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苦难辉煌 杨奎松评《苦难辉煌》:怎么会有人这样写历史

因为篇幅的关系,我们暂且把举证金书错误的工作放在一旁,再来看看金书那些创新和发现。金书之所以会引起很多人的兴趣,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该书讲了一些实话,敢于面对历史中间过去不大讲的一些情况或问题。但是,从上面正误的情况不难看出,以作者历史研究功底之薄弱和基本知识之缺乏,他是绝无可能一举而成为有创见的历史学者或中共党史专家的。

显而易见,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金书中大量硬伤和错误,相当多恐怕都是抄来的;金书中许多看似有创见、有新意处,其实多半也是从他人的研究成果中抄来的。

例一,第12-13页,作者颇为自得地写道:孙中山主张党内合作,批评国民党内的质疑者,“但孙中山还有另外一些批语,在我们自己编纂的史料中却不多见了。”他并详尽列出孙中山对1923年11月邓泽如等人《检举共产党文》的批语,说这是“在今天……我们基本不引用的批语”。

说国民党‘一大’共产党人表面获得的成功之中,国民党‘一大’新设立的一个组织却被共产党人忽略了……这就是国民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中无一名共产党人。一向组织松散的国民党还在党章中专门设了第十一章”纪律“,”这一章专对准共产党人而来。“

在这里,“我们”应该是指大陆官方学术机构,包括中共党史学界和相关历史学者,那意思很清楚,就是迄今为止在大陆基本上没有人重视孙中山批评共产党的言论文字,只有作者注意到了被人们忽略了孙中山的另一面。

事情当然并非如此。不错,中共建国后许多年确实存在着这种情况,但是,这样的情况改革开放后早已被历史学方面中外研究者打破了。作者所引“在我们自己编纂的史料中却不多见”的三条孙中山批评指责共产党的话,除一条源于陈独秀1929年的《告全党同志书》外,其他两条都是大陆出版的《孙中山全集》里编录的史料,而该书1985-1986年就已经在大陆出版了,何以说“在我们自己编纂的史料中却不多见”?

至于相关研究,也已有相当历史了。除了1966年就研究并详述这方面情况的台湾学者李云汉以外(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华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年),1980年代中期以后,大陆学人也已陆续介绍了一些美国研究孙中山生平事迹的著作到大陆来,像韦慕庭的《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就在1986年被译成了中文,其中就比较具体地介绍了孙中山的这段批语和他对共产党的防范心理(韦慕庭著,杨慎之译:《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94-196页)。

在此之后,提到这条史料的相关论文也并不少见。

金书作者是不是因为读的东西太少,自己意外发现了这则资料,因而产生了重新解读这段历史的问题意识呢?恐怕不是。只要看看书中用引号引述的孙中山的批语又发生了怎样的错误,就不难看出,作者自谓只有他注意到的这段引语,不仅不是他自己读史料过程中发现的,而且又是辗转经过他人不严谨的文字抄来的。在这段支离破碎、字数不多的引文中,又接连出现了几处错误。

一是将“俄国之革命党皆属有党政经验之人”一句中“党政”两字错抄成了“学问”;

二是将原文“不为此等少年所遇(遏)”一句中的“遇”,抄成了“愚”,且没有对删去原始资料中“(遏)”的标注做任何说明;

三是将原文中“要彼等必参加国民党与我一致动作”一句,和相隔了60余字之后的“陈如不服从吾党,我亦必弃之”一句这个互不相关的两句话,莫名其妙地错抄成了一句,变成了:“既参加吾党,自应与吾党一致动作;如不服从吾党,我亦必弃之”。

