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黛云唐兰 乐黛云散文集:一代文学导师的往事与随想
当时,北大文法学院一年级学生都集中在国会街北大四院学习和生活,一年后才迁入沙滩校本部。热情的老同学把我们迎到北大四院。四院原是北洋军阀曹锟的官邸,这里紧靠宣武门城墙根,范围极大,有很多树木花草,能容纳数百人学习和生活。四院大礼堂就是当年曹锟贿选的地方。
虽然我的大学生活,精确说来只有五个月,但这却是我一生中少有的一段美好时光。我投考所有大学,报的都是英文系,可是,鬼使神差,北京大学却把我录取在中文系。据说是因为沈从文先生颇喜欢我那篇入学考试的作文。谁知道这一好意竟给我带来了二十年噩运,此是后话。
全国最高学府浓厚的学术气氛,老师们博学高雅的非凡气度深深地吸引着我。我们大学一年级课程有:沈从文先生的大一国文(兼写作);废名先生的现代作品分析;唐兰先生的说文解字;齐良骥先生的西洋哲学概论,还有一门化学实验和大一英文。
大学的教学和中学完全不同,我真是非常喜欢听这些课,我总是十分认真地读参考书和完成作业,特别喜欢步行半小时,到沙滩总校大实验室去做化学实验。可惜1949 年1 月以后,学校就再也不曾像这样正式上课了。现在回想起来,说不定正是这五个月时光注定了我一辈子喜欢学校生活,热爱现代文学,崇尚学术生涯。
当时,我们白天正规上课,晚上参加各种革命活动。我参加了一个学生自己组织的以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为中心的读书会。我的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观念就是在这里获得的。当时,我认为矛盾斗争、普遍联系、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等,都是绝对真理,并很以自己会用这些莫测高深的词句来发言而傲视他人。
读书会每周聚会两次,大家都非常严肃认真地进行准备和讨论。我还参加了一周一次的俄语夜校,由一个不知道是哪儿来的白俄老师授课。后来,在那些只能学俄语、不能学英语的日子,当大家都被俄语的复杂语法和奇怪发音弄得焦头烂额时,我却独能轻而易举地考高分,就是此时打下了基础。
我喜欢念书,但更惦记着革命。1948 年秋天,正值学生运动低谷,“反饥饿,反迫害”的高潮已经过去,国民党正在搜捕革命学生,一些领导学生运动的头面人物正在向解放区撤退,学生运动群龙无首。1949 年1 月以前,我们都还能安安静静地念书,只搞过一次“争温饱,要活命”的小规模请愿。
我跟着大家,打着小旗,从四院步行到沙滩校本部去向胡适校长请愿。那时,校本部设在一个被称为“孑民堂”的四合院中。我们秩序很好地在院里排好队,胡适校长穿着一件黑色的大棉长袍,站在台阶上接见了我们。
他很和气,面带忧伤。我已忘记他讲了什么,只记得他无可奈何的神情。这次请愿的结果是:凡没有公费的学生都有了公费,凡申请冬衣的人都得到了一件黑色棉大衣。这件棉大衣我一直穿到大学毕业。
一月军队围城,我们开始十分忙碌起来。随着物价高涨,学生自治会办起了“面粉银行”,我们都将手中不多的钱买成面粉存在银行里,以防长期围城没有饭吃。记得我当时早已身无分文,母亲非常担心。也不知道她通过什么门路,在贵阳找到一个在北京开有分店的肉店老板。
母亲在贵阳付给这位老板六十斤猪肉的钱,他的分店就付给我值同样重量猪肉的钱。这可真救了我的急,使得在“面粉银行”中,也有一袋属于我的面粉。我们又组织起来巡逻护校,分头去劝说老师们相信共产党,不要去台湾。
我的劝说对象就是沈从文先生。我和一位男同学去到他家,我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他的妻子非常美丽,家庭气氛柔和而温馨。他平静而不置可否地倾听了我们的劝说,我当时的确是满腔热情,对未来充满信心,但对于已有了三十年代经验的他来说,大概一定会觉得幼稚而空洞罢。
后来,胡适派来的飞机就停在东单广场上,他和许多名教授一样,留了下来。也许是出于对这一片土地的热爱,也许是出于对他那宁静的小家的眷恋,也许是和大家一样,对未来估计得过于乐观,总之他留了下来,虽然后来历尽苦难。
这时,我又参加了北大剧艺社和民舞社,全身心地投入了我从未接触过的革命文艺。我一夜一夜不睡觉,通宵达旦地看《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的《母亲》,还有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我们剧艺社排演了苏联独幕剧《第四十一》。我担任的职务是后台提词。剧本写的是一位红军女战士在革命与爱情之间痛苦挣扎,最后不得不亲手开枪打死她心爱的蓝眼睛白军军官。每次排练至此,我都会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民舞社每周两次,由总校派来一位老同学教我们学跳新疆舞。记得我最喜欢的舞蹈是一曲两人对舞,伴唱的新疆民歌也非常好听。歌词大概是这样:
男:温柔美丽的姑娘,我的都是你的,你不答应我要求,我将每天哭泣。
女:你的话儿甜似蜜,恐怕未必是真的,你说你每天要哭泣,眼泪一定是假的。
男:你是那黄色的赛布德(一种花),低头轻轻地摘下你,把你往我头上戴,看你飞到哪里去!
