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军事科学院老政委王诚汉上将
2009年11月20日,我们敬爱的老政委王诚汉上将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党、国家和军队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军事指挥员、优秀的政治工作者和军事科研工作领导者,全院同志都感到十分悲痛。
王诚汉同志是一位身经百战的著名战将。他于1930年13岁时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岁任红军团长。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他经历了班、排、连、营、团、旅、师、军各级指挥员岗位的锻炼,参加了大别山的斗争、红军长征、豫西抗战、中原突围、孟良崮战役、太原战役、咸阳阻击战、进军大西南、抗美援朝等重大战役和战斗,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卓著功勋。
从抗美援朝战场回国以后,他先后担任60军军长、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等职务,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献出了毕生精力。
1985年11月,中央军委任命王诚汉同志为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院党委书记。他上任时,我军的军事科研工作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当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基于对世界政治形势和战略格局的科学分析,做出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正确决策。
如何适应世界军事变革的新形势,适应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发挥军事科研工作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先导作用,开创军事科研工作新局面,是王诚汉同志上任后面临的艰巨任务。他深感使命的重大,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军委派我到军科院,绝不是安排我去养老的,干不好工作,对不起党的信任。”
他在军事科学院领导班子交接大会上说:“军事理论研究是和平时期军事抗争的一种重要形式。军事科学院是我军进行这种理论抗争的主要阵地。我们必须根据军事斗争形势发展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给军事科研提出的更高要求,继续开创科研工作的新局面,出又多又好的军事科研成果,出又红又专的军事科研人才。
”为尽快打开局面,他提议并组织全院开展了如何适应新形势搞好军事科研工作的大讨论。同时,他带领党委一班人花了很大力气进行调研,向老班子请教,向机关和科研人员求教,向全院同志征求意见。
在到院的头两个月里,他先后和90多位研究人员作了深入交谈,并登门拜访了在研究工作方面卓有成就的同志。在集中群众智慧的基础上,院党委一班人理清了思路,形成了共识。
1986年3月28日,他与院长郑文翰同志一起,就军事科学院的地位作用、基本职能、科研方针和实行开放型研究等问题,向军委常务会议作了专题汇报,得到了军委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这次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军事科学院是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的军事学术研究机关,是全军军事科学研究中心,是计划和协调全军军事学术研究工作的机构,是军委和总部从军事理论高度指导军队建设的助手”,并对军事科研方针等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对军事科研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和推动作用。
接下来,在他的主导下,我院还分别于1988年1月和1989年2月向军委作了两次工作汇报,解决了军事科研工作和建设中的一些实际问题。
王诚汉同志来我院工作时已经68岁,但他在工作中依旧充满了开拓进取的精神和活力。为贯彻军委关于进行军事科研改革的指示,他带头解放思想,并在各种场合宣传军事科研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强调改革是开创军事科研新局面的关键,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他带领院领导班子按照中央军委确定的科研工作指导方针,正确处理需要与可能、继承与发展、求实与创新等各方面的关系,积极推进军事科研改革。在继续抓好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调整研究资源,下大力气加强军事应用理论的研究,尤其是突出加强对国防和军队建设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开展战略咨询服务,把军委、总部赋予的军队建设重大现实问题系统研究论证任务放在第一位,积极为军委、总部决策提供更多更有价值的咨询建议,当好军委、总部从军事理论高度指导军队建设的助手。
从1986年上半年开始,我院一方面组织力量,对多年来一直进行的10余项基础理论研究的长线课题,抓紧进行修改、评审和结题,在较短的时间内先后推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合成军队战斗条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合成军队战斗概则》、《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学纲要》、《国家军制学》、《战略学》、《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等一大批重大科研成果。
另一方面,腾出更多的研究力量转入为军委决策和军队改革服务的重大现实课题研究,按照军委关于大力加强国防发展战略研究的指示,开展了《2000年中国的国防》系列研究。
围绕这一重点,我院迅速组织了全院跨部门的协作,抽调了115名研究人员,成立了31个课题组,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120个不同层次、共约140万字的研究报告,为“九五”、“十五”期间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
为充分调动研究单位和研究人员的积极性,促进多出成果、多出人才,他和院党委一班人积极推进科研管理改革。对编制进行了局部调整,撤并和增编了一些研究部门,初步理顺了一些关系;改革了科研管理体制,科研工作实行院、部两级管理,在计划安排、成品管理、经费使用以及对外学术活动等方面都给了部、所、社更多的自主权,先后制定了10余项科研管理规定,促进了科研管理工作科学化、制度化建设;建立并实行了主编主笔负责制,充分发挥学术骨干的作用;改革了学术成品审查办法,采取领导与专家相结合,以专家评审为主的办法,缩短科研成品的生产周期;试行了学术成品奖励制度;支持研究人员在完成规定任务的前提下,在本专业范围内自选课题进行研究,充分调动了广大研究人员的积极性。
