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原因

2017-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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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摘 要 早期马克思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过程中,大都经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其原因主要有:无政府主义传播的迅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理论水平的欠缺.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客观存在的"共性".[关键词]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无政府主义 原因无政府主义具有革命性的理论特质,符合中国先进分子反抗旧的社会制度的愿望,在20世纪初得到广泛传播.经受不同程度的无政府主义影响,而后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许多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早期走过的心路历程.***曾把克鲁泡特金的"互助"和马

摘 要 早期马克思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过程中,大都经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其原因主要有:无政府主义传播的迅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理论水平的欠缺、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客观存在的“共性”。

[关键词]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无政府主义 原因

无政府主义具有革命性的理论特质,符合中国先进分子反抗旧的社会制度的愿望,在20世纪初得到广泛传播。经受不同程度的无政府主义影响,而后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许多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早期走过的心路历程。***曾把克鲁泡特金的“互助”和马克思的“阶级竞争”相提并论:“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这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

***把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相提并论,一律尊奉为“持论底榜样”。

他还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欧洲七女杰》一文,介绍了俄国虚无党人苏菲亚,并热情歌颂其“为人类牺牲之信念”和为革命而“祸福非所计”的精神。

***在延安回忆五四时期的经历时承认:“我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在那个时期,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

***在建国以后坦陈“相信过无政府主义。

恽代英更直言:“吾自信无政府主义,即信当即刻为之实际之预备,当以建设为破坏之手段,当速养民智民德,即大同生活之习惯,当使不正当阶级畛域自然消灭。”

为何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大都有着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痕迹?我们认为有以下一些原因:

一是无政府主义传播迅猛,成为占优势的社会思潮,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开展活动时不得不与其合作。

20世纪初的中国,各种社会思潮纷呈迭起,各种学说广为传播,各种主义纷至沓来。被称为“安那其”的无政府主义抢滩中国后,迅速引起了中国民众的关注,被奉为“二十世纪之新主义”。

1907年,张静江、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法国巴黎创办《新世纪》,时人称之为“中国无政府主义之种子,实由此报播之矣”。

同年,一批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创办《天义报》,核心人物主要有刘师培、何震、张继等。辛亥革命后,无政府主义从海外转向国内,在一批无政府主义团体的直接推动下获得了迅速传播。1912年5月,刘师复在广州成立“晦鸣学舍”,“是为中国内地传播无政府主义之第一团体”

;7月,广州成立“心社”。1914年,上海成立“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常熟成立了“无政府传播会”,南京成立了“无政府主义讨论会”。五四时期成立的无政府社团更是多达30多个,其中有具体活动记载并有社章社约的团体22个。

无政府主义逐渐被国人所知晓,并形成一股在影响颇大的社会思潮,无政府主义已然“在青年中颇流行”。

据民声社的统计,从1916年4月到11月,“先后发出《民声》各期共一万册,《平民之钟》五百三十四册,《无政府主义浅说》五百三十四册,《总同盟罢工》七百册,《军人之宝筏》五百册,《无政府主义》七百册”。

到1920年,出版书刊达70多种,有如《新世纪》、《天义报》、《晦明录》、《无政府主义粹言》、《无政府主义名著丛刊》、《总同盟罢工》、《无政府浅说》、《军人之宝笺》、《新世纪丛书》、《民声》等等。所以,“在起初各派社会主义的思想中,无政府主义是占着优势的。”

无政府主义的迅猛传播,“在青年中有很大的影响”,甚至“在党内发生无政府主义思想”,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展活动时不得不与其广泛合作。

例如,北京的《劳动音》由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主编,***参与了相关工作;广州的《劳动界》则是由马克思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共同编辑。《新青年》第6 卷第5 号即“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上同时发表了***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黄凌霜的《马克思学说批评》。

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九个成员中有七人是无政府主义者,以至于陈公博在《广州***的报告》中指出:“尽管组织***,但是与其称作***,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

当时来华帮助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维经斯基,同样将合作的目光投向无政府主义者,在上海“筹备召开华北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代表会议”。

不仅如此,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合作还很愉快,关系非常融洽。积极参加共产主义活动的***回忆时提到:“当时我们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作中不分彼此。”

根据郑佩刚回忆,当他把费哲民等无政府主义者介绍给***后,“大家都友好无间,不分派别,互以兄弟般情谊相待”。

对于这种现象,***在1926年的分析很能说明问题。他说:“在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以前,无政府主义派在中国已有相当的宣传(在广东及各地都有组织且发行了许多小册子),并且在知识阶级中已有相当的影响了。……我们开始工作时,在上海、广东、北京不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是不行的。”

二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水平不高,难以认清无政府主义的本质,明晰其与马克思主义的界限。

总体看,中国***建党时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准备不足,“多数同志几乎是当了***员才学习马列主义。”

当时,***就曾“慨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薄弱,至今连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都没有中文译本”。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虽然认识到十月革命是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大事件,但未能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的原则;虽然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但还没有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虽然对社会主义有朦胧而神圣的向往,但对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关系并没有明确而深刻的辨别。

