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绍仪的故事 蔡绍基 海河边清晰而遥远的故事

蔡绍基归国后找到的第一份差事是翻译,先任大北电报局译员,后去了上海海关,同样是译员。1883年,德籍顾问受清廷委任赴朝鲜筹办海关,挑选唐绍仪为随员。由于唐绍仪、蔡绍基、梁如浩三人同为中山县籍乡邻,又是留美先后同学,于是唐绍仪立马推荐自己的同学蔡绍基和梁如浩同往朝鲜任职。

正是在朝鲜公干时期,这三人与不久后被派往朝鲜的袁世凯相识相交。 时袁世凯作为朝廷委派的通商大臣派驻朝鲜。为培植亲信势力,有高人建议袁世凯仿效曾国藩建立私人“幕府”。

如此,唐绍仪、蔡绍基这些喝过洋墨水、既懂外语又懂西法且擅长交涉办事的人才,自然成为袁极力延引之人。于是,唐绍仪先入袁幕府;蔡绍基和梁如浩又由唐引荐入幕。朝鲜“甲申政变”时,唐、梁、蔡三人合力保护袁世凯奋力逃脱日本人追杀,使他们之间生出了一段“生死之交”。

后来,三人均受袁重用,自在情理之中。 不久袁世凯权倾一时,先后被清廷任命为督办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和督办电政大臣,铁路、电信等要害部门都在他的管辖之下。

一时间,这批学习过铁路、电报的“留美幼童”相继成为袁世凯的骨干力量,其中就有詹天佑。据说,为了得到这位杰出的铁路工程师,袁世凯和张之洞还曾发生过争执。“留美幼童”忽然成为被争夺的宝贝,他们的命运出现戏剧性的转折。

蔡绍基也不例外。在袁世凯的保荐下,他先后出任牛庄海关道台、天津海关道台、直隶总督府北洋洋务总办等职。其间,他曾代表清政府,在辽东、辽南等地与日本谈判,艰难地商讨日俄战争后辽东半岛的归还事宜。

蔡绍基任职和施展才干的历史舞台,基本都在天津,这当然也与袁世凯有关——袁的政治大本营就在天津。直到今天,人们到天津,还可以看到全国至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清代会馆建筑——1907年落成的“广东会馆”。

这是一座具有潮州风格的大院落,内有客栈,戏楼,以及可容纳七八百人的室内剧场。在广东会馆内,可以看到一块石碑,镌刻着捐款修建人的姓名,其中就有唐绍仪、蔡绍基、梁敦彦、梁如浩、周寿臣等一批留美幼童。

20世纪初年,这些中年人在天津已经都是官职显赫的名流。 值得称道的是,当袁世凯最终妄图复辟帝制时,蔡绍基在大是大非面前表现出了坚定的原则性,与唐绍仪一样坚决与袁世凯决裂。当然,这是后话了。

两度执掌北洋大学 1895年10月2日,在海关道盛宣怀和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的推动下,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北洋西学学堂宣告成立。第二年,北洋西学学堂更名为北洋大学堂。 学校创办之初,设督办(名义校长)一人,作为学堂的最高领导。

先后出任这一职务的,便是蔡绍基、唐绍仪、梁敦彦、梁如浩等四名留美幼童。他们在北洋大学堂早期发展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他们先后执掌北洋大学堂,群策群力,使该校走出庚子之难造成的危难境地,而后持续谱写着中国最早大学的光辉史,为今天的天津大学奠定了基础。

蔡绍基与这所学校渊源最深。早在北洋西学学堂创建之时,蔡绍基便出任该校二等学堂(相当于大学预科)总办。

蔡绍基凭借自己在美国初、高中的学习经历,大胆借鉴国外先进的现代教育理念,从校园建设、基础设施以及师资招聘、教学管理、招生计划方案等等,全方位亲力亲为,为该校初期建设做了大量工作。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天津,北洋大学堂所在的博文书院被侵略者强占,校舍遭破坏,学堂被迫停办。

此时,初建者盛宣怀等人陆续离开北洋大学堂。在这历史关口,蔡绍基挺身而出,承担起再创北洋大学的历史重任。 蔡绍基利用自己在直隶总督府署理外交事务的官员身份,与占领军反复交涉,积极争取复校。

但侵略者拒不归还校舍,蔡绍基只好选择清军废弃的西沽武库,重新建校。重新建校,其间所要操心劳神之处,并不亚于当年的创办,更何况,当年有那么多头面人物出面张罗,要钱给钱,要力出力,而如今国势衰微,外国列强横行霸道,许多大腕级人物自顾不暇,敬而远之,全凭蔡绍基孤军奋斗。

1903年,北洋大学堂才再次建成复校,蔡绍基主持校务。 不久,蔡绍基因有他任,改由他的同学兼好友,另一位留美幼童唐绍仪接任北洋大学堂,主持全面事务。

唐绍仪的后继者也是一位留美幼童,他就是梁敦彦。1907年,梁敦彦调任驻美公使,继任者又是一位留美幼童——梁如浩。 1908年,梁如浩离职。

此时蔡绍基出任津海关道,同时兼任北洋大学堂督办,再一次回到北洋大学堂。蔡绍基的这一任期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后。 由蔡绍基等这些留美幼童主持北洋大学堂期间,中国本土的大学教育得以从零开始,逐步走上正规,特别是出国留学教育得到很大发展。

实际上,资送头等学堂毕业生出国留学本就是北洋西学学堂创办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各种因素,最初几年派遣学生出洋计划一直未能成行。直到蔡绍基主持校务并重建复校后,派遣留学计划才得以实施。

是年,王宠惠、陈锦涛等人被派往美国耶鲁大学学习。1906年,梁敦彦执掌该校时,复校后第三班34名学生全班送出留学,其中3人赴法,其余皆留学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著名大学。

在蔡绍基等四人执掌北洋大学堂的八年间,该校一共资送52名学生出洋。这些人中,有后来的国务总理王宠惠、著名的外交家王正廷、经济学家马寅初、数学家秦汾、金融家钱永铭,可谓人才济济。

这在中国留学教育青黄不接的当时,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可以说,他们主持的北洋大学堂初期的留学活动,是20世纪初中国留学教育复兴的前兆,催动了近代中国第二次留学大潮的到来。 辛亥革命的爆发,让蔡绍基的人生命运发生重大转折。

作为受过西方民主共和思想熏陶的“海归”,蔡绍基理所当然地拥护孙中山革命,这就为后来他与袁世凯的关系定下了基调。辛亥革命后,北洋大学堂正式改名为国立北洋大学,蔡绍基信心满满,正要借势而上,把北洋大学办得更上一层楼,却传来了袁世凯意欲复辟帝制想当皇帝的消息。

而与此同时,袁世凯也派出说客,找到昔日亲信蔡绍基,许以事成后由蔡任“工业部长”之职,却遭到蔡绍基严词拒绝。袁世凯知道后,大为不满,就放出狠话:等他当了皇帝,第一个杀的就是蔡绍基。

蔡绍基权衡利弊后急流勇退,辞去全部公职。自此,他与北洋大学的缘分画上了句号。此后,蔡绍基隐居天津,后经营实业。晚年时,他居住在天津的小白楼,仍然是天津“名流人物”经常光顾的地方。

他还曾连续三年被选为英租界议员,成为天津外国租界的第一位华人议员。 新中国成立后,北洋大学改名为天津大学。在建校110周年的庆典上,蔡绍基的照片被高高悬挂在校内的北洋广场,接受新时代学子的瞻仰与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