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亚青新型国际关系 2014年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综述:理论创新与议题拓展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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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创新与议题拓展并行

—— 2014年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综述

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尹继武

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在理论创新意识、问题选择、方法论自觉以及经验研究深入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成就。当前的研究已经超越了初始期对于西方理论的炙热追求,进入一种学科相对较为成熟的平静研究阶段。虽然波澜不惊,似乎没有大的理论创新和新颖议题出现,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成果的规范性和质量还是取得了长足进步。在此,我们选择性综述2014年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以求剖析理论研究和经验深化方面的成就、特点。

理论创新呈现不同维度

建立中国自身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成为若干代中国学人的夙愿。虽然多年来,关于一些本体性的论题,诸如是否需要特色、是否中国学派或理论路径是否独特等,存在较多的争议,但对于中国自身理论创见的追求仍是一个长期的目标。

过程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秦亚青在《中国外交实践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中,提出中国经验所具有的知识生产作用:冲击了大国政治悲剧的历史宿命;质疑了一元国际社会的神话;冲击了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基于中国经验的关怀,提出了一个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框架。

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属于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谱系,强调道义对于崛起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本体作用,中国应坚持“公平”、“正义”和“文明”的价值来建立国际新秩序。

唐世平将视野放得更宽,着眼于一些社会科学中的基本要素讨论。比如,他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时间》中讨论了时间因素,对于理解社会事物发展和后果解释的重要性。定量方法的兴起,使得时间因素从社会科学研究中被排除出去了。

由于时间维度的缺失,造成了现有国际关系理论都是抽象的结构理论,而不是动态变迁理论。同时,他在《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归因理论》中批判性重塑了一个国际关系的归因理论,提出四个内部维度(能力、意图、利益和决心)和一个外部维度(外部环境)对于理解他人行为的必要性。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国际政治研究》推出了专题“核心概念创造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从中西不同的视角讨论了如何构造中国理论的核心概念基础。

战略研究拓展新议题

战略研究是传统国际关系和安全研究的一个经典领域,呈现不同的研究路径和特点。西方传统研究中,战略与心理学是紧密联系起来的,比如关于威慑、承诺、声誉等问题的研究,而中国学者的战略研究一直停留于大战略层面。

《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第9期组织的“战略与心理学”专题,针对性推出了一些前沿研究。尹继武的《单边默契、信号表达与中国的战略选择》在传统的战略思维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单边默契的战略思维理论;蒲晓宇在《霸权的印象管理》中,结合杰维斯的印象管理理论以及社会科学中的地位信号理论,分析了美国的印象管理大战略的内在问题。

郝拓徳和庄嘉颖在《反复性紧张局势的后果研究》中以东亚安全中的四对双边危机为案例,讨论它们对于双边及东亚安全局势的战略性后果。

战略研究在冷战期间尤为兴盛,但当今的国际战略格局以及环境与冷战期间已大大不同,因此很有必要讨论新环境中传统的战略命题的变化问题。任琳在《网络空间战略互动与决策逻辑》中讨论了在新时期的网络空间中,传统的战略互动,比如威慑、承诺等受到的影响,进而剖析这些影响的基本过程、机理和后果。

战略研究中的战略动员和战略手段及文化进化也是重要研究议题。左希迎的《中国在钓鱼岛争端中的战略动员》以钓鱼岛争端和危机为案例,剖析了中国的战略动员机制,战略动员的三个动力因素以及三种战略动员手段。受此启发,吴怀中的《日本在钓鱼岛争端中的国际舆论动员》详细梳理了日本进行战略动员的基本机制、对策转换以及策略,进而剖析日本战略舆论动员的途径、方法和效果。

而基于春秋战国体系和二战后国际体系的比较,杨原《大国权力竞争方式的两种演化路径》认为之所以后者出现了利他的进化文化,是因为如果存在抑制大国剥夺小国自主性的国际规范,利他行为就可以延续下来。但这种延续也容易不稳定,如果武力胁迫成本越低,那么就越容易导致以武力替代利益交换战略。

战略研究呈现出两个趋向,一是理论性命题导向,或者在经典的战略研究命题上运用新的案例,或者是结合新的议题或经验;二是纯粹的国家或区域的战略互动分析,比如美国大战略、东亚安全等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