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天衡篆刻艺术赏析 韩天衡 近现代海派篆刻艺术概述
韩天衡 韩天衡 近现代海派篆刻艺术概述
“文革”十年,传统文化艺术遭受了灭顶之灾,海上印人钱瘦铁、吴湖帆、黄葆戉、白蕉、马公愚、秦伯未、华笃安、朱鸿达、吴仲坰等,或受迫害含冤而死,或受冲击郁闷及贫病交加而提早离世。另汤临泽,陈子彝、秦康祥、吴幼潜、金铁芝、支慈庵、来楚生、侯福昌、高络园也于其间作古,此既为海派印坛之大劫难,更是我民族传统艺术之大不幸。
至“文革”后期,历经浩劫、渐趋萎缩的海上印人群体仍毅力顽强,时时判断政治形势,敏锐地捕捉契机来进行创作,表现出对篆刻艺术传承义不容辞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此阶段值得记录的是海上印人集体创作的《新印谱》,和来楚生的异军突起。
1972年,由上海书画社组织工农兵业余刻印工作者,以“推陈出新”为口号,尝试以简化字体选刻“革命样板戏”的唱词,冠名《新印谱》,至1975年共出版三册。海上印人殚精竭虑,不乏较为成功的作品,而汇刻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以“文学艺术普及”为良机,聚集了叶潞渊、沈觉初、顾振乐、谢博文、方去疾、高式熊、单晓天、江成之、潘德熙,及年轻的韩天衡、张维琛、童衍方、刘一闻、陈身道、茅子良、袁雪山等三十余位印人,培养和磨砺了一批篆刻英才,似黑夜雪地中之星火,幽幽不绝。
来楚生篆刻于20世纪60年代已初具风貌,自“文革”始沉寂多年,忽于1971年起印风丕变。其以秦汉印为根基,参融吴让之、吴昌硕及古玺布局,糅合大小篆为一体,线条苍辣斑驳,章法参差奇崛。所作生肖、佛像等印,古朴简练,神情毕现,独树一帜。
被钱君匋誉为:“七十岁前后所作突变,朴质老辣,雄劲苍古,得未曾有……20世纪70年代能独立称雄于印坛者,唯楚生一人而已。”来楚生晚岁匠心独运,卓跞冠群,成为吴昌硕之后,开创一代印风的海派大师。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印学重光,海派篆刻迎来了又一全盛期。王个簃、朱复戡、陈巨来、钱君匋等老一辈印人艺术重获新生,新生代也英气勃发,开始崭露头角。经过几十年艰苦的创新求变,韩天衡、童衍方、刘一闻、陈茗屋、徐云叔、孙慰祖、吴颐人、徐正濂、陈身道、陆康、吴子建等海上印人,不负众望,树立了各自鲜明的篆刻风格,出版了大量的个人印集,使海派篆刻在当代印坛的重镇地位得以充分体现和巩固。
另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APEC会议在上海隆重召开,韩天衡受命为出席会议的20位世界各国和地区领导人篆刻姓名印章,由江泽民主席作为国礼赠送,引起世人广泛瞩目,迅速扩大了篆刻艺术的知名度。
除篆刻创作外,海上印人的印学理论研究也全面系统,涵盖面深广,具有开拓性与前瞻性,学术论文、论著如林,在篆刻界也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从“文革”至今,海上印学研究当以方去疾、韩天衡、孙慰祖为代表。方去疾数十年来对五百年明清流派篆刻钩陈索隐、梳理考订,存真辨伪,于1980年出版了《明清篆刻流派印谱》,并撰有《明清篆刻流派概述》,首次将明清篆刻作了“最集中的突破性总结”,使原先错综混沌,颇感隔膜的明清印史得以廓清。
韩天衡也于同年执笔《中国篆刻艺术》一书,该书文字简洁通俗,论述技法不泥旧论,辨析入里,且图文并茂,极宜初学者摹习借鉴,一经出版便引起空前反响。1981年《美术丛刊》第16期发表了韩天衡《不可无一,不可有二——五百年篆刻流派艺术出新谈》一文,可谓振聋发聩,与其日后撰述的《明代流派印章初考》、《五百年印章边款艺术初探》、《九百年印谱史考略》、《明清刀说》等精辟论文,及出版的《历代印学论文选》、《中国印学年表》、《天衡印谭》、《天衡印话》、《篆刻病印评改200例》、《中国篆刻大辞典》等印史、印艺研究巨著,对推动当代篆刻艺术创作与理论研究,皆有开创性的贡献。
孙慰祖在上海博物馆潜心从事玺印篆刻鉴定工作,利用丰富的实物资源,对秦玺汉印、封泥、唐宋元私印等作了断代、考辨等学术研究,出版了《两汉官印汇考》、《古封泥集成》、《孙慰祖论印文稿》、《唐宋元私印押记集成》、《封泥发现与研究》、《可斋论印新稿》等,成绩斐然。
当代海上印学研究引人注目的论文、著作还有:来楚生撰《然犀室印学心印》、柴子英撰《印学年表》、陈茗屋撰《黄牧甫事迹初探》、《黄士陵家乡所见》、单晓天与张用博撰《汉印风格浅析》和《来楚生篆刻艺术》、徐谷甫著《鸟虫篆大鉴》、吴颐人著《篆刻法》和《篆刻五十讲》、刘一闻著《中国印章鉴赏》、童辰翊著《中国印石图谱》、徐正濂著《诗屑与印屑》等,硕果累累,不胜枚举。
