起他所描绘的“炸裂”,那发展所带来的的蓬勃、扭曲,和不可阻挡的脚步。
只有鲁迅有资格审判中华民族
李倩:您在重读鲁迅时,评价他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原因为何?
阎连科:这是三四年前的事了,重读的是鲁迅的《故事新编》,我们谈到鲁迅,永远说他的《呐喊》、《彷徨》,但我觉得《故事新编》非常有味道,里面的很多小说非常不一样。
研究鲁迅的人太多,我说不出什么新东西,但我完全认同鲁迅确实是非常了不得的思想家,他是中国作家中,最有能力审视和审判我们民族的人,在这一点上是任何人不可比拟的。一个文化人或一个作家,你可以做不到,但是不能不去尝试。我们说鲁迅从不回避现实,实际上,也得益于他那种审判的能力和胆略。作家的伟大恰恰在于,别人有的你都有,而你有的那一点别人又没有。
坑蒙拐骗是多数“万元户”必由之路
李倩:在《炸裂志》的首尾,您本人皆以“主笔者”面目出现,有什么考虑?
阎连科:这样写有几层意思吧,一个是这样开头,希望小说能更有趣味感;另外每一部地方志都是需要有主编的,这样写又能让读者找回一种真实感。当然还有第三层意思,这也或多或少表达了阎连科这么多年写作的某种心境吧,比如小说中的“地方志”的市长孔明亮,把阎连科写的内容一把火烧掉了,确实和我自己的写作心得有着某种非常微妙的联系。
李倩:《炸裂志》中的村子,从“男盗女娼”开始,所有人都是扭曲和愚昧的,但这样的村庄却不断发展,炸裂为国际大都市,您如何解读这种矛盾?
阎连科:我觉得《炸裂志》里的人不能用愚昧来形容,而是人有很多本能的东西,在某种情况下表达出来了,比如说对富裕、对现代文明的向往。
举个有点简单化的例子,在八十年代初真正熬到“万元户”的有钱人,都不是我们日常中所说的实在人、老实人。而是些有能耐的、胆大的,甚至于有些蹲过监狱、抢过东西、历史上家庭成分有问题的人,他们纷纷离开家乡下海,过了几年成为了老板。当然这样举例也许有片面性,当时也还没有今天“精英”的这种概念,但这些人一定不是我们传统中所说的“本分”的人,我们的历史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欲望极度膨胀 我们三观尽毁
李倩:炸裂人也好,万元户也好,他们的成功是否源自偶然?
阎连科:我觉得这样的人的成功和城市的成功恰恰是必然的,但是这个发展过程,同时让中国人——不管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从有理想变得没有理想了,这种理想指的也许是那些乌托邦的,不能实现的愿望,从没有理想又转化成人心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欲望。
我经常说,人心被掏空的过程是分三步走的,从“美望”到欲望,欲望如今又走到“恶望”。现在人的欲望已经被简单化了,所以才会有那些极其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件一件的发生,比如有一段时间,我们看新闻每天都有这个人把儿童摔在地上了,那个人把婴儿埋在雪里了。
一件事情偶然发生也许是个案,但一段时间内,如果每天都看到这样的新闻发生,那就一定不是偶然的,我们其实把很多事情都当作个案去看待,但这些事件接连发生就已经产生了它的普遍性。这些事件本身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人的“恶望”把它们联系在一起。
李倩:诸多荒诞事件的出现,都源自当年“美望”的丧失?
阎连科:美望的丧失、欲望的膨胀,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转化成恶望,今天每个人对罪恶的认同感,已经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比如说,男盗女娼一直是我们道德上最抵触的东西,又比如说贪污腐败,当年一个贪污二斤粮票就觉得是很大的罪行,但今天一个人贪污一两千万,大家都特别习以为常。这就是我们对罪恶的认同感的上升。
社会越向前 人心越被掏空
李倩:从您的体悟来看,有无一个出路,能让人们在面对“炸裂”状态时,身心有依,跳出轮回?
