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耀华弟子 费孝通与林耀华——1957年“恢复社会学”运动中的吴门弟子

回顾1957年恢复社会学的这个过程,可以清晰看出吴门师徒都卷入了这场运动。费孝通在其中起了核心的领导作用,用当时国务院副秘书长、专家局局长齐燕铭的话说,费孝通“既是参加密室策划的军师,又是到处放火的急先锋”。吴文藻卷入得也比较深,他特别关注的是恢复大学里的社会学系,关注的是人才的培养。林耀华只能算参与者,敲敲边鼓。

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始,恢复社会学的努力也就戛然而止。恢复社会学被看作“章罗联盟”全部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批判。一时间,声讨“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的批判文章铺天盖地。

值得关注的是吴门弟子之间的同室操戈。

1957年7月7日,中央民族学院召开“批判费孝通大会”。在会上林耀华作了一个题为“阴险丑恶的费孝通”的发言,全面揭批费孝通。他说费孝通是“章罗联盟”的第一号主谋人、“军师”和“野战指挥官”,“两年来南奔北走,假借调查工作名义,到处宣传反动言论,整风中更是到处点火”。

林耀华说费孝通是个极端个人主义者,1935年妻子王同惠死后不到一星期就“重新恋上一个女人,把王同惠抛在九霄云外。1941年到1942年间,我亲眼看到费孝通在云南大学组织小集团,攻击和排挤社会学系系主任陶云逵,以便自己当系主任”。“在年前我院研究部全体研究人员会议上,他还鼓励同志们说:‘一个人的抱负,如果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

林耀华还揭发说:费孝通一贯敌视苏联的社会制度,尽情诬蔑。“例如他说我想我们可以从这角度看苏联的权力性质。英美学者把它归入横暴权力的一类里,因为它形式上是独裁的;但是从苏联人民立场来看,这种独裁和沙皇的独裁不一样。”“费孝通几次召集社会学讨论会,阴谋恢复反动的社会学,以抵抗苏联民族学。”

林耀华说他同意余胜椿的话,“费孝通关关犯错误,关关检讨,关关混过去”。“这一次,我们决不允许他滑过去。”

林耀华的这个发言经过修改以后发表在1957年8月2日的《工人日报》,成为批判费孝通的一篇檄文。

1957年8月30日,林耀华等在《费孝通的资产阶级社会学是一些什么货色》一文说:“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毒害是很深的。我们就以费孝通——这一个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成品、右派分子吴文藻、潘光旦所夸耀的得意门生为例,就可以看出这其中的货色是些什么东西。

”林耀华说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是“章罗联盟”复辟资本主义的重要阵地,在这个阵地上费孝通以“社会学界的把头姿态出现,拉拢他的一些一贯对党不满的‘老师’、也是他的追随者——潘光旦、陈达、吴文藻、吴景超、李景汉,彼此勾结起来,互相标榜吹捧,利用合法组织进行非法活动,制造空气,阴谋进行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活动”。

林耀华认为费孝通的农村研究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帝国主义主子提供资料情报的。费孝通的成名作《中国农民的生活》,“用反动透顶的功能学派的观点,把中国农村描绘成落后不前的士绅乐土”。费孝通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为之写序,并称费是“一个缺乏国家偏见和民族仇恨”的中国功能学派青年社会学者。

林耀华借题发挥:“这就是说他是一个没有祖国和民族观念的帝国主义的奴才”。林耀华揭发说:“在《禄村农田》(1944)一书中更露骨地提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论点,这是帝国主义最欣赏的。

他把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讥讽为‘铁律’,他说:‘在二十年代社会史论战曾闹得锣鼓喧天,不幸的就是他们(林耀华按:指马克思主义者)所奉行的铁律并没有事实的根据。

社会变迁并不若他们所想像的那样简单。连马克思自己对于他深信的进化程序能否通用于东亚,尚且存疑不论。何况代公式的本领还没有深通的人,自然更难有精彩表现。’在这里,费孝通极其恶毒地诋毁马克思主义者。”

林耀华讥讽费孝通自称民族学家,但费孝通除了1935年真正做过一个月的实地调查外,基本没有做过民族学的田野工作,“费孝通对少数民族的研究实在是贫乏得可怜”。

林耀华还指责费孝通的治学方法存在严重问题。林耀华指出:“费孝通出身于地主家庭,长期承受英美资产阶级的奴化教育,早就奠定了他仇视人民的,买办、封建的政治立场。”“为了积累政治资本,他搞学术的手法是很卑劣的。

他在学术研究上一贯采取右派分子的手法,夸大歪曲我国农村生活的落后面貌,以迎合英美帝国主义主子的需要。他的治学态度极不老实,例如他假装强调实地调查的价值,实际上,他一生在农村调查的时间不过五个月,对象不过二千零六十九人,居然代表起全部五亿农民的面貌,从而诬蔑中国全部的农民群众,真是荒谬绝伦,无耻之极。

” 林耀华说费孝通“在学术上并没有下过功夫,平时很少读书,即使他所吹嘘的功能学派,他也没有真正下过功夫。

只是玩弄几个名词——像功能、制度、差序格局……来蒙混读者。他的学术,常常是文不对题的七扯八扯”。“费孝通教书一向不负责任,事前不备课,上课以后就信口开河,连一些科学名词如科学、民族学、社会学的定义都说不清楚”〔2〕。

费孝通此时已经成为一只人人可打的“落水狗”。1957年7月13日,费孝通在人大会议上就作了《向人民服罪》的检讨。费孝通不得不承认自己是文化买办,他说:“从《中国农民的生活》这篇论文得到一个贩卖公式,就是向帝国主义国家写中国社会状况;在中国写英美社会情况,实质就是公开提供情报,向中国宣传资产阶级思想,双方都是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从中取得个人的利益。

所以我从那时开始,本质上已不是普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帝国主义多年造成的买办资产阶级的丑恶的文化经纪人。”

在“反右”那场运动中,林耀华因为反戈一击有功,免于被划为右派。而他的老师吴文藻和同门费孝通被划成右派。除了教授的职衔外,费孝通被剥夺了一切社会职务。吴文藻、冰心、费孝通等人1978年之前一直搞翻译,摘编西方国家的民族学材料,做了高级资料员。他们除了给我们留下韦尔斯的《世界史纲》这本译著外,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并没有多少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

留给费孝通的是深深的伤害。其实,在这场同室操戈以后,林耀华背负良心的谴责直到晚年,他或许是时代悲剧的真正承载者。

本文原载于《书屋》二〇〇六年第七期,原标题为《费孝通与林耀华——1957年“恢复社会学”运动中的吴门弟子》

注释:

〔1〕毛泽东:《毛主席在1957年3月12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江苏省档案馆,档案号:C-11。

〔2〕林耀华:《费孝通的资产阶级社会学是一些什么货色》,《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第二辑),中国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23~5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