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杰的介绍 刘大杰教授的困惑
复旦大学刘大杰教授出过大名。一因毛泽东读过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还当面向他说了几句读后感,二因他两次修改此书,把本来不错的大著弄得非驴非马。第一次修改是按照苏联的马列教条改,第二次是按“儒法斗争”的路子改。两次修改都名声不佳,特别是第二次,饱受世人诟病。据刘教授的学生陈四益讲,第二次修改是在“四人帮”在沪代表的监督下硬改的,因此可以谅解。
“文革”中,刘教授曾私下向陈四益讲过自己的困惑:“马克思主义太难学了。五十年代学苏联,我曾以为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拼命去学,修改了我的文学史。现在看,那又不是马克思主义了。现在以为是马克思主义,将来……”(陈四益《臆说前辈·关于刘大杰先生》)下边的话没说出来,但显然是:“将来可能又不是马克思主义了。”果然,“四人帮”一粉碎,“文革”那一套又不是马克思主义了。
“马克思主义太难学”,难学吗?一个名教授,难道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都学不懂吗?不是的。问题是刘教授学的压根儿就不是真正的、正宗的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修改文学史,他学苏联,实际学的是斯大林主义、日丹诺夫主义。第二次修改,学的实际是“四人帮”糟蹋过的马克思主义,极左的假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太难学了!”刘教授的困惑,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样的?
何以刘教授学不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因为他所处的那个年代,并不提倡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不提倡学习原装的马克思主义(讥为“言必称希腊”)。林彪说,马恩列斯离我们太远,书又难读,可以少读或不读。他提倡读语录本。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更是恣意歪曲马克思主义。所以,在那个年代,人们很难全面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原本的思想是什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
一方面没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可学,一方面又只能学那些被曲解、被篡改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刘教授当年所处的理论环境,也正是他所以产生困惑并感叹“马克思主义太难学了”的根源。他用被曲解、被篡改了的马克思主义修改文学史,哪能修改得好,又怎能不受诟病?
现在提倡学习原装的、正宗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更要求将这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倘若刘大杰教授在世,他一定会学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的困惑也会烟消云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