阎连科:对现实来说,谁都无法逆转今天社会的焦虑,路是只有一直向前的,但就文学来说,你不可能生活是一你就写一,生活是二你就写二,在文学中,恰恰是要从人心着手的,考察这个世界,最终考察人心。
我想,今天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都是伴随着“炸裂”非常懵懂地向前走。我们都是被模糊的人,也都是被带领的人,既不是旁观者也不是弄潮儿,就这样跟着某股神奇的怪异的力量向前,今天你看北京所有人走在街上那种匆忙,忙着上班、挣钱、买房,至于我们能不能买得起?买得起有什么意义?到底奋斗的目标是什么?我们不知道。
我们都是看不到自己未来的人。一个人不知道他未来是什么样是很焦虑的,像一对夫妻结婚不知道他们三年以后彼此的将来,也许今天还相爱,明天就发生了变化,人和人之间都有裂痕,每个人内心都有黑洞,都有那种不可捉摸的东西,这是我们今天每个人焦虑的地方,面对现实我们是焦虑的,很多年轻人这样,很多家庭也是这样。
李倩:这种状态是发展速度太快造成的吗?
阎连科:因为这是一个物质的、没有方向的向前,目标是什么没有人知道,物质上也许逐渐丰富,精神上一点一点被掏空。社会越向前人心越被掏空,这和经济发展相关,以前我们有亘古不变的伦理去奉行,儒家也好、道家也好、法家也好,总是有一个伦理的限制在束缚大家,今天我们既没有伦理、道德约束,也没有完善的法律的束缚,人完全是从笼子里飞出来的野兽。
别信数据 百姓生活被其绑架
李倩:曾有数据表示,中国城镇人口已达55%。但很多人却身处尴尬,既在城市中没有归属,又回不到乡村。这些人的未来在哪儿?
阎连科:我希望我们永远不要被数字所迷惑,因为我们永远是被数字捆绑着,GDP有多少,人口工资增长率多少,我们的生活正在被数字的捆绑与欺骗中间,这55%的数字也只是一个数字而已,它和真实有巨大的差别。
当我们说到城镇化的时候,不是指一个房子、一个户口就实现城镇化了,不然国家用一天时间宣布,国家都是城镇户口,那我们就没有农民了吗,这和城镇化没有直接联系,只是一个数字而已。我想农村城镇化的道路,不应该只是解决一个住房、一个户口、一条道路,或者是从山上搬到山下,它应该从根本上让人的生活方式有所改变。即使你有了上海户口、北京户口,生活方式没有变化,也并不代表你是完成城镇化了的人。
我经常说,我们每天不光想听到我们有多么富裕,更想听到的是,究竟还有多少贫困的人口,贫困人口生活的状况,我希望每天公布的是贫困人口减少了多少,而不是说富有的人增加了多少。我想这是一个巨大的差别,富裕人口增加,并不等于贫困人口的减少。
中国历史唯英雄 九成民众无面孔
李倩:《炸裂志》中,从英雄人物孔亮捡到印章,到女主角朱颖带领一群女子聚拢财富,能发现主角感很强。但大多数非主角人物,却面目模糊,仅为一个个符号,完全被主角所牵引。这是为何?
阎连科:考察我们今天中国的现实,不也恰恰是这样的吗,即使我们今天有15亿的人口,90%的都是面容模糊的人,而真正被我们知道的只是一少部分人。
经济发展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公布了富豪榜多少人,说到英雄时就永远只说那几个领军人物,其他的人都是基数。
比如我们会说有两个亿的农民工每年在城里打工,这些人都是面容模糊的,比如当我们说城市的边缘人口对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但这些人也是面容模糊的,我经常说,中国是一个大多数人被模糊的民族和国家,大多数人不是主角,都是被模糊化的配角,这是我们的一个现实。
李倩:这是大众渴望或媒体舆论所致吗?
阎连科:我想这和媒体、大众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有史以来一直是这样的,我们的民族史一直就是楷模的文化历史。我们永远在塑造各种各样的楷模,用楷模再带领着民众向前,带领历史的方方面面。这些楷模不是生活产生的,而是被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塑造出来的。
比如我们需要雷锋,雷锋就产生了,需要青天,包青天、海青天就产生了,我们的民众确实都在被这些楷模所引导,今天我们希望富裕,那么楷模就是那些富豪、合伙人。但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实体的人,他做出了什么成就并成为楷模,这样的人很多,但他们没有成为楷模的机会。
李倩:美国也有超人、蝙蝠侠这类的被民众崇拜的英雄,这和您说的“楷模文化”有什么不一样?
