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复生院士希望 中国科学院院士朱邦芬:希望无锡成为中国“硅谷”

朱邦芬,著名凝聚态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教授、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曾任美国UIUC等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朱邦芬与恩师黄昆一起确立了半导体超晶格光学声子模式的理论,被国际学术界命名为“黄朱模型”。

在记者采访的无锡名人中,朱邦芬院士是最不像“大腕”的一个:没有秘书、没有助理,打电话、发短信都是自己动手。采访时间约在下午三点半,他准时出现在清华大学理科楼四楼的楼道里,背着双肩包,健步如飞。办公室原本挺大,但除了地上留了些落脚的空地外,别的所有能放书的地方都堆满了各种书籍、报刊、杂志、信件,因而空间变得局促。

下午的阳光透过玻璃照射过来,有些刺眼,他却只是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连窗帘都顾不上拉,就这样坐着聊了整整两小时,全程连水都没喝一口,始终带着谦逊的微笑。

出身书香门第

好学和节俭是家风

1948年1月,朱邦芬出生于上海,祖籍为宜兴。“我的父母都是宜兴人,父亲是宜城镇人,母亲是张渚人。”母亲家族世代在宜兴,父亲家族则属于官宦家庭,祖上出了很多进士、举人。祖父、曾祖父、太曾祖父都在北京做官,父亲也在北京出生。

“但是祖父过世得早,所以父亲很早就担起家庭重任,大姑妈和叔叔都靠父亲来负担”,因此父亲不得不很早就出去工作,赚钱养家,没机会念大学,祖祖辈辈读书做官的“传承”,在父亲身上“断了”,这也成了父亲永远的遗憾。

虽然家在上海,父母在家中仍讲宜兴话,因此尽管朱邦芬不在宜兴长大,却听得懂家乡话,还能说一点。“离开宜兴后,很少回去。但因为我母亲很多亲戚还在那儿,所以一直没有断了联系。”他回忆,他的阿姨和姨夫当年没有工作,却生了八九个孩子,因此过得很拮据。母亲一直瞒着父亲接济自己的姐姐一家,每月都会给他们寄去20元钱,持续了很多年。

父母生了兄弟四人,他是长子。“我们家的家风有二,一是好学。”朱邦芬提到,小时候,父亲就给他订了很多杂志,像《少年文艺》《科学画报》《天文爱好者》等,鼓励他多多培养自己的兴趣。文革时,很多人奉行读书无用论,父亲却不信这一套,坚持让他读书。

在这样的氛围下,文革过后,他们兄弟四人全考上了大学。“还有个家风是勤俭,父母从小就教育我们不能浪费,我们小时候吃饭都把碗舔得干干净净。”对于朱家的这个特点,记者深有体会:采访结束后,记者走到清华园二门时,忽然看到朱院士骑着一辆老式的“二八大杠”经过,还回头打招呼,记者都看呆了。

追求卓越

哪怕在人生低谷也发挥特长

用现在的话说,朱院士小时候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属于天生就让人羡慕嫉妒的类型。上小学时,因为觉得老师教得太简单,他天天在家自学高年级的书。上中学时,又因为觉得念六年中学时间太长,所以宁愿选择到离家很远的一个五年制中学上学。

上大学时,之所以会选择物理系,源于国家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听到这个消息的他兴奋异常,填报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想为国家的核工业作出贡献。而当时,他的父亲是希望他念交大,因为离家近,只有一墙之隔,生活开销会省很多,所以不太赞成他上清华。但他坚持己见,好在父母也比较开明,最终同意了。

大学毕业以后正值文革期间。致力于核物理研究的他被分到了江西一个劳改农场里种田。“当时人们种田也不好好种,而是瞎折腾,苗儿刚种上去,不久就会被拔掉,种别的。”他回忆,在农场的两年里,一共种了四季稻子、两季麦子。