事实上,无论是孙中山的这段批语,还是国民党一大成立没有共产党人的监察委员会,以及在党章中特别设置“纪律”一章,包括透过这些情况可以清楚看出孙中山力图使共产党人为其所用,又小心防范共产党扰乱其组织的复杂心理,还在2001年我就有《孙中山与共产党——基于俄国因素的历史考察》一文,花数万言详加研究、介绍和讨论过,2008年我出版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也有专章分析说明(杨奎松:《孙中山与共产党-基于俄国因素的历史考察》,《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在此前后,也陆续有其他学者撰文介绍和进一步讨论过这方面的情况(如冯进:《孙中山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党史文苑》2008年第8期等)。如此可知,金书作者讨论这一史料的灵感、观点以及基本资料和史实,也都是抄来的。

例二,第29-32,35页,金书具体谈到了苏俄及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情况及其意义问题。因为这一部分涉嫌剽窃抄袭的情况比较典型,故下面一一列出对照,以便于读者能一目了然:

1、金书: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之前,不管是南陈还是北李,经济来源皆只有教书、编辑的薪水及写文章的稿费。钱稍有富裕,也仅够用于操办一两份刊物。对其他社会活动如开展学运、工运、兵运等,即使意义重大,也无力支持。

维经斯基等来华后,中国共产党进入筹建阶段,社会工作急剧增加,不但党员多数渐渐不能兼职教书、编辑、写文章以获取薪金,而且,仅创办各种定期刊物、工人夜校,出版各种革命理论书籍,所需费用也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支付能力。

因此,上海党组织最先接受了维经斯基的经费援助。当时这种最初的援助带有很大的临时性质。1921年1月维经斯基一离开,立即经费无着,各种宣传工作,特别是用于对工人进行启蒙教育的工作不得不停止,派包惠僧南下广州向陈独秀汇报工作,连区区15(金书这里把10错抄了15!)余元路费都拿不出来,只有从私人手里借钱才算了事。

杨文(杨奎松:《有关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一些情况》,《党史研究资料》1990年第4期;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一章,下同):

1920年4月维经斯基等人来华之前,陈独秀等人多半只能从教书、编辑以及写文章所获薪水和稿费中支取部分金钱,用于支持一两份同仁刊物。对于其他社会活动,即使视为有极大意义,如当时的工读互助团等,显然也无力给予更多的资助。

而维经斯基等来后,随着共产党组织的诞生,宣传、组织等项社会工作急剧增加,不仅党员多数渐渐不能兼职教书、编辑、写文章以获取薪金,而且仅创办各种定期刊物、工人夜校,出版各种革命理论书籍,其所需费用也远远超了人们的支付能力。

因此,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接受了维经斯基提供的经费援助。而1921年1月维经斯基一离开,则立即“经费无着”,不仅各项宣传工作,特别是用于对工人进行启蒙和宣传的工作“不得不停止”,就连用于南下汇报工作的区区10余元路费竟也拿不出来了。

2、金书:

据陈独秀1922年6月30日致共产国际的报告,从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共收入国际协款16655元。因党员人数不多,全党还保持着人均年支出40至50元的比例;但随着1925年以后党员人数大幅度增长,国际所提供的经费远远跟不上这一增长速度了。

……据陈独秀估计,建党初期党的经费约94%来自共产国际,党又将其中的60%用于了工人运动。显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能够很快在工人运动中发挥重要领导作用,同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帮助分不开,也同中共将其绝大多数用于工人运动分不开。

杨文:

关于共产国际援助的经费究竟有何意义,我们只要看看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报告中几个简单数字就足够了。报告称:“党费,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国际协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

……”由此已可看出,党的经费约94%都是来自共产国际,仅各地工人运动一项就占去了大约60%.……很显然,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共产党人所以能够很快地首先在各地工人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并逐渐成为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力量,这是同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人大力提供经费帮助,而共产党人又将其绝大多数用于工人运动分不开的。

3、金书:

党的组织不断发展,以革命为职业者渐多,各种开销日渐加大。……尽管“二大”明确规定了征收党费的条款,但大多数党员的实际生活水平本来就很低,党费收入便极其有限。陈独秀在“三大”上的报告称,1922年“二大”之后,“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

杨文:

