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兰曾调侃丈夫黄健:我要是没瘫痪 怎么会看得上你
4月23日,桑兰、黄健及他们的儿子在北京航空总医院病房中。
有一份能自立的工作和有保障的经济来源,恋爱、怀孕、生子,黄健陪伴桑兰共同规划了一个完美人生。必须打下去的跨国维权官司,是一个高位截瘫运动员家庭看似冷酷无情的现实选择。
产子
这是北京航空总医院8楼VIP产科病区,每间病房自带一个宽敞的会客厅和盥洗室。会客厅里,有带转角的布艺沙发、冰箱、粉白相间的衣柜,厚厚海绵靠背和坐垫的升降式座椅,每天1500元的花费获得的是“家”的舒适和温馨。
4月14日凌晨零点19分,桑兰在这家医院产下一名男婴。4月17日本刊记者在病房见到桑兰时,已经撤掉了动脉检测仪器的她躺在病床上休息,旁边婴儿床上,5斤7两重的儿子睡得正酣。
这天下午,桑兰一直在对护士说:“我的奶水很多很好啊!”但是她的儿子只能喝奶粉——因为在吃降血压的药,她不能像普通母亲那样亲自哺乳。好在她瘦弱的、恢复了基本运动功能的手肘和手腕还能承担起儿子的重量,没有什么能比亲自抱着儿子更快乐的了。
“2008年,桑兰在纽约的时候曾经问过自己的主治医生瑞格-纳森:‘我能不能怀孕生孩子?’医生当时笑了,回答说:‘放轻松,没问题。’”桑兰的丈夫黄健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回忆,“我当时也在场,只是她的经纪人,还不是男朋友。”
怀孕生子,是在黄健和桑兰2012年底领证结婚的时候就规划好的人生,但这个宝宝来得有些突然。“检查出怀孕后,我们很担心能不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因为担心桑兰平时吃的帮助排尿的膀胱松弛剂对胎儿发育有影响。”黄健说,虽然瑞格-纳森通过邮件回复“临床上尚没有发现此类药物的使用会影响胎儿”,但是黄健说,他很难做到医生建议的“放轻松”。
预产期前半个月,黄健特意找到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麻醉与疼痛医学科主任安建雄博士为桑兰会诊——一年前安建雄博士和院长高国兰教授曾联手救治“渐冻人”吕元芳。安建雄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桑兰在孕期就出现了贫血、高血糖、高血压、感染等多项并发症,在麻醉和手术期间,像她这样的高位截瘫患者更容易发生肺栓塞和脑血管破裂等致命性并发症。因此,会诊后医院立刻在人员分工、设备和药物配备、麻醉手术的细节方面做准备,对所有可能发生的突发意外制定详细预案。
4月13日下午18点,桑兰突然有了宫缩反应,比预产期提前了3天。从医学上说,对高位截瘫患者进行剖宫产,在临床上没有什么难度。“麻醉方面的控制是这次手术的一个难点。”安建雄称,高位截瘫患者无法自我感知,所以选择何种麻醉方式以及麻醉程度的控制是手术的关键。据安建雄介绍,手术现场医疗小组对桑兰进行了全身麻醉,同时运用了检测麻醉深度的仪器来控制麻醉程度,最终手术才得以顺利进行。“我们还特别注意手术时血液和血压的情况,比如是否会产生血栓的可能性。”高位截瘫的患者因无法运动很容易产生血液流通慢,造成血栓的情况。“生产过程中,血压造成的波动也有可能产生血栓的情况。”安建雄称。
桑兰顺利产下的男婴,医生的评分是10分。“目前桑兰重要器官功能基本恢复到手术前水平。”安建雄说,现在一是继续抗凝治疗防止血栓形成,二是进行康复训练,预防肠粘连等并发症。“我们从手术结束后就积极采取康复措施,但这些措施只能降低肠粘连并发症,不能完全避免。”
被质疑的爱情
一个是高位截瘫的社会名人,一个是一表人才的普通经纪人,即使已经结婚生子,这段看起来不对等的婚姻中男方黄健的动机依然让很多人心存疑虑。而2011年4月,在两人明确恋人关系后发起的跨国维权官司,似乎更为这份疑虑添加了一个有利的佐证。
