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山毛泽东 曾山与毛泽东的情谊

曾山与毛泽东的情谊自1930年起任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曾山,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与毛泽东、邓小平交往频繁,关系密切。曾山在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上,不遗余力地支持毛泽东,使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以实行,扭转了危局。

毛泽东生前不止一次地讲过:“我在中央苏区,很多地方得益于曾山的帮助。” 英雄所见 1930年初,赣西南苏区所属34个县的土地革命,竟由原来的正确方向朝着错误方面转变,最主要的是来自党内的不同意见。

代表人物为特委常委、党团书记李文林与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他们出于对中央规定的分田政策的理解,才不赞同“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归工农兵代表会议所有,分配给农民耕种使用”。在分田的方法上,他们主张以劳动力为标准分配,理由是,如果按人口平均分配,不仅可能导致农业减产,而且势必强化农民的私有财产观念,主张实行中央的“共同生产,共同分配的共耕制”,提出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

时任赣西南特委常委、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曾山,对苏区土地分配的这种现状感到焦虑。

为要找到问题的实质,他来到吉安延福区进行调查。 延福区有12个乡,曾在1929年9月和1930年初两次分田,后一次的做法推翻了前一回的规定,一反一复,很能说明问题。

曾山了解到,前次分田是所有土地没收,重新分配,而这回只没收地主的田地,富农和自耕农以原耕为基础,根据数量抽多补少。结果,调出的都是冲田、冷浆田,形成了出的不肯出肥,进的不愿接瘦,许多农民有意见。

第二,也是最棘手的。到底按什么标准分田?1929年9月按人口平分,贫雇农都很欢迎,就是家里劳力多的不满意。现在转过来按劳动力分配,多数人哇哇叫了。 “这样下去不行,得赶紧报告毛书记。

”曾山回到富田陂下机关驻地,立即致信毛泽东,曾在信上写到了李文林、江汉波在政权建设、土地分配、攻打吉安等问题上与特委有着严重的分歧,这些分歧“导致了党内分裂,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各项中心工作都因此停顿,处在半生半死的状态中”。

毛泽东阅后大为惊讶,说:“这样下去还行?我们一定解决这些问题。” 1930年2月7日,红四军前委、红五军、红六军军委及赣西南特委在吉安县陂头举行了对赣西南苏区影响至巨的联席会议。

与会代表39人,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应邀出席。急切希望解决问题的曾山,在见到毛泽东前,一直忐忑不安,顾虑会议不能解决问题,只是徒然争论一场。 会议开始后,刘士奇头一个发言,把问题摊到桌面上,接着发言的是曾山。

曾山的语调并不激烈,提出的问题却很尖锐,把江汉波的主要错误归结为取消土地革命和延宕攻打吉安两个方面。 30岁出头,洋溢着革命热情的江汉波,站起来慷慨陈词,针对曾山、刘士奇的批评给以反击。

前委书记毛泽东出场了。他声调中含有威慑的分量:“我看赣西南党内有一种严重的危机, 这就是地主富农充塞着各级党和苏维埃的指导机关,致使党的政策逐渐转向机会主义。这种情况须彻底改变。要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如此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

” 与会的代表,特别是李文林、曾炳春,岂不知道“反富农路线”是中央布置下来的政治斗争?他们都明白自己的家庭出身,他们最怕的是卷入“富农路线”的政治漩涡,这种时候自然心有所悸。

毛泽东针对性很强地讲下去:“现时民权革命阶段中,没收一切土地,废除一切债务,是实现消灭封建势力的最有力措施,广大群众也有这样的迫切要求。我们有的同志却做了群众的尾巴,许多地方被富农及机会主义利用,作了阻碍农民斗争的工具。

当着阶级对垒的时候,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争取广大的群众。我们不论在什么时候,都要喊出‘快分、平分’的两个口号!” 毛泽东一气说完,显示出对分田方针的深思熟虑。