同时,农场对员工的思想把控严格,还不允许他们看书,他只能偷偷摸摸找时间看。两年以后,他又被调到江西的一个铜矿干活。因为学过自动控制,懂机电知识,所以自告奋勇当起了技术员、电工。“那时就是爬电线杆、修马达,心想虽然在人生低谷,但还是要发挥自己的能力,做到最好。”

那些年的生活是朱邦芬最艰苦的几年,但他从不抱怨,而是坚持一个信念:国家不可能长期这样,总会有守得云开见月明的一天。由于在下放时,他也没有放弃读书,所以在文革后,朱邦芬考上了清华大学固体物理研究生。毕业后,因爱人、小孩都在江西,而中科院的半导体研究所可以帮忙解决爱人的工作,所以他选择了中科院的工作,一干就是20年,直到2000年才来到清华物理系。

关注教育问题

主张给优秀学生“松绑”

作为清华大学的物理系主任,同时又是清华学堂物理班的首席教授,朱邦芬在不少公开演讲中都提到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问题。采访中他谈道,中国教育领域有两个问题受到普遍关注,一是学校难培养出人才,二是学生的负担太重。

他主张给优秀学生“松绑”。在他看来,要培养一流的科学人才,需要一个好的环境,这个环境包括家庭环境、同学间的学习氛围以及良师的引导。“需要让他们自主去学习与研究,同时注重对价值素养的培养。”他的恩师黄昆就是把对科学研究的不懈追求,渗透到自己的思想中去,并渗透于日常生活中。

恩师黄昆的这种行为也一直影响着他,平时,他很喜欢与学生交流,从学术聊到生活。在接触当中,他明显感受到学生的聪明才智,但也非常理解学生面临的就业竞争压力,现实容易让学生沉不住气,比如,刚进大学时就要考虑以后找什么工作或工作后的买房问题。

“学生时代还是理想主义一点比较好,太现实了,可能对将来的发展后劲会有影响。”站在老师的角度,他认为,作为老师需要为学生多花心思,而不是看学时,也不要一味追求门下的招生人数,而要好好考量学有所用的问题,让学生真正学到“干货”。

对家乡的建议:

科教兴市、人才兴市

朱邦芬说,作为宜兴人,他觉得挺光荣。“宜兴是教授之乡,出了很多文化人。而且我的中学校长、大学校长也都是宜兴人。”近几年,他跟家乡的联系渐渐多了,去年宜兴科技馆落成,他也受邀回乡。在他眼中,家乡变化很大。

“家乡除了教育、医疗不如北上广,其他方面都不错。安定宜居,幸福指数高、环境好。”善卷洞、竹海和大觉寺都曾留下他的足迹。提起家乡留在自己身上的印记,他笑着说,饮食习惯这么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家乡的风格,喜欢吃宜兴的笋、蘑菇,“宜兴的笋有种特别的甜味”。此外,鱼虾也是他喜欢的,“从太湖鱼米之乡走出来的,都会想念家乡的湖鲜吧”。

同时,他也觉得,这几年,家乡的文教方面不如前些年了,没有很好的大学。“如果想通过科教兴市,没有好的大学不行。城市发展要靠科教,科教落后,城市就会落后。”

这几年无锡的半导体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很快,作为这方面的专家,朱邦芬也给无锡提了些建议。“往往国家越重视的行业,它的基础越差。都是做炒菜式的科研,产品基础不扎实。所以无锡这方面的根基不牢靠,欠缺自己的技术和发明,哪个热就投哪个,没有自己的绝活儿。”他认为,需要从基础研究抓起。而研发的周期长,需要有较好的科教创新来带动高新技术的发展,“产业与大学、基础研究与创新企业都必须联系,否则就是空中楼阁”。

他举例,美国的硅谷就是背靠斯坦福大学提源源不断的原始创新,等有了重要应用、有重大价值,再投入创造价值,所以硅谷很有活力。而无锡目前迫切需要的,是有一所一流大学,用科教带动经济,这样发展才有后劲,“一流大学会对经济发展起引导作用和辐射作用。只要研发出几个全世界最好的东西,下一步的发展会更好。希望无锡也能成为中国的‘硅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