随着党的组织逐渐发展,职业革命家日渐增多,党的各种开销日渐加大,而经费来源却相应减少了。尽管中共“二大”明确规定了征收党费的条款,实际自筹款数却越来越少。据陈独秀在“三大”上的报告称,1922年“二大”之后,“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

4、金书:

到1927年1月至7月,党员交纳的党费仍不足3000元,而同期党务支出已达18万元;若再将这一年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少共国际、农民国际、济难国际等提供的党费、工运费、团费、农运费、兵运费、济难费、反帝费、特别费等总算起来,有近一百万元之多。比较起来,党的经费自筹数额不足千分之三。

杨文:

到1927年,其党费收入仍不足3000元。而这一年来自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少共国际、农民国际、济难国际等的党费、工运费、团费、农运费、兵运费、济难费、反帝费、特别费等等,就有近100万元之多。其自筹款项实际不足3%.(1927年1-7月党费开支18万元见附表)

5、金书:

(1921-1925年)因党员人数不多,全党还保持人均年支出40至50元的比例。但随着1925年以后党员人数大幅度增长,国际所提供的费用远远跟不上这一增长速度了。全党(年)人均支出由最初的平均40元下降到了1927年的4元。

杨文:

来自共产国际是……不可能与党员人数地增加同比例无限制地增长,这里,我们可以作一张简表来显示它们的关系……(表内说明1921-1925年人均40至50元,1927年减至年人均4元)。由上表可知,随着1925年以后党员人数大幅度增加,共产国际所提供的党费已远远跟不上党员增长的速度了。

6、金书:

共产国际的援助给早期毫无经济来源的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巨大帮助。但又正是通过有限的援助形成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关系,给中国共产党人造成了相当的损害。……一个政党、一个社团独立与否,并不在其领导人的主观意念如何,而在是否具备客观条件。中国共产党人要想改变这种对共产国际的依存关系,不仅有赖于政治上、军事上斗争经验的日益成熟,更有赖于经济上找到立足之地。后一条更为关键。

杨文:

上面的情况表明,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初期对联共(布)党和共产国际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它不仅是政治上、理论上和组织上的,而且还十分突出地表现在经济上。正是这诸多的需要迫使早期共产党人对共产国际形成了一种近乎依赖式的关系。

真正改变这种关系,不仅需要政治上、理论上以及斗争经验上的日渐成熟,而且还必须在经济上找到立足之地。换言之,如果共产党人不能拥有自己的军队、政权,并创造出巩固的根据地,这种依存关系就很难根本改变。

由上述对比中,我们不难看出金书的抄袭达到了怎样的程度。像上述围绕着苏俄和共产国际对中共早期提供财政援助的基本问题意识、史料引证、史实叙述,甚至论说观点,都是直接从我1990年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中几乎原封不动地抄而来的。像作者这样写书,类似这种成段抄袭剽窃的情况,在其他章节中也一定是存在的。“

简单的结语

由于时间和文章篇幅的关系,我实在无法进一步扩展我正误和批评的范围了。实际上,正如我前面说过的,即使在我比较仔细读过的这第一章里面,也还有很多具体资料上、史实上,乃至解读上的错误。小的问题不说,像作者讲蒋介石访苏的部分、讲立三路线时的情况以及说什么共产国际停发了中共的经费等等,都有明显的错抄误读,甚至是虚造的情况。

可以肯定,以金书作者第一章这样的水准,以其速成巨制的极不严肃和极不学术的方法,金书其他十五章中的硬伤、错误和抄袭的问题也少不到哪里去。

当然,我最后要说明的是,作者写此书的立意或许真是可圈可点,只可惜,如此不讲规矩,不顾深浅,拿激情议论来代替客观扎实的学术研究,把立论建立在种种错抄误读的历史资料和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怕是如同把漂亮的建筑建在沙堆上一样,既经不起推敲、验证,也难有任何持久的生命力。

评这样的书,实在让人痛苦;用这种方法写书,实在误己误人误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