女:赛布德花儿是黄的,怕你不敢去摘它,黄色的花儿头上戴,手上的鲜血用啥擦?
男:头上的天空是蓝的,喀什噶尔河水是清的,你不答应我要求,我向那喀什噶尔跳下去!
女:你的话儿真勇敢,只怕未必是真的,你从那喀什噶尔跳下去,我便决心答应你!
这些美丽的歌舞与隐约可闻的围城的隆隆炮声和周围紧张的战斗气氛是多么不协调啊!但它们在我心中却非常自然地融为一体。我白天如痴如醉地唱歌跳舞,晚上就到楼顶去站岗护校或校对革命宣传品。那时北大的印刷厂就在四院近邻,深夜,革命工人加班印秘密文件和传单,我们就负责校对,有时在印刷厂,有时在月光下。
我印象最深的是校对一本小册子,封面用周作人的《秉烛夜谈》作伪装掩护,扉页上就醒目地写着:“大江流日夜,中国人民的血日夜在流!”这是一个被国民党通缉的北大学生到解放区后的所见所闻。称得上文情并茂,感人至深。
1949 年1 月29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辉煌地进入北京城,我的生活也翻开了全新的一页。
“新社会”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延安文工团带来的革命文艺。谈情说爱的新疆歌舞顿时消声匿迹,代之而起的是响彻云霄的西北秧歌锣鼓和震耳欲聋的雄壮腰鼓。文工团派人到我们学校来辅导,并组织了小分队。我们大体学会之后,就到大街上去演出。
有时腰上系一块红绸扭秧歌,有时背着系红绳的腰鼓,把鼓点敲得震天响。市民们有的报以微笑和掌声,有的则透着敌意和冷漠。我们却个个得意非凡,都自以为是宣告旧社会灭亡,新社会来临的天使和英雄。
延安文工团来四院演出《白毛女》的那天,曾经是军阀曹锟贿选的园柱礼堂(当时称为“园楼”)里外三层,挤得水泄不通。我们真是从心眼儿里相信“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善良的农民用自己的劳动血汗养活了全人类,却被压在社会最底层!如今,他们“翻身做了主人”!还有什么能比这更伟大,更神圣呢?
就在这几乎是“万众一心”的时候,四院却发生了一件不能不载入校史的大事。这就是“护校运动”。共产党进城后,需要很多地方来安置各种机构,因此决定要北大让出四院,学生全部并入总校校址。这引起了一小部分学生的坚决反对。
他们认为四院是北大校产,不能随便放弃,政府不能任意征用学校的财产和土地。他们四处呼吁,又贴墙报,又开辩论会,还威胁说要组织游行,眼看就要酿成一个“事件”!共产党决定加强领导,通过自己的地下组织予以坚决回击。
总之是说他们挑衅闹事,有意制造事端,反对新政权;又把他们平常生活中的各种“不检点”,用墙报贴了出来。这些人一下子就“臭”了。于是我们大获全胜,浩浩荡荡迁入了总校所在地—沙滩。四院则成了新华社的大本营,一直到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