这时候的曾山,内心漾起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同时由衷地钦佩毛泽东在排难息争方面无人可及的政治魄力。就这样,赣西南党内争论不已、影响全局的分田方针,圆满解决了。 缓兵之计 1930年10月4日,红一方面军在10万武装工农的配合下,攻克敌军长期盘踞的赣西重城吉安市,歼灭敌邓英师的主力。

10月7日,毛泽东宣告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曾山担任主席。当时,还组成了以李文林为书记的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

然而,攻克吉安的胜利,并未给毛泽东带来多少喜悦。在强敌压境大战在即的军事外患面前,还有一大内忧压在他心头。在应对敌人的战略方针上,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委很不一致。毛泽东主张将敌人诱入根据地,利用地理和民众支持的条件,在游击战中击敌;而以李文林为书记的省行委,强调要执行中央进攻路线,力主把红军拉出去打,夺取南昌、九江,再攻武汉。

鉴于省行委的地方威信,这种战略上的分庭抗争,使毛泽东伤透了脑筋。

10月7日晚上,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举行庆贺宴会,宴请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领导和总部首长。曾山与李文林轮流向客人敬酒。 善于把烦恼、苦闷深藏于内心的毛泽东,表面上虽很自持,但酒兴是全然没有了。曾山注意到了毛泽东的情绪。

宴会一散,他走到毛的身边,轻声说道:“我同你出去走走。”毛泽东应允。 “你的顾虑我清楚,一棋不慎,全盘皆输,硬把4万红军拉出去与10万强敌对垒鏖战,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如柏,知我者,你也!

红军和苏区的危机,不是潜在的,而是显然的!李文林他们怎么就看不到呢?” “他们呀,就知道‘坚决地向中心城市进攻’,巴不得明天就打下南昌、九江,直驱武汉,饮马长江。” “哼,饮马长江?”毛泽东愤然地吁了一口气。

曾山大体测知毛泽东在想什么,思虑少时,说:“这些天的情报表明,国民党已有3个师向南昌靠拢,敌情越来越严重,不就可以……” “你的意思是?” “我们可以慢慢朝前移动,到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停下来,就大有文章做了。

” 毛泽东的心中掠过一道光亮,缓缓颔首:“你的意思,我晓得了。” 6天之后,红一军团总部发布了“移师北上向清江集中”的命令。从当天下午起,方面军所属各部除红二十军一部留守吉安外,其余各军全数北移。

曾山很快看到了这一命令。他清楚,驱师与移师、向南昌进发与向清江集中,不只是字面上的差异,而是总前委书记接受了自己的谏言,在深谋远虑之后埋下的伏笔。 红一方面军以每日50华里左右的速度向北移动。

10月21日,抵达清江县境的太平圩。在这里,部队不得不停驻下来,针对骤然严重起来的敌情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向。 总部获悉的最新敌情报告显示:敌人数倍于我,且均已进入战时紧急状态。红一方面军总部及江西省行委,除两个人外,无不为急剧变化的敌情焦急不安。

那两个把严重敌情看成是有利转机的人,就是毛泽东和曾山。在太平圩的毛泽东住处,曾山与毛泽东声音不高地交谈了很长时间,然后结伴来到方面军总部。 毛泽东进门还未落坐,就对朱德和中共长江局代表周以栗等人说道:“情势都到了这步田地,不可继续北进了吧?” 朱德看着毛泽东,首先响应说:“没啥子好争论了!