1977年上海《书法》杂志创刊,为振兴海派篆刻提供了良好的传播媒体。在1978年第一期中,即发表了“上海博物馆藏印选”和蔡国声等十位职工印人创作的“向大庆十大模范标兵学习”篆刻专栏,令爱好者欣喜若狂。1983年3月,《书法》杂志又成功举办了“全国篆刻征稿评比”,为“文革”之后第一次全国群众性的篆刻评选活动,其评委的权威专业,评奖的公正严谨,作者的诚朴认真,及印作的纷繁绚丽,成为令人难以忘怀、不可多得的经典赛事,影响深远。
十位获一等奖的印人,现大多成为印坛的中坚力量,实至名归。上海有江成之、陈茗屋、陈辉获得殊荣。延至1988年,上海又有“首届上海篆刻大奖赛”,1990年朵云轩的“当代中年著名篆刻家作品邀请展”,及1986年、1992年两届“上海大阪篆刻交流展”等,展览活动基本囊括了海上老中青印人,充分显示了现代海派篆刻群体的实力。
另在20世纪80~90年代的历届西泠印社全国篆刻作品评展、全国篆刻艺术展和全国展、中青展等大型展览中,海上印人入展、获奖人数也占据优势,加上1999年以后每两年一届的上海市书法篆刻系列大展等,使诸多优秀中青年印人脱颖而出。
自晚清以来,海上印人一直扮演着篆刻艺术在海外传播、交流活动“先行者”的角色,前有徐三庚、吴昌硕、钱瘦铁等。1972年中日两国正式建交后,上海与日本横滨、大阪缔结为友好城市,书法篆刻交流展览频繁,至1979年和1987年首开先例地派出了上海书法家与篆刻家代表团。王个簃、方去疾、叶潞渊、陈巨来、钱君匋、江成之、韩天衡、童衍方等或公或私先后出访日本,在彼邦印坛皆产生轰动效应。
上海地区现代篆刻艺术教育,也从早年以书斋授徒的旧模式,扩展为学校课堂指导,在1982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达到兴旺期。众多区文化馆、工人俱乐部、业余艺校、少年宫等文艺单位纷纷开设篆刻普及班与进修班,爱好者比肩继踵,学习热情空前高涨。
其中影响与规模较大的有:市青年宫、上海中国画院美术进修夜校、普艺美术学校、上海教育学院等。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上钢三厂职工篆刻组,最多时成员达数十人。高式熊、江成之、叶隐谷、韩天衡、孙慰祖、陈茗屋、吴颐人等频频上堂执教,口授心传,菁莪乐育,其功弥著。而后的虹口区业大、上海师范等院校,也招收书法篆刻专业的学生,延续至今。
“文革”后海派篆刻艺术的复兴与教育的发展,也带动了篆刻出版物的旺盛,上海书画与上海书店两大出版社先后崛起。其中上海书画“晚清六家”中的赵之谦、吴让之、吴昌硕、胡钁、钱松印谱,《上海博物馆藏印选》,《明清篆刻流派印谱》等,极为畅销,成为彼时爱好者临习参考的必备宝典。
其出版的六辑《现代篆刻选辑》、《汪关印谱》、《静乐簃印稿》、《朱复戡篆刻》、《朴堂印稿》、《去疾印稿》、《式熊印稿》、《中国玺印篆刻全集》等,汇集历代妙品佳作,令人爱不释卷。
上海书店自1985年影印《丁丑劫余印存》始,先后出版了“现代篆刻家印谱丛书”、“中国历代印谱丛书”及“明清篆刻家印谱丛书”等精美谱录近百种,编辑思路开阔,打破常规,热心为优秀的中青年印人出版专著,此时能否入编那套绿色封面的当代印谱丛书,竟成为诸多印人所渴求的成功标志。
其他如陈巨来的《安持精舍印冣》,装帧雅致精妙;韩天衡的《秦汉鸟虫篆印选》、韩天衡与孙慰祖合著的《古玉印精萃》等,以专题玺印成谱,构思奇特,均成绝响。
迨至20世纪90年代前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部分海上印人或出国留洋,或下海经商,社会环境发生急剧变化,上海印谱图籍的出版也走过了流金岁月,辉煌难续,令人感叹。
1970年,海上著名收藏家华笃安去世,其生前珍藏有明清流派篆刻大家文彭、丁敬、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等传世代表作1546方。1983年华氏家属遵照其遗愿,将上述至宝悉数捐献给上海博物馆,诚为惊世壮举,功垂印史。1996年上博的“中国历代玺印馆”建成开放,展出上自西周,下迄清末的历代玺印篆刻代表作五百余件,成为国内外第一个贯穿篆刻发展史而专题陈列印章精品的艺术馆,令无数印人流连忘返。
“文革”后卅载,不幸故世的海上著名印人尚有:徐璞生、吴振平、田叔达、潘学固、朱积诚、邓大川、陈巨来、朱孔阳、单晓天、王个簃、朱复戡、柴子英、刘伯年、戚叔玉、叶隐谷、唐鍊百、叶潞渊、王京盙、胡铁生、钱君匋、方去疾等二十余位,老辈凋谢,使人怆痛不已。2005年9月,赵古泥之女赵林(图16)以99岁高龄仙逝,作为与钱君匋、叶潞渊等同龄的老一辈著名篆刻家,至此已全部“告别”海上印坛。
海派篆刻艺术自开埠以来一百六十余载,经过数辈海上印人不懈的开拓与努力,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名家辈出、大师林立,形成了民国与“文革”后三十年的两大高峰期,为近现代篆刻艺术发展史谱写了极其辉耀的篇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