黄健给人的第一印象很好:帅气,对人热情随和,说话直爽也懂得察言观色。在和航空总医院打交道的半个多月里,他和这里的医生、护士混得像哥儿们一样熟。
按照黄健的说法,他祖籍福建,从小在北京长大。他6岁开始练击剑,在人大附中上中学时入选北京市击剑运动队,师从北京体院(现北京体育大学)王首钢教授,中国击剑名将叶冲是他的师兄。
1997年黄健正式从北京队退役,一边在学校当体育老师,一边在月坛的天行健身会上击剑课,推广击剑项目。同一年,体育报上登出招考体育经纪人的消息,那时中国还没有职业的体育经纪人,对这个领域有一定了解的黄健参加了考试,顺利通过。
在正式成为职业体育经纪人前,黄健在国家体育总局下属的三产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承接一些大型赛事的策划,接触各界人士,积累经验和人脉”。
作为一名体育经纪人,黄健只涉足职业体育,比如足球、篮球,国外球员国内的商业开发和代理,以及体育赛事的开发。“我从不做奥运冠军和现役运动员。这些人归中心管,国家培养的,一般的经纪人插不上手。”黄健坦言,在中国,体育经纪人的空间不大。“就是代替球员谈广告和商业合作,教球员应对媒体,运作转会,做居间行际代理。收入不说多好,比一般小白领强。”
桑兰与黄健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99年11月初,桑兰从美国回来不到半年。莫慧兰(桑兰队友)带着黄健去桑兰家看她。黄健回忆:“那个时候姚明、刘翔还没有出名,体操、乒乓球、足球等项目在体育圈里比较热。之前是在新闻联播里看到桑兰,以为她凡事都有人管着,吃穿不愁。结果到她家一看,生活条件并不好。”
这时期桑兰的经济收入主要有三个来源:国家体育总局和浙江省体育局各给了桑兰20万元工伤补助,有一部分是单位和个人的捐款;每月1600元人民币的工资;每个月500美元的桑兰基金补助。桑兰基金是指1998年由美国人、在美华人为桑兰募捐的款项,共17万美元。当时存入银行生息,从1998年开始每个月支付500美元给桑兰做生活补贴,至2008年桑兰赴美要求全部拿回自用为止。
桑兰当时住的是月租1000元的55平方米的房子,中国条件最好的康复医院博爱医院对面。桑兰可以住到离开时为止,房租也不会增加。桑兰在这里住到2005年。
这些并不能减少桑兰经济上的不安全感。2009年,桑兰曾在博客里回忆刚回国时的状况,她提道:“为了保险能够继续有效,我每年需要购买500美元的药品,而这个是需要自费的,单位也是无法报销的。我受伤时还没有体育保险,当然赔偿金与最近受伤的一些运动员是有一些差距的。而我现在的一些医疗,大部分是需要医保来报销的。而现在我也只有更好地工作,才可以让生活过得更好。”
黄健还记得,午饭是在博爱医院餐厅吃的,“桑兰爸爸推着坐轮椅的桑兰去的餐厅,吃的是上海菜,那顿饭还是我请的”。这次吃饭,桑兰希望黄健能帮她安排一些商业活动,却又不敢授权。黄健有自己的原则,做经纪人可以,必须授权,而且还必须是独家的。“桑兰怕找经纪人一事被刘国生、谢晓虹夫妇知道。她说:‘美国的阿姨不让我做这样的活动,老说我喜欢出风头。’”
其实黄健在击剑队的时候就见过桑兰。“她在体操队,内向害羞,跳马是她的强项。我们的训练地只隔了一条街。体操队的女孩经常出来买肉饼,有一次桑兰没排队,被我说了一句。”事隔多年再见到桑兰,黄健的感受是:“单纯,直爽,不怎么会说话,只知道生存。”
黄健认为,和其他经纪人比,他最擅长的是为人规划发展路线,具体到每一步该怎么走。他毫不讳言,“保姆门”、“飞机门”虽然都是事出有因,但其后事件的酝酿、发酵以及发展,都是他一手策划的。“‘保姆门’的时候,桑兰所有的博客都是我写的。”“甭管别人怎么质疑,我就想问一句话:‘你还记得桑兰吧?’”
