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畦将军 陈毅与美女将军胡兰畦的一段情(照片)

项英口气强硬地劝道:“你这国民党将军身份,留在国民党部队里,对共产党更有贡献。要同我们新四军的二当家结婚,党是不会同意的!”陈毅和胡兰畦失声痛哭,依依惜别。后来,陈毅致信胡兰畦说:“马革裹尸是壮烈牺牲;从容就义是沉默牺牲,为了革命,我们就吃下这杯苦酒吧。假如我们三年内不能结合,就各人自由,互不干涉。”

胡兰畦照片

在中国近代史上,胡兰畦与国共两党许多名人都有密切的关系,可谓一位传奇的“文小姐”、“武将军”、“绝世佳人”。她曾被蒋介石驱逐出国,在德国留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曾坐过纳粹德国的监狱,为苏联大文豪高尔基执绋,在抗战期间又被蒋介石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位获得少将军衔的女性。

茅盾在他的长篇小说《虹》中,将这位反叛封建家庭的娇美而刚毅的胡兰畦作为生活原型,塑造和刻画成“五四”以来成都新女性代表梅行素。然而,就是这位胡兰畦将军与陈毅元帅,还有着一段遭项英棒打“鸳鸯”的刻骨铭心恋情,却鲜为人知。

胡兰畦,1901年出生在四川成都北门酱园公所街,成都毓秀女子师范毕业。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洪流。父亲欲将其许配给表哥为妻,因其表哥只是一个势利商人,胸无大志,胡兰畦坚决不从,只身从成都逃到川南泸州当了一名小学教员,自己开始独立谋生。军阀杨森慕她的姿色,欲讨之为妾,被她拒绝。

1923年春,陈毅从法国勤工俭学回到重庆,担任了《新蜀报》的主笔,写出大量诗文,抨击当时黑暗的军阀政治,在四川知识界特别是青年学生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胡兰畦就是受他文章鼓舞的青年之一,她直接到报馆寻找陈毅,他们从此成了亲密的朋友。

1925年,胡兰畦参加了北伐战争,第二年春,胡兰畦奔赴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广州结识了周恩来、李富春等中共代表人物,也结识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孙中山的亲密助手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女士。何香凝与宋庆龄对胡兰畦的一生有重大影响,称得上是她的引路人和保护神。

1926年秋,在北伐战争高潮中,胡兰畦离开以何香凝为部长的中央妇女部,前往北伐前线,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被编人女生队。在此,胡兰畦见到了好友陈毅。

1927年4月的一天,陈毅约胡兰畦到武汉黄鹤楼一个饭馆吃饭。席间,陈毅问:“你到军校有几个月了,入党了吗?”胡兰畦垂下头说:“还没有。我向党组织申请过。”原来是李淑宁(即赵一曼)让胡兰畦与陈梦云切断经济联系。陈毅后来曾为胡兰畦入党的事情找过女生队党小组负责人李淑宁,但无果而终。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汪精卫也蠢蠢欲动,悍然解散了武汉中央军校。在中共党组织的争取下,武汉中央军校被改编为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8月1日,教导团奉命东征讨蒋,准备出发的前一天,陈毅特地从武昌到汉口,向胡兰畦、范英士等辞行,谁知这一别就是10载。

大革命失败后,胡兰畦代理汉口市特别党部妇女部长和武汉总工会女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同时兼任湘鄂赣妇女运动指导委员。1929年被蒋介石点名驱逐胡兰畦,1930年,留学于柏林德国国立政治大学,胡兰畦抵达德国后,与何香凝、廖承志母子俩共居一所。

同年,经成仿吾介绍,胡兰畦加入中国共产党,被编入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不久,宋庆龄来到德国,通过何香凝,胡兰畦认识了宋庆龄。当宋庆龄知道胡兰畦经济困难时,就每周买一些鸡鸭鱼肉做一顿中国饭来犒劳她,让胡兰畦非常感激。

1931年7月,宋庆龄的母亲逝世,她要回国奔丧,要胡兰畦陪她一起回国。宋庆龄对胡兰畦说:如果你愿意在国内工作,我帮你解决;如果要继续在国外求学,我负责资助你再到德国来。胡兰畦把这些情况告诉了组织。经组织批准,胡兰畦随宋庆龄一道回国。

同年10月,宋庆龄通过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和陈翰笙的帮助,送胡兰畦再度赴德继续学习。当时,德国的法西斯势力猖獗,日本已强占了中国东北三省。为了团结更多的留学生抗日救亡,旅德华侨和留学生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旅德华侨反帝同盟”,胡兰畦任主席,成员有王炳南、江隆基、程琪英、刘思慕等人。

当时,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大部分受国民政府驻德大使馆控制,他们力图把抗日救国纳入拥蒋介石的轨道。其中的共产党成员,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等人的影响,对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意义理解不够,以极左的宗派情绪对待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领袖,散布流言蜚语。

他们把宋庆龄和十九路军将领都看成是“中间派”——而所有“中间派”都是最危险的。他们禁止党员同宋庆龄及冯玉祥等反蒋将领有任何接触。在这种背景下,陪同宋庆龄回国奔母丧的胡兰畦在再返回柏林时,被德共中国语言组柏林小组开除党籍。

若干年后在复查时才知道,当时胡兰畦被诬控了多项罪名,其中主要一条就是她护送“国民党大官”(指宋庆龄)回国,尽管她的担负这一任务事先是经党组织同意的。

胡兰畦上诉到共产国际。德共中央受共产国际的委托,派议会党团负责人奥·托堡调查解决,在托堡和闵岑贝格的帮助下,德共为胡兰畦恢复了党籍。胡兰畦在回忆录中说:“某些同志表面上也没有异议,但内心却并不愿意照着执行。果然,会议结束后,他们仍没有立即将党证发还给我,也没有再通知我开过会。”此后,胡兰畦没有党证,在回国后也没有能够接上组织关系,一直以民主人士身份活动。

1932年12月,根据德国共产党的决定,胡兰畦在柏林体育馆举行的反法西斯大会上发言,控诉日本侵华罪行。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德共国会议员玛丽亚·爱塞,二人从此结识。此后,胡兰畦还认识了世界著名妇女运动领袖克拉拉·蔡特金。

不久,胡兰畦的党籍得以恢复。德国反帝同盟主席、德共国会议员、德共中央委员闵成贝尔格去莫斯科,给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说明了“胡兰畦是个好同志,她的问题你们要尽快帮助解决。”中共代表团认为他们还是无权解决这类问题,就又写信给德共中央,建议还是由他们出面解决为好。

德国中央经过调查宣布:“经审核,胡兰畦是个好同志。从今天起,要把党证还给她,大家要帮助她工作。”但是由于个别人内心并不认可这个结论,因而并没有把党证还给胡兰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