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权女儿:父亲直到牺牲都不算真正的共产党员

    左权,1905年3月15日生于湖南醴陵,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赴苏联学习;1934年参加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协助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粉碎日伪军“扫荡”,取得了百团大战等许多战役、战斗的胜利。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左权指挥部队突围转移时不幸牺牲,年仅37岁。

    神州沉沦的时代一去不返。如今的“太北小鬼”也已年过七旬,头发花白。接受记者采访时,她安静地端坐在福利院的房间里,戴着金丝边眼镜,镜框和鼻托现出锈迹,面前摆着一个助行器。

    因为去年“不小心摔了一跤”,左太北跌坏了股骨,现在腿里“打进了几个钉子”,她为只能坐着接受采访而解释着。

    手里捧着父亲家书辑成的册子,她逐一指给记者,讲述着自己听来的、读来的、拼凑来的关于父亲和那个山河破碎时代的故事。

    有什么办法呢,三个月大的时候,她的父亲、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就离开这对母女继续前线的战斗,此生未能再相见。

    1940年11月12日,左权写就了第一封给妻子刘志兰的家书。这对新婚不久的夫妇就这样靠着书信“见字如面”。有时候,左权也会托人随信给母女俩捎些布料、袜子和用茶桶盛着的点心。因为错过孩子的成长,给“太北小鬼”做的衣物改来改去,最后还是不合身。

    第十一封家书后,刘志兰再也没能收到回信。

    1942年5月,日寇调集3万兵力,对晋东南根据地发动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妄图合击八路军总部。在危急的时刻,为了保护北方局、保护八路军总部机关、保护副总司令彭德怀突出重围,左权指挥掩护部队作战。25日,正当几千人转危为安时,他不幸中弹牺牲,时年37岁。

    左权殉国后,三军曾为这位将军恸哭哀悼。那时候,左太北两岁大。

    40年后,住在太原的母亲把这11封家书邮寄给在北京工作的左太北,信中鲜活地展现着那个时代和敌后根据地的状貌,清楚记载了日本侵略者“在占领的地区大肆屠杀”,还“放毒”残害军队、机关和百姓等种种灭绝人性的罪行。当然,还有一位威风男儿因思念和牵挂着妻儿而喃喃的絮叨。

    后来,左太北把家书公布开来,丰盈了战争史料,同时,这些家书也被左太北熟稔于心,成为她走近父亲的唯一途径。

    第一次落泪:

     父亲是母亲余生不愿提起的殇

    谈起父母的相识,左太北先是笑了。

    由于长年征战,黄埔一期优秀学员、留苏5年的左权到34岁还孑然一身,直到在太行山遇到比他小12岁的刘志兰。

    母亲年轻白净,很漂亮,又是北京城出来的,而父亲自从开始打仗就没停下来过,风吹日晒黑黢黢的面庞,个子又不高,左太北说,“父亲对母亲虽一见钟情,可我母亲哪能看上啊。”

    一边说,她一边指着一家三口唯一的一张全家福,示意记者看母亲多白净,父亲相比之下,显得风尘仆仆。

    可是,左权在军中是有着好名声的,“朱老总也来说媒,说左权想念志兰都睡不着啦”。

    1939年4月16日,左权、刘志兰在八路军总部潞城北村结婚。转年5月,女儿左太北出生了。可是三个月后,因为左权忙于筹划“百团大战”,母亲怀抱女儿离开左权回到延安。从那时起,左权开始用一封封家书表达对她们母女的思念和眷恋。

    不过,除去问候,很多时候,左权的书信中尽是解释和安慰的言辞。

    “我觉得我父亲真挺不容易的,一直要安慰母亲。”说到此处,左太北哽咽落泪,“那时候母亲年轻,难免会因为别离和一个人照顾孩子而埋怨父亲。”左太北说,父亲从未因此怪怨母亲,书信中尽力解释、安慰,把责任归咎于自己。

    “或许这也是为什么我的母亲在我父亲牺牲后很少提起他。”除了痛以外,对于刘志兰来说,还有悔。

    左太北说,不光是对自己,母亲几乎不对任何人提起父亲。在她成长的过程中,关于父亲的讯息大多来自其他渠道,唯独不是来自母亲。

    1942年,刘志兰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写道,“因为近年来带北北影响到自己的进步,心情不好,曾迁怒于你,一次向你发牢骚,刺激你。你除去解释与安慰之外,没有一句责难,使我惭颜,希望见面之日得到你的原宥。”

    “看到这些含着深爱与热望的句子,想到你眷眷的难忘的心,使我负疚更深,有什么机会让我再向你忏悔和解释?”

