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怀观后感 参观郭永怀纪念馆的观后感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收集的关于参观郭永怀纪念馆的观后感,欢迎大家阅读,希望可以帮助到你。可以借鉴的哈。

范文一:

在中科院力学所他不仅和钱先生一起筹划和领导力学所全面的工作,而且承担很多难免有时是枯燥的组织工作,其中包括科研业务,图书馆,学会和学报等等一系列部门。钱所长和郭副所长都要定期或不定期的听取研究室主任的工作汇报,有时甚至是研究组组长的汇报,听取研究工作进展情况和存在问题,及时给以指导。

在这些场合,有时还会做出调整乃至改变研究方向的决定。

后来钱所长来所的时间少了,中科院力学所的重担便全都落到了郭先生身上。

我们只见他全心全意,有条不紊,一丝不苟地工作,全然不顾个人的得失。

在我看来他这样做完全出于自觉,出于对祖国需要的责任感。

这也是为了实现他回国时为自己确定的使命。

郭先生的工作并不限于中科院力学所。

仅就我所知,他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的主任;承担三峡大坝抗核武器攻击的研究并进而为工程兵策划建立防护工程研究基地,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他是我国防护工程研究的奠基人;

他又是西南工程物理院的副院长,参加核武器的研制,研究核武器的投放并负责建设该院的结构力学实验室。

郭先生还就国家需要,不时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建议。

60年代初,中科院力学所承担的2040任务就是在郭先生建议下由军委下达的。

在这些繁重的工作压力下,只要是他人在北京,每周末他都要亲自步行到中科院力学所与研究生讨论工作。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不论是盛夏或严冬,不论是不是刮风下雨,一位身体瘦长,头戴鸭舌帽,低头沉思着,大踏步地来往于中科院力学所大楼和中关村15楼之间的那位学者。

郭先生就是这样默默而高效的工作着。

郭先生不善言辞,但他那片对工作、对同志、对国家的忠心和爱心是人人能感觉到的。他对工作的要求十分严格,对同志十分平易近人。领导也好,高研也好,初级研究人员也好,行政人员也好,工人也好,他都同等对待。在大风大浪里,郭先生决不随风倒,"文革"期间有人要闹"斗、批、散",郭先生坚决不同意,而且亲自下到那个研究组作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

在飞机失事起火的那一霎那,郭先生以火一般的爱国心,科学家特有的冷静与机智,以自己宝贵的生命为代价,用血肉之躯在熊熊烈火和重要文件之间构筑起一道烧不透的墙,把文件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中科院力学所凡与郭先生有过接触的人,无不怀念我们的郭所长,他的事迹在人们中传颂着,他的精神鼓舞着我们从事各项事业。

他留下的遗产是丰厚的。他的精神永存。

范文二:

1955年8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经过中国政府的外交努力,美国政府取消了禁止中国学者出境的禁令。郭永怀先生的妻子李佩教授说:“禁令一旦取消,老郭就坐不住了,整天和我盘算着回国的事。美国的许多朋友、包括已经加入美籍的华人朋友劝他,康奈尔大学教授的职位不错,孩子将来在美国也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为什么总是记挂着那个贫穷的家园呢?不劝倒罢,劝的人越多老郭越来火,他说,家贫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阻挠,在他快回国的时候将自己多年来形成的工整清楚的科研论文和教学讲义的手稿,在他们住房的后院一页页烧掉,面对妻子的不解,他说:“省得找麻烦,反正东西都在我的脑子里了!

”随后,在康奈尔大学航空工程研究生院院长W.

Sears为他送行的野餐会上,利用烧烤香肠和汉堡牛排的炭火余烬,郭永怀先生把上次没有烧完的一大叠讲义一页一页地烧光。当时在场的同事和学生们看着闪闪火焰,都许久默默无言。有的同事们表示惋惜,希望他改变计划,而来自亚洲和中国的学生们说:“您给我们指出了方向,我们应该回到自己该去的地方”。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人类历史上的最先两枚原子弹,顷刻间,世界震惊,日本20余万人口伤亡,两座城市被夷为平地。曾经不可一世欲吞并中国和东南亚的日本帝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整个50年代,是新中国的多事之秋,美国至少对中国有过四次核威胁,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世界核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加强了中国政府发展核技术的紧迫感。英国继美国、苏联之后,于1952、1957年,先后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苏联于1954年率先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原子能发电站,为人类和平利用原子能开辟了新纪元。

面对如此严峻的国际形式,中国领导人深感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核武器这个东西”。为了捍卫祖国的尊严和维护世界和平,毛泽东主席果断决定研制核武器,发展核工业。

1957年10月15日,我国与苏联签定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在协定中,苏联明确承诺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数学模型和图纸资料,1958年,负责核武器研制的二机部九局在京成立。后来成为负责核武器研制、生产整个过程的研究设计院——九院,开始了“两弹”研制工作。

1959年6月,苏联背信弃义中断了原子弹等重要项目的援助,看来靠谁都不如靠我们自己,中共中央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毛泽东主席还说:“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

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正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于1956年11月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携妻挈女回到了阔别16年的祖国的郭永怀先生,在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推荐下,加入了研制“两弹”的科研工作者的行列。

他负责与力学有关的技术问题,并对研制工作中某些关键性问题的解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原子弹,郭永怀先生提出用特征线法进行爆轰波理论计算,并与理论物理学的研究结果相结合,从而实现了较为优越的引爆方式;对于氢弹,郭先生提出了采用航空中常用的结构形式,使弹体重量明显减轻,由于他提出要增加性能良好的减速装置,从而保证了我国第一颗氢弹空投顺利试验成功;为了实现原子弹的武器化、实用化,郭永怀先生主张对核航弹的结构、外型、弹道引信与环境试验等问题进行预研,从而改善了航弹的增阻特性。

郭永怀先生还竭力主张对导弹核器进行声致疲劳和冲击试验,以保证武器系统的安全与可靠性。

在致力发展中国核武器的短短8年里,郭永怀先生总是在西北戈壁和北京之间穿梭。这里海拔3800多米的青海金银滩。郭永怀先生和年轻人一起出入帐篷,风餐露宿,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倾其全部的精力和热情,甚至生命。在四川绵阳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这个诞生了中国核武器的地方,我们从众多人饱含泪水的回忆中领略到一个崇高人格所具有的巨大能量。郭永怀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中国核武器人的神圣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