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锋长征日记 红军长征日记揭秘:长征初期失策的“大搬家”

2017-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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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既然突破前三道封锁线总体上没有打大仗,可全军减员却达2万多人,这其中,除了一部分属于战斗减员,还有一部分因国民党飞机轰炸伤亡,以及伤残病留在

既然突破前三道封锁线总体上没有打大仗,可全军减员却达2万多人,这其中,除了一部分属于战斗减员,还有一部分因国民党飞机轰炸伤亡,以及伤残病留在当地外,有相当部分是掉队、逃亡造成的。承担大搬家物资搬运的中央教导师,“从一开始部队的思想就比较混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怀疑和谣言,逃亡现象每天都在发生,增加了部队行军的困难”。

(《红军长征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并且“出发1个月来,教导师没有参加什么大的战斗,光是逃亡、掉队、伤残病等非战斗减员已达三分之一之多”。

该师是1934年8月底由各县独立团和游击队组建而成的,直属中革军委领导,下辖3个团,约6000多人。这就意味着长征仅一个月的时间,中央教导师非战斗减员即达2000余人。

关于长征前期非战斗减员的情况,肖锋和陈伯钧的日记中都有不少记载。肖锋在1934年11月8日的日记中说:“战士报告,彭营长不见了。他是湘南宜章人,乡土观念重,据分析是回家了。他和我关系还好,昨晚把三千元苏区票子给我,我还以为他是交党费的,没想到他要回家。

怪我太不警惕,未能挽救他。”(肖锋《长征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11月16日的日记:“一路五名新兵开了小差。机枪连扩红八名,掉队四名。”而陈伯钧日记中这样的记载也不少,如1934年10月20日的日记中说:“是夜因渡河组织仍不十分严密,秩序较乱,所以三十七团落伍仍然不少。

这几天开小差的全师计三十三名,是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陈伯钧日记(1933~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0月31日的日记说:“这几日逃跑现象最为严重,前后计三四十名。

”11月5日的日记称:“近来落伍人员太多,有真正失去联络的,有借故掉队的,不一而足,对我之行军计划真是莫大障碍。

”11月6日记载:“昨日各部逃亡现象极为严重,特别是第三十八团有两名竟拖枪投敌。昨晚,由陈云同志负责检查了一下,认为发生这种现象主要是:第一,政治动员不够;第二,对反革命斗争不深入,特派员工作及政治机关对肃反工作的领导均差;第三,连队支部工作不健全等。”11月11日又载:“(第三十七团)一营代营长李发长政治动摇,有反革命企图,决定撤职逮捕送保卫局。”

可见,在中央红军长征初期,一路开小差、逃亡等非战斗减员占了一定的比例。对于这样的问题,有关长征史的著述很少提及,其实,这才是历史的真实。正如肖锋日记所言:“工农分子来当兵,是拿着脑袋搞革命。”革命高潮时,投身革命队伍并不是一件困难之事,当革命遇到挫折时,一些人经不住严峻考验,也属情理之中。

红军战士多是刚刚扔下农具的农民,农民有着极重的乡士观念,红军长征离开根据地后意味着离家远了,一些人脱离红军队伍也就难以避免了。

于是,肖锋在其日记写下了这样的感言:“搞革命真不容易,有的人吃不得苦,有的人一心牵挂父母妻儿,这些人就干不了革命。”正因如此,那些始终留在革命队伍中,走完了漫漫征途的红军指战员,和那些牺牲在长征路上的烈士,更加值得后人尊敬。

减员的同时,各部队也采取各种方式动员沿途工农群众参加红军。这一点,肖锋日记中有许多的记载。如肖锋在1934年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话:“湖南人民比较了解红军的处境,地方党很体会红军遇到的困难。这几天每到一地,群众积极支援红军战斗,许多工农踊跃当红军,每个连都扩大了新战士。”此外,据杨尚昆回忆,红三军团占领宜章县城后,“扩大红军四五百人”。(《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部队都有扩红任务,也不是所有的部队都能扩到红,而肖锋所在部队属于前锋,扩红相对容易一些。尽管如此,整个中央红军一路上扩红的数量不会太少,所以突破敌人的三道封锁线后,中央红军减员人数恐怕就不是学术界统计出来的2.2万人,或者说湘江战役时中央红军的总兵力恐怕要多于6.4万人。因为这两个数字都没有包括沿途扩红的人数。

在革命遇到困难时,沿途有如此多的劳苦群众参加红军,恰恰说明红军是正义之师,是劳苦群众自己的队伍。这也是中国革命虽屡遭挫折,但革命队伍最终不断壮大的根本原因。不须说,沿途参加红军的“多数是没吃没穿的苦孩子”。(《肖锋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