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彭年为什么改姓 余彭年生前接受《中国慈善家》专访:我为什么第一个裸捐?
《中国慈善家》:"裸捐"的决定是何时产生的?
余彭年:这个想法不是今天产生的,20多年以前我就有此想法。10年前,在彭年酒店开业后的第26天,我就宣布这个酒店的利润将全部捐给社会。有一句话我经常讲:自古以来历史证明,儿子不如我留钱做什么,儿子强于我留钱做什么。儿孙现在有房子住、有车子坐,有办公的地方,他们的条件要比我们当年好很多了。
《中国慈善家》:你裸捐的资产有近一百亿吗?也有报道说是超过十亿美金?
余彭年:我现在有多少资产自己也不清楚,但肯定没有一百亿吧。我的资产主要包括酒店和地皮,还有相关的物业。在深圳我有两个酒店,一栋别墅,还有地,在香港七八栋别墅,有酒店、有医院、养老院,还有一所学校。胡润通过看我们的运营和现金流,得出数据是超过十亿美金,这个我不清楚他们具体的算法,不作评价。
我的酒店是全部盈利都捐出去,挣多少捐多少。就像母鸡下蛋,只要母鸡(酒店)在,慈善资金永远不会缺。母鸡要保留,鸡蛋要吃。
如果经济不好的话那鸡蛋就少吃点,不是以增值为目的的。最近在跟我家乡湖南谈投资十几个亿建设中南大学彭年科技未来城,计划将这个项目打造成长沙地标性建筑之一,这又是另外一只老母鸡,到时候这个项目收益的我个人部分将全部用于慈善事业。
《中国慈善家》:但也有很多企业家不赞成"裸捐",认为中国目前尚属于积累财富的阶段,对此你如何看待?
余彭年:我宣布"裸捐"后,也得罪了一些人。香港的《明报》就说:你看余彭年,资产不到100亿,都全部捐出来了,李嘉诚、李兆基多有钱,都没这么做!用我的例子来攻击他们。其实它这么登是没有经过我同意的。我很尊敬李嘉诚,如果他捐3000万,我最多就只捐2988万,不敢超过他。
我跟李先生关系很好,常互通信件。我的财富跟他比只是九牛一毛。我自己"裸捐",但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我也不强求其他富人都"裸捐",但我认为其实留给子孙财产的20%就够了,留多了也没意义,富不过三代,这样的例子很多。
《中国慈善家》:你已经将近九十岁了,为什么凡事还要亲力亲为,做得那么辛苦?
余彭年:按说六十岁就该退休了,我这也是一种习惯,从小打天下,亲力亲为,不是这样我也做不起来。我从清洁工做起,经过很多甘苦。儿孙有本事他可以管,没本事他管不好。一个人的才干能力有一部分是先天的,一部分是后天培养的,我觉得儿孙相比我还差一点。
《中国慈善家》:你做慈善有没有遭受过误解和不公?
余彭年:湖南有句老话叫"善门难开,好事难做"。做好事其实比做生意还要难,不愉快的事经常有。我吃过很多苦,所以见到很多人没有钱看病是有深切体会的。过去很少有救护车的,得了病,拖延了两三天,一到医院就没有了。所以1980年代年我买了十部进口三菱救护车捐给湖南,但最后发现有一半的车里面的设备被全部拆掉,装了八个座位,作为办公车。我捐给社会是救死扶伤用的,所以这个行为无可谅解。
《中国慈善家》:这件事对你影响很大?
余彭年:是的,我现在做慈善一定要看得见摸得着。我以前的很多项目都做得不是很到位,只有"光明行动"可以。治好一个病人都能清楚,是实实在在的。我现在的慈善项目主要是"光明行动"。我"发红包"也是这样,我一定要亲自送到农民手里,宁愿辛苦一点。
因为100万到基层手里不一定做100万的事情。究竟做了多少我看不到,也许有一半就不见了,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以前会有很多人给我写信求助,我也会派人去查,要是真的我会资助,但假的居多。
国内有两所著名大学曾让我捐钱,捐200万做奖学金,让我做名誉校董。但我没捐,一是拿钱换荣誉有什么意思?二来,我想亲自交给学生手里,但对方不同意。我们打了五六十年的天下,赚的都是辛苦钱,也不容易,所以捐出来就一定要看得见,摸得着。大多做慈善的人都图回报,有目的,没有回报不做。我捐款不求回报,我没当过人大代表也没当过政协委员。
《中国慈善家》:现在社会上仍然有些富人还为富不仁,因此不少民众也产生了仇富心理,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余彭年:每个人的想法不同。而为富不仁者也历来有之,这些富人中有些是从贫困中起家,有些是暴发户,也有些有来历不明的钱财。但也有些人,特别是海外华人是想出来帮助内地贫困人口的,但是苦于无门,或者政府的政策不是很完善,慈善机构不是很健全。
这就需要政府来完善这一套政策,政府要多宣传号召有钱人帮助穷人。我曾经希望政府立法来保护慈善事业,因为我感觉我们的慈善事业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有时候有钱的想帮助穷人,但是付出了行动后,收获的却是伤心。
这一点香港就做得比较好,值得学习。当然还有些人不愿意出来做慈善事业,这就需要有人带头起表率作用。有钱人不断地帮助穷人,使穷人从中实实在在地得到了帮助,使穷人不再为吃住发愁,不再担心没有钱治病、老无所养,这样他们心理平衡了,就不会那么仇视富人了。
《中国慈善家》:你参加了巴比晚宴,有什么感受?
余彭年:他们是带着好意来的,政府应该好好招待,但官方没有交代。还有很多有钱的人不敢露面,来了的大多也不是很热心,不表态。比如拍照片的时候,很多平时很高调、影响力很大的企业家却全都站在后面,不让人看到,后来我都站在了第一排。
《中国慈善家》:你觉得问题出现在哪里?
余彭年:美国经济发展几十年,中国则是刚刚起步的,对慈善的概念就会不一样。很多人参加巴比晚宴也是抱着疑问去的,巴菲特和比尔·盖茨也是因为中国的一些舆论改变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在别的国家是"劝捐",来中国之后就改成交流了。
在外国,虽然不会都像巴比那样高调,但很多企业会将5%至10%的利润拿出来做慈善。中国现在大多数人还没有这么做。很多人是钱多了,但不知道放到哪里去,现在才开始慢慢投入到慈善中来。
另外,也有国家政策环境的原因。现在中国在慈善方面才刚刚开始逐渐接触国外的文化。2002年的时候,我作为深圳市人大代表曾向人大打报告,想要将资产捐给政府,并通过立法保护来让我做好事,但是当时没有通过。我觉得做好事应该得到政府的支持。
《中国慈善家》: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后来都不说这是一次劝捐的行动,但你却公开表态你要劝捐,这是为什么?
余彭年:做好事不是我一人的事,靠我一个人是不行的。但我要带个头,扩大影响,吸引海外侨胞、海外同胞,有钱人都来做好事。其实已经有了一些效果,比如在我的酒店里的电梯上,会遇到一些客人,他们不认识我,但会说这个酒店老板余先生是做好事的,知道我们的盈利是全捐出去的,所以选择入住我们的酒店,我听了会很开心。
我现在还要劝捐!有一点我希望你们写出来,有些人的钱来历不明,但不管钱是骗来的、抢来的、贪污来的,要用来做好事做慈善,就应该赞成、欢迎,政府应该既往不咎,这就是劫富济贫,做好事其实不应该问出处的。我希望那些来路不明的钱都能拿来做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