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老了之后 陕西文坛未来的路又在何方 谁来承担?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陕西文学就是举足轻重的中国文学重镇,陕西作协(当时名称为中国作协西安分会)的机关刊物《延河》杂志是绝对的全国文学期刊翘楚,众目所瞩、众望所归,其影响甚至不亚于《人民文学》。正是带着这种光荣和自信,当“文革”末期一批老作家、评论家、文学编辑家陆续从被下放的农村、干校、工厂回到西安,并受命恢复被林彪“四人帮”撤销的作家协会活动时,首先就是恢复《延河》杂志。但是因为当时“四人帮”尚在台上,“左”毒犹在,只能起名为《陕西文艺》,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让“延水照样流”——恢复《延河》名称。实际上早从《陕西文艺》时,他们从西安郊区找到了陈忠实,从延安大学找到路遥,从自然来稿中发现认识了贾平凹、莫伸,又从工厂、基层文化馆、学校及一些文艺团体联络发现了如:晓雷、李天芳、马林帆、曹谷溪、刘成章、焦闻频、王德芳、峭石、程海、邹志安、郭京夫、赵熙、王宝成、刁永泉、徐剑洛、张郁、王蓬、张虹、韩红、王晓新、李佩芝、叶广芩、李凤杰、徐岳、蒋舍彦、张兴海等一批在诗歌、散文、小说、儿童文学方面有所特长的文学人才。
胡采和《延河》编辑部为这些文学新人的成长和发展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并形成了既为《延河》版面服务,又为陕西培养文学新人的良好人才培养机制。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当全国许多省市文学创作力量还处于散兵游勇状态时,陕西已经形成了一支具有地域特色的强大的作家队伍。1979年、1980年《延河》杂志连续两期编发了“陕西中青年作家专号”,集中推出了20多人的短篇小说新作,并空前地配发了他们的简介和短小的评论,轰动了中国文学界,并被人们命名为“陕西作家群”,当时还是研究生的曾镇南和尚未出名的雷达,先后为他们的作品写了热情洋溢的评论文章。
正是藉这种集团性的冲击力量,仅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就先后有莫伸、贾平凹、陈忠实、路遥、郭京夫、李凤杰、邹志安、王戈等获得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和儿童文学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陕西文坛又有一批文学新人脱颖而出,如高建群、杨争光、和谷、冯积岐、沈奇、朱文杰、商子秦、黄建国、穆涛、远村、萧重声、朱鸿、方英文、李康美、杜爱民、吴克敬、伊沙、冷梦、沙石、文兰、鹤坪、孙见喜、刘亚丽、庞进、王观胜、安黎、杨小敏、马玉琛等,并有和谷、冷梦、刘成章、贾平凹等人的散文、报告文学先后获得全国多种文学大奖。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至今,陈忠实、贾平凹、叶广芩、高建群等50岁以上作家风头更劲,除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先后获得中国文学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以外,叶广芩连中两届鲁迅文学奖和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诗人王有政连折中国少年儿童诗歌大奖桂冠,继短篇小说奖以外,王戈获得全国报告文学奖。更为可喜的是一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文学新人犹如初升的旭日跃上陕西乃至全国文坛。如红柯、李春平、高鸿、李汉荣、闫安、塞北、李小洛、梦野、陈毓、丁小村、唐卡、周瑄璞、寇挥、王福海、庞文梓、王海、王晓云、杜文娟、辛娟等。尤其是红柯,刚一走上文坛,就以其西部风情浓郁,内容个性鲜明的中短篇小说连获两届鲁迅文学奖,并以其长篇小说《西去的骑手》和《乌尔禾》被全国文坛所瞩目,成为名副其实的陕西文坛新生代的带头人;而偏居陕南一隅的李汉荣是以诗为陕西文坛所知,但其散文、小说也同样具有较高的文学水准;安康的李春平独自在上海奋斗,写出了《上海是个滩》名噪文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