对马克思主义有初步的信仰,但又未能真正认识马克思主义,这是当时相当一部分追求进步的中国人的思想状态。***在回忆天津觉悟社社员政治思想时说:“男女社员们谈论着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大家都还没有一定的信仰。

……只知道列宁,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了;只知道他们的革命是把多数被压迫者解放了,要实现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引起了我们的同情和对十月革命的憧憬。那时,我们还得不到这类问题的读物啊! ”

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颇有研究的***,居然认为:“马克思主义体现在各国都不是一样的,如在法国为工团主义,在英国为基尔特社会主义,在德国为社会民主党,在美国为I.W.W,在俄国为布尔什维克。”

与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读物稀少的同时,无政府主义的书籍和刊物和广为流传,迷惑了正在努力寻找中国前途的先进分子。其中,无政府主义对未来社会的描绘,对专制强权政治的批判,进一步模糊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视野。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不应该承认权威,“去人为束缚,为独一不二之宗旨”

君主专制的同时,无政府主义者极力鼓吹自由平等,刘师培宣扬说:“平等独立、自由是天赋的人类基本权利,但独立、自由二权,以个人为本位,而平等之权,必合于人类全体而后已,故为人类全体谋幸福,当以平等之权大为重。”

无政府主义描绘的是一幅“人人自由,人人自治,以独立之精神,行互助之大道”,“实行财产公有制,一切生产要件均为社会所公有”,没有偷到、抢劫,没有杀人放火,也没有自私自利,唯有“劳动”和“互助”的美好社会。

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立场,注定其建立理想社会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虽然如此,无政府主义对未来社会的宣传还是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影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表示,“无政府党最后的理想,我以列宁与他毫无二致”

,“无政府主义底原则,我是承认的;我并且承认他是人类努力的最后目标”

。***回忆新民学会时的情况时说到:“读了那些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书刊,对于书中描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妙远景,……觉得非常新鲜、美好,觉得这就应该是我们奋斗的目标。有了这个目标,大家就高兴地以为找到了真理。”

***分析说:“当时对无政府主义的认识很模糊,……宣传的主张又好听,‘各取所需’这个口号很迷惑人,所以一般年轻人相信这个的就多。”

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员之一的茅盾回忆早期思想状况的时候说,“喜欢无政府主义的书”,是因为“觉得它讲的很痛快”,“主张取消一切”。

三是无政府主义者积极译介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对工人运动的重视,在某种程度上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有了共同语言。

无政府主义者在宣扬无政府主义的同时,还积极介绍马克思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发挥了桥梁作用,启蒙了先进分子的社会主义意识。无政府主义刊物《天义报》曾刊载了相当篇幅的介绍社会主义学说、译介马克思主义著作等方面文章。

仅在 1907年至1908的两年中,《天义报》曾译载《***宣言》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发表恩格斯 1888年为《***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刊登《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第二章,等等。刘师培还专门为《***宣言》写序,指出: “欲明欧洲资本制之发达,不可不研究斯编。复以古今社会变更均由阶级之相竞,则对于史学发明之功甚巨,讨论史编,并不得不奉为圭臬。”

另一份无政府主义刊物《新世纪》则以《新世纪之革命》为题介绍了巴黎公社起义的情况:起义者占领巴黎后,“由公民自由组织,扫除政府, 此新世纪革命之要点也”;巴黎公社“取财产置诸公共,此今日社会主义方策之也”。

该文对巴黎公社起义中无产阶级以暴力革命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做法,持明显的赞同立场。无政府主义也曾对十月革命持肯定态度,并热情宣传俄国式的社会主义模式,如此等等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接受,增加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划清与无政府主义界限的难度。

在这当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无政府主义对工人运动的重视。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理论武器,而无政府主义者也将工人运动作为推行其主张的重要手段。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承继了无政府主义重视工人运动的传统,认为“总同盟罢工者,无政府革命之惟一方法也。

汉口实行总同盟罢工(指当时汉口发生了小商贩罢市事件——引者),则无政府共产之社会可由汉口而推行于全国。惟欲达此目的,必自组织劳民协会始,此则吾党期望者也。”

1914年8月,世界各国无政府主义党在英国伦敦召开大会,刘师复代表中国“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向大会递交了《致万国大会书》,提出要加强对工人的宣传运动,并提出“与工团党联络一致进行”等5条建议。与此同时,无政府主义者与劳工阶层的接触也更进了一步,先后掌握了理发工会、茶居工会、皮革工会等一些工团组织,对工人群众起到一定的启蒙作用,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

五四时期,众多无政府主义者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的实践中去,“就职工运动本身来说,只无政府党在南方工会中有很大影响,其余各派社会主义者只是清谈并未实际参加职工运动。”

当时,一大批无政府主义者走进工厂,到工人中开展活动,建立起众多工人俱乐部和工会。在无政府主义影响下的,或无政府主义者从事的针对反动统治阶级的工人运动遍及上海、北京、天津、杭州、济南、南洋、法国、美洲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