    刘志兰在“一二·九”运动时期很活跃,是北师大女附中“民先”队长。二十多岁的年纪,正是进步的时候。左太北这样分析母亲对父亲的嗔怪。

    左太北用一个女儿的细腻,疼痛着父亲的为难,苦闷着父亲的不易。

    “可我父亲自己的处境也很难,他都瞒着母亲。”由于受到王明等人的迫害,左权被打成“托派”,当时还在留党察看。

    戴“罪”作战十余年,“直到他牺牲,他都不算是一个真正的党员。”文化大革命后,余生为此奔走的刘志兰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了一封信,恳请取消对左权的留党察看。那一次,左权终于洗清了不白之冤,此时,距离他牺牲已经过去了40年。

     第二次落泪:

     他60年没忘我父亲最后的呐喊声

    “延安的天气,想来一定很冷了。记得太北小家伙似很怕冷的,现在怎样?半岁了,较前大了一些,总该好些吧!希当心些,不要冷着这个小宝贝,我俩的小宝贝。”

    1941年的下半年,左权曾有近半年没有收到妻子的回信,他在信中反复念叨着自己的牵挂:“你曾说你及北北都有贫血之感,你身体很瘦弱,近来如何,我极担心。小东西还是很怕冷的。今冬怎样?手脚没有冻坏吧?前寄的小棉衣能穿吗?说你入学的事已成泡影,究竟怎样?”

    “不要忘记教育小太北学会喊爸爸,慢慢的给她懂得她的爸爸在遥远的华北与敌寇战斗着。”

    革命充满变数,身处变局中的人对未来并不可知。左权从第十封信开始透露出自己的担忧,尽管他已经尽力不将严峻的形势流于纸上(例如,他在最后一封信中将掩护部队转移称为“搬家”)。

    “如逆流万一不幸而来到,你尽可不必顾及我,大胆的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如能寄养给适当的同志则为最好(如寄需钱你可借用,以后偿还可也)。”

    如果左权没有牺牲,那第十一封信里的嘱托或许没有那么刺眼,“我虽如此爱太北,但是时局有变,你可大胆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然而,对于他在十字岭最后一次为着将士振臂高呼后,三天前发出的这封信笺中的字句成为谶语,让人不忍卒读。

    所有对左权牺牲场景的描述对左太北来说都是残酷的刺痛,记者不愿问及。然而,她还是流着泪告诉记者,有一位当时的将士在60多年后又写了一篇关于左权牺牲场景的文章,给左太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数千敌人逼近十字岭,左权指挥着人们从南而北往上冲。“冲啊!同志们冲啊!朝北艾铺方向冲出去……”战士们就是跟着这声音冲过十字岭,往安全的方向前进。而其间,左权一直站在岭脊。直到一颗炮弹击中山头,左权的声音戛然而止。

    “他说我父亲最后那持续的呐喊声在他脑海里永远抹不掉,”左太北哽咽难言,“不然他也不会在60年后一定要把这段往事写出来。”

    这篇文章发表于1998年第三期的《纵横》杂志,作者叫书真。

    “只要几分钟,只差几十步,越过岭脊,就是生路。”然而,左权将军倒在了十字岭。刘志兰没等来下一封家书,等来的是一则噩耗与此生的苦难和悔恨。

    刘志兰在1982年写给左太北的信中罕见地提及了左权,吐露了短暂的婚姻对她一生的影响,她承认与左权情深意切,左权在的时候,那是幸福生活的样子。也是随着这封信,她把11封家书作为遗产留给了左太北。