阎连科:美国的文化对个体极具尊重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则是对个体进行模糊的。换句话说,美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个体英雄,我们会出现的是民族英雄。比如前段时间很火的美国斯诺登事件,无论他将来会被定性成为英雄,还是别的什么,毕竟他是注重个体的代表。美国人即使成为英雄,那也是个体的英雄。我们则英雄希望对民族、国家有利。
为什么我们没有树立过最成功的律师的典范?这些维护个体权益的楷模,是我们最需要的,也恰恰是我们所缺乏的。
李倩:英雄能带领我们步入天堂,也能带我们走向地狱。如何避免后一种情况?
阎连科:世界都是这样的两面,当他成为英雄你欢呼他,真正欢呼他的时候他一定会把这个民族带到另一个方向去,任何一个民族都是这样,希特勒是这样,斯大林也是这样,中国很多情况也是这样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两面的,没有什么可以回避的。我想,一个不需要英雄的生活状态,那可能才是幸福。当一个民族永远需要英雄的带领时,那将是非常可怕的。
“炸裂”是社会发展中摧枯拉朽之力
李倩:您给村子命名为“炸裂”,从村子到城镇飞速膨胀用了30年,恰与改革开放时代背景相重合。改革开放30年也是“炸裂”前行的?
阎连科:今天的中国同样如此,即便你坐在家里,每个人脚下仍在飞奔向前、无可阻挡,这种无可形容的状态只有用这“炸裂”两个字可以表达。
飞奔向前的不光是发展速度,还有每个人内心的分裂,上下级关系的分裂,一个关系阶层和另一个关系阶层的分裂——所有的分裂,都在这短短的30年里完成了。
李倩:从这个角度来看这30年还是非常有成效的?
阎连科:不能用成败划分这三十年,就像小说呈现了你对现实的认识,不能说三七开或是二八开,这不是一个量化的过程,而是呈现的过程,一个作家表达对现实认识的过程。
必须承认这个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也必须承认这个社会让很多东西的扭曲,这个小说写了我们整个社会蓬勃、扭曲而不可阻挡的脚步。但是它也同时表达了作家乃至于很多读者对世界的焦虑和不安,谁都不知道这个世界要到哪里去,结局是什么样。包括我们提到的的“军粹”,“军粹”是这个社会内在巨大的黑洞。
比如小说里“老三”代表的这种力量,他的寓意性和暗示性都非常强,但是你一定要说清他是什么似乎又摸不透,但你会感受到这个力量所包含的那种摧枯拉朽的东西,今天的中国是有一股摧枯拉朽的力量的,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也许是权力、也许是我们的意识、也许是时代无可阻挡的车轮,这种力量来自哪里、走向哪里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都能感受到它,每个人都被这种力量裹胁向前、向左或者向右。
就像一辆火车奔驰向前,我们都在这个火车上,跳下来是死亡,走下去什么结局不知道。《炸裂志》中也有很多这样的力量。
新土改 “国权”和“民权”谁更高?
李倩:很多媒体和学者都在热议,是否应赋予农民出售土地使用权的权利,以您对农村的了解,现在的农村是否会欢迎这种政策?如果农民离开了土地,他们还剩下什么?
阎连科:我不太懂这些东西,涉及到的法律问题我就不太了解了,大家讨论的是,当农民面对经济压迫,把土地卖出去会变得一无所有,但是还有一点,你不卖使用权也是一无所有,土地也不是你的,你只是租赁国家的地而已。
农民拥有土地是必然必须的,但是农民交易土地会出现什么情况我无法预料,我想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如果明确了农民有卖的权利,当然很多人可能会出售,但他们也可以说,我拥有这个土地的使用权,我不卖凭什么让我拆迁?国外有房子在公路中间不肯卖,公路就要拐弯的案例,这是土地所有者的权利,我们允许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又比如,加拿大要修个地铁修了60年还没有修通,因为居民不想听到嘈杂的声音,我们会觉得凭什么少数居民的需求就让一个国家的地铁发展停滞,但是也不应该忽视那一片居民的权利。
我们还是要相信某种权利应该高于另外一种权利。
这是很复杂的问题,不要只考虑到把土地卖掉农民就什么都没有了,他们今天没有这个权利也是一无所有,也要考虑到,如果这使用权是农民的,农民就不光有卖的权利还有不卖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