再盲目北进,就是不察敌情的冒险主义了。” 曾山顺着他的话说道:“是呀,在这样的地方接敌,一是无险可据,二是地方工作跟不上来,糟糕得很呐。

” 这时的周以栗,对军事局势的严重性是明了的,实情的确如此,时间不允许再拖沓了。他迎着毛泽东和曾山等人的征询的目光,点头说:“暂后退吧。

” 相濡以沫 1931年11月1日,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会议开始不久就进入了预定议程———批判原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苏区中央局的错误。毛泽东一下成为主要批判对象,什么“富农路线”、“调和主义”、“游击主义”、“狭隘经验论”等等,一顶顶帽子向他压来。

同样坐在主席台上的曾山,感到深深的困惑。尽管会场的气氛越来越炽热,但他和朱德少数几个人,始终一言未发。 会议通过了5个决议案,并决定停止毛泽东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一职,由项英代理。

临时中央的一班人甫抵苏区,对毛泽东打出的第一记重拳,就是打击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人,另外一个显眼的目标就是数年来担任省苏维埃主席,又曾是总前委常委、苏区中央局委员的曾山。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临时中央将曾山视为“毛派”的干将,应该说是基于大量事实的。 曾山一直是毛泽东“诱敌深入”战略方针的坚定支持者。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时,项英力主用牵牛的方针对付敌人,把敌人引出根据地,像削萝卜一样,一下一下打击敌人。

在兴国城岗圩外一片松树林的会议上,曾山以第一次反“围剿”歼灭张辉瓒师为例,有力地声援了毛泽东“诱敌深入”的主张,结束了这场争论。

作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在领导各级地方政权支援红军作战方面,竭尽了全力。从1930年到1934年,赣西南区域输送到红军主力的地方武装,总计38个团。即使在1931年“肃反”扩大化,省苏维埃政府警卫团只剩下4个连的情况下,曾山仍下令将3个连编入主力红军。

一方面军打下吉安城,曾山与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周冕等人在城里几天内筹集到银洋6万元、黄金20多斤,省苏维埃机关没有留下一枚,全数交给了红一方面军总部。

在“左”倾的临时中央书记博古等人眼中,曾山对毛泽东是言听计从,跟得最紧。毫无疑问,打倒曾山,是对毛泽东的沉重一击。 1933年4月上旬,在临时中央的直接参与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召开工作会议,批判的锋芒指向省苏维埃,与会者一听就明白是针对曾山的。

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曾山被召到中央局,由博古对他谈话,“引导”曾山与毛泽东划清界限,并勇敢揭发他的错误。 曾山当然明白博古的弦外之音。

他坦然地回答:“我只知道按党的指示做工作,不知道要与什么人划清界限!也不知道还有什么与中央背道而驰的政治团体!能不能讲具体一些?” 博古一听,气得站起了身,气哼哼地说了一句:“到今天,你的思想还没有一点认识,真是太糟糕了!

” 曾山“拒不服从中央”的“恶劣态度”,激怒了博古等人。4月下旬,曾山被降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而且在党内定为“带职检讨,以观后效”。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临时中央在瑞金沙洲坝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

参加会议的除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各苏区临时省委的代表。鉴于曾山在江西苏区多年来的巨大政治影响,他最终被允许出席了会议。曾山一看会议上竟然没有毛泽东,马上心里一沉。

中午休会的时候,他找到周恩来问道:“怎么不见毛主席呢?” 周恩来看了看曾山,略略停顿,沉声说道:“曾山同志,这事你就不要再问了。”说罢,忍不住惆怅地轻吁一口气。 当天晚上,曾山向别人借了一匹马,专程赶到20里外的叶坪,看望被排挤出中央全会的毛泽东。

气愤而又无可奈何的毛泽东,在这种时候看到曾山,自然非常激动:“如柏呀,这时候你还来看我?” “毛主席,我什么时候都会来看你的。”曾山朗朗的声音里饱含诚挚的情谊,令毛泽东闻之动容。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后,曾山被任命为中共江西省委代理书记,率党政机关及省军区武装留下坚持游击战争。他所以不能随红军主力一道长征,那是临时中央决定的,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和毛泽东那非同寻常的关系。

1937年11月,在苏联列宁学院结束学习的曾山,由苏方派飞机送回延安。毛泽东得悉曾山回国,放下手头的工作,率叶剑英提前到延安机场迎接。这一举动,充分印证了二人之间的深厚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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