    留心查看左权写下的家书,因为见不到自己的爱人,信尾,他时常会加上一句,“紧紧的握着你的手。兰,亲爱的。”

     第三次落泪:

     若非日寇侵华,生活本是很美好的

    对战争的痛恨已经深刻埋在了左太北和同她有相似命运的国人的血液里。书本里抗日的故事都是他们历历在目的痛恨与凄楚。

    “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着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可惜三个人分在三起,假如在一块的话,真痛快极了。”左权在家书中描述着自己“幻想”的美好场景。

    “如果不是1942年5月麻田之恨,日寇投降后我们一家团聚,以后的生活是会很美满的。他对我们两人的照顾都是会很好的。”刘志兰在给左太北的家书中这样痛恶却无奈地写道。

    2007年,左太北来到成都建川博物馆,那里有一座父亲的雕像,她紧紧抱住,泪流满面。“铜像的大小跟真人一样高,我没见过父亲呵,没见过。”左太北解释着为什么当时她拥住了左权的雕像,不肯放手。

    一切都是日寇之过。左太北抑制不住愤慨。她拿起一张报纸,指着上面刊登的一幅抗日旧照问记者,“这位战地摄影师最后精神失常了,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进去一座被屠的村子,亲眼看见了日本鬼子用锅煮了的两个孩子啊。”说到这里,左太北再度流泪难言。

    也因为此,刘志兰才在左权牺牲后写下“愤恨填膺,血泪合流,我不仅为你流尽伤心的泪,也将为你流尽复仇的血。”

    左太北选择将家书公之于众,是为了让人们铭记山河破碎的历史。如今,70年沧海翻覆,信笺的每一点斑驳泛黄都是历史烟云掠过的不灭痕迹。

    1940年5月27日,左太北就出生在离山西砖壁不远的八路军总部卫生院所在地,2001年她再次回到这里的时候发现,乡亲们还代代留着当年她住过的小屋。屋子里面有一盏油灯,有人告诉她那是她母亲当年用过的。

    她喃喃,就是在这油灯下吧,“我曾朦朦胧胧地见过我的父亲。”

    爸爸:

    1940年8月,您为我们赴延安送行,特抱着我与妈妈合影留念。那张照片一直珍藏着。看,在爸爸怀里的我笑得有多开心、多快活。出生不满100天的小孩,哪里知道这竟是和您的生离死别呢!

    爸爸,奶奶一直不知道您已血战捐躯的消息,大家都有意瞒着她。1949年夏天,人民解放军挥师湖南时,朱老总指示路过您家乡的部队要派人看望她老人家。当进入醴陵的部队高唱《左权将军之歌》,派人慰问奶奶时,才告诉她:“左权没有回来,我们都是您的儿子。”她盼到了抗战胜利,看到了祖国解放。

    有一次,彭伯伯回忆起您,深情地对我说:“你爸爸一定知道,那次敌人打的第一颗炮弹是试探性的,第二颗炮弹准会跟着来,躲避一下还是来得及的。可你爸爸为什么没有躲避呢?要知道,当时的十字岭上正集合着无数的同志和马匹,你爸爸不可能丢下部下,自己先冲出去。他是死于自己的职守,死于自己的岗位,死于对革命队伍的无限忠诚啊!”

    1965年我从哈军工毕业,先后在国家经委、国家计委、航空航天部等单位从事国防工业建设工作。如今我已退休。您的一个外孙和外孙女都已成家立业,生活幸福美满。我们深深懂得,今天的幸福日子,都是您和那个时代的先驱者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呀!

    1982年5月,妈妈把3份历史珍宝慎重地传交给了我,其中有您写给妈妈的11封信。这些信穿过历史的风雨烟云,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日本侵略罪行的揭露和控诉。一封封信,一桩桩事,都是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空前浩劫的铁证。然而,近些年来,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大势下,日本国内右翼社会思潮却逐步蔓延,企图通过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历史教科书、否定南京大屠杀等行径,掩盖给中国和其他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侵略历史。历史不容歪曲,警钟必须长鸣!

    摘自左太北于2001年12月首次写给双亲的回信《珍贵的遗产不尽的思念--写给亲爱的爸爸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