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朝鲜 袁世凯在朝鲜:牢牢掌控朝鲜军队 完全控制朝鲜

大院君被扫除以后,朝鲜政治形势有了显著的变化。尽管政府依旧腐败,权力分散,通货因膨胀而贬值,国家正遭受着半饥饿的威胁,但王妃及其党羽如今是至高无上的,没有遭到明显的严重反对。他们当时是亲华的,因为王妃的闵氏家族源于中国。

他们也是朝鲜最大的贵族和最大的地主。他们对其两个互相竞争的邻国的态度是矛盾的:日本督促朝鲜人采取他们不愿去审视的进步措施;而中国尊重他们管理自己的权利,而且较为随和,更何况中国在19世纪80年代仍然是远东最强大的国家。

朝鲜人喜欢中国人,却嘲笑他们;憎恨日本人,却崇拜他们。乔治•寇松[1]这样评述道:“朝鲜人与日本人之间的种族仇恨,是当前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朝鲜憎恨日本人,却崇拜他们。注重礼节的日本人在朝鲜滋生出了霸道与蛮横的习气,之所以如此部分归因于民族的虚荣心,部分则是对往事记忆犹新所形成的。普通日本人利用一切机会欺侮朝鲜人,反过来朝鲜人又对前者恨之入骨。”1

然而,日本不会坐视这种不利的形势发展。它不认为它与中国就朝鲜控制权发生的斗争会和平地解决。因此,日本专注于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同时鼓励其人民在朝鲜定居经商。到1884年,在朝鲜商贸中心区域经商的日本人比中国人多出了十二倍。

而且,日本抓住一切机会培育针对王妃的政治对手。日本人发现,许多朝鲜访客,包括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等人,愿意倾听日本就后面这桩事情提出的建议。金玉均是一个年轻的贵族,风度翩翩,才华出众,被视为一个日益壮大的党派 的领袖。

他于1881年去日本居留,自愿服从国王之命,因为这使他置身于大院君残忍的独裁统治之外。1882年,当这场危机平息之时,他和日本公使花房义质一道回国。

那时朝鲜宫廷正在挑选一名使节赴日商谈十二万法郎的借款,金玉均被提议担任此职。但是,他谢绝了这一任命,推荐国王的姐夫朴泳孝为代表团团长,他自己则做顾问。在完成这次使命后,他留在日本,同时扩展了与日本政治领袖们的接触。

他给其欧洲和日本的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反过来,他自己完全信服了欧洲文明的优长,对日本的社会与经济进步尤为折服。通过与权倾朝野的井上伯爵的一次会面,他明白了日本对其祖国的强烈愿望,后者对他说道:“我们的军备计划不单是为了自我防卫,也是旨在协助贵国获得完全的独立。”[2]他的其他日本朋友这时向他暗示:只要他能获得朝鲜的政权,他就能取得很大的成就。于是他决定回国。

金玉均回国后,受命负责殖民事务,后来又负责对外事务。他发现亲华的闵妃集团地位十分牢固。尽管驻扎在汉城的中国军队已从三千人减少到一千五百人,但在四名指挥官和袁世凯控制下的朝鲜新军有四营之多,总计有五千五百人,并配有大约三千支皮博迪•马蒂尼步枪。

四名指挥官为右营的闵泳翊,左营的李祖渊,前营的韩圭稷,后营宫廷卫队的尹泰骏。这四营部队构成闵妃党势力的一个支柱。另一个支柱,很奇怪,竟然是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鹭宾•赫德爵士于1883年派到朝鲜的德国人保尔•乔治•冯•穆麟德(P.

G. von Mollendorf)。作为中国在朝鲜的代理人,此人无疑很有才干,但任性而武断。他的穿着和举止都像朝鲜人,并控制着朝鲜政府的财政。

袁世凯与朝鲜的国王和王妃相处得很好,以至于国王于1883年初要求他出任新军的统帅。吴长庆将军不同意这个提议,但这未能妨碍袁世凯控制新军四营的操练。

与此同时,中国在安南与法国发生了军事冲突,两国之间的全面战争似乎即将爆发。1884年11月12日,袁世凯给李鸿章寄去一封密信,将汉城的政治形势概述如下:

由法人有事,料中国兵力难分,不唯不能加兵朝鲜,更不能启衅俄人。乘此时机,引强邻自卫,即可称雄自主,并驾齐驱,不受制中国,并不俯首他人。此等意见,举国之有权势者半皆如是。独金允植、尹泰骏、闵泳翊意见稍歧,大拂王意,王浸疏远。似此情形,窃虑三数年后形迹必彰。

但是袁世凯没有三年的时间可等。金玉均回国之后,国王立刻召见了他。这时正值中法战争的前夜,中国对朝鲜控制的放松,致使其宗主国地位的可靠性减少,而王后的地位更易受到攻击。在这次关键的召对中,国王听取了金玉均阐述的亲日政策,这种政策的核心观点是,如果日本与法国两相呼应,在一场战争中打败了中国,那么它就可能会决定吞并朝鲜。

这里有一个可笑的巧合,即在几个月后,英国驻华公使巴夏礼爵士警告中国的总理衙门:日本正在加强军备,日本与法国结成武装同盟的危险增强了。

金玉均继续说,在一个正在变化的世界中,中国对朝鲜的保护已经失效了;要保护朝鲜的完整,必须与日本结成盟友,并与沙皇俄国谈判。国王觉得他见多识广,而且他的理由很有说服力,于是承诺针对所有重要的事务都会听取他的忠告。

亲日派的掌权引起了中国驻汉城代表们的警惕,但吴兆有将军 及其副官生性优柔寡断,而总领事陈树棠被金玉均描述为“软体海参”。4所以,通知李鸿章有“不测事件”正在发生的任务,就落到了级别相对较低的官员袁世凯的肩上。

1884年11月8日,金玉均及其同志们秘密会面。其中一人报告说,袁世凯在几天前就对他的部队做了动员,命令官兵们睡不解甲。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对此作出反应,命令其驻军官兵于11月11日夜间进行射击训练。这也许是他自发的行为,但确实吓坏了国王和汉城的居民。流言突起,大肆传播。袁世凯为小心起见,在兵营附近实行戒严,朝鲜的四营新军也如法炮制。

袁世凯对朝鲜军队的牢牢掌控,以及穆麟德对财政的紧抓不放,使亲日派极难挑战闵妃党。面对着这个强大的同盟,他们要取得胜利,只有两个希望:第一是将军人们争取过来,而这必定需要很长的时间;第二则是暗杀。日本公使及其美国同僚孚特(Lucius H.

Foote)认为,后营(应为前营——译注) 的指挥官韩圭稷同情亲日派的诉求。即便算上韩圭稷的帮助,亲日派仍然没有机会公开反对亲中派。于是他们缩回去了,改以较为隐蔽的办法来实现其目的。

[1]乔治•寇松(Hon. G. N. Curzon,1859—1925年),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任英驻印度总督、牛津大学校长、外交大臣。曾于1892年来华,并与当时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会谈。后根据来华经历,著有《远东问题:日本朝鲜中国》一书。

[2]即“开化党”,为当时朝鲜国内的一股革新、亲日的政治势力,他们主张终结与清朝的宗藩关系,改与日本结盟,希图借助日本之力实现朝鲜的开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