为尽可能地减少和解除研究人员的后顾之忧,王诚汉同志针对我院经费少、家底穷的实际情况,带头当好科研的后勤部长。他积极向军委、总部首长反映军事科学院的实际困难,请求上级机关给予经费和物资的支持;并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领导和组织开展必要的生产经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院经费的不足。
在他的领导下,新图书资料馆、科研培训中心等科研基本设施及军职干部休养所、北戴河干部疗养院相继建成,科研人员的住房、通信、供暖、供气等生活设施和生活保障条件得到大大改善。
为加强横向联系,疏通军事学术研究的交流渠道,在他的倡导下,军事科学院积极采取措施,实行开放型研究。首先,加强全军军事学术研究工作的计划协调。军事科学院先后两次召开全军军事学术研究工作会议,组织制定和下发了《全军1990年前军事学术研究工作计划》,组织了首次列入国家“七五”期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军事学30项重点课题的研究。
其次,建立了学术团体。为组织军事科研力量,开展同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促进群众性的军事学术研究深入开展,经中央军委批准,我院于1987年成立了中国军事科学学会,1989年成立了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
第三,与各军兵种广泛建立了联系。第四,举办各种形式的学术讲座、研讨会。第五,与军内外有关单位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科研协作,在军内初步建立包括领导机关、科研机构、院校和部队各个层次在内的比较广泛的学术联系网络。
同时,还逐步开展了与国外的学术联系与交流。实行开放型研究,不仅开阔了研究人员的思路和视野,而且也提高了军事科学院在全国乃至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和知名度。
王诚汉同志在军事科学院工作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多时间,但他为我军军事科研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崇高思想境界和可贵品质,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他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强调军事科研要坚持正确的方向。王诚汉同志在我院工作的几年间,社会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滥。为抵制这种错误思潮对军事科研工作的影响,他旗帜鲜明地强调搞科研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军事理论研究工作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要求研究人员必须认真学习掌握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树立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做合格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工作者。
他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等错误观点,撰写发表了《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文章,告诫我们“军队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和指挥的观念永不动摇、永不淡化!”同时,他带领院党委“一班人”狠抓全院的思想建设、政治纪律建设、组织建设,全面提高全院人员的政治素质,从而确保全院人员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保证了院的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保证了全院人员的政治合格,保证了军事科研的正确方向。
王诚汉同志是卓越的科研领导者,也是勤奋的研究员。他在鼓励研究人员放开手脚搞科研的同时,还身体力行地研究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大问题,撰写并发表了《试论军队的战略转变》、《认清战争与和平形势,从根本上加强国防建设》、《对改革军队干部教育训练的思考》、《发扬学术民主、繁荣军事科学》等文章。
1990年4月退出领导岗位后,他仍关心支持军事科研事业,与原院长郑文翰同志合作撰写了《军事科学院四年多来的基本情况》,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离职休养后,他积极参加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活动,积极参加院里组织的传达上级文件的会议、报告会、座谈会等,党小组会从不缺席。他组织编写了《不落的将星——纪念张祖谅将军》文集,组织完成了反映红25军长征的历史文献片《北上先锋》的摄制工作,参加了60军和181师战史的修改工作。他这种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孜孜不倦,活到老,学到老,研究到老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王诚汉同志艰苦朴素、清正廉洁的作风,在军事科学院有口皆碑。他事事出以公心,不计名利,一心扑在工作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他严于律己,生活简朴,家教严格,从不为自己、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谋私利,在夫人工作和子女上学、就业等方面不给任何特殊照顾,严格按照政策规定办事。
退居二线之后,他仍然保持着老红军的本色。他患病以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军事科学院党委对他的治疗给予了极大的关怀,想尽了一切办法。他对此深为感激,多次请探视者转告党组织不要为他操心,不要影响大家的工作,充分表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对党组织的尊重和深情。
王诚汉同志的智慧、学识和经验已融入不断发展着的我军军事科学事业之中。他在领导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中所表现出的共产党人的坚定性,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锐意创新的进取精神,以及廉洁奉公、严于律己的崇高风范,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与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