但是1999年,还少有明星参与公益事业,黄健认为桑兰虽然有点名,也没什么商业价值,“坐轮椅的,能干什么?”所以,这顿饭后,黄健说,他纯粹是出于运动员之间的同情和帮忙的心理,没事会去桑兰家看看,像普通朋友那样聊天,带她参加活动,告诉她怎么应对媒体。
虽然黄健承认,“后来桑兰也接了一些活动挣了点钱”,但是他一直向桑兰灌输的理念是:你没有商业价值,只有社会价值。在黄健的定义里,“企业通过名人明星宣传代言自己的产品,名人明星拿到代言费,这叫商业价值。而桑兰属于公众人物,她是残障人士,又是受伤的运动员,她跟这些特定人群有关系。所以这些年,无论‘保姆门’、‘飞机门’,还是后期做的公益事业,都跟这几个人群相关。大家光看到名人桑兰和小保姆较劲,名人桑兰坐飞机耍大牌,打官司忘恩负义,其实我希望向社会传达的是:家政服务问题,残障人士的出行权益保障,受伤运动员的维权要通过法律”。黄健说,“保姆门”时期,桑兰单篇博客曾创造了100多万的浏览量。这么做的目的,是让桑兰持续保持关注度,“否则过不了多久,谁还记得她?”
2002到2006年,桑兰到北大上学,黄健去深圳做足球经纪人,两人合作逐渐转淡。“中间联系过一两次,帮她去谈过一次广告,对方只肯出80万元,而给刘翔的是1000万元,我觉得太少了,没谈成。直接告诉她不行了,就离开北京了。”黄健说,此后两人彻底断了联系。有段时间他对桑兰挺有意见,觉得她不懂事,“我这么帮你,没事也不主动打个电话,发个短信问候一下”。
2006年,回到北京的黄健给桑兰打了个电话,聊了半小时,桑兰主动提出“好久不见,一起吃个饭”,黄健于是开车去了北大。“她那时境况不太好,跟经纪人有矛盾,见到我挺兴奋的,想让我帮她安排一些活动。”
随着北京奥运会的临近,桑兰的活动日渐增多,黄健为她做了一个整体策划:有些事该去,有的不该去。“那时候桑兰在星空卫视做主持人,但是星空卫视落地不好,桑兰又脱离体育界太久,传播性不够。我为她重新做规划,参与奥运活动。”黄健说,桑兰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他就建议桑兰多做公益活动,而从校园开始走入社会的桑兰虽然有了变化,但是对黄健的信任并没有改变。“这次合作,感觉她和以前区别很大。有些话跟她说,她能懂,认可的东西,会做。比如,有些和奥运相关的活动,钱虽然不多,但是公益性质的,我说应该去,她能明白。桑兰出一次门,特别折腾,要提前导尿。采访一做就是几个小时,必须控制饮水量。央视的很多采访,一次500元到1000元不等,还不够我俩来回折腾的。但我说得去,她就去,很听话。”
“她已然是一个公众人物,这就是她的饭碗。她想生活得更好,不做这个,她能做什么?”
2007年开始,黄健对桑兰的感觉有了变化,“就像我的妹妹,很亲,出远门的时候,会很牵挂,放不下。”
黄健承认自己结过一次婚,前妻一直生活在深圳。两人相识于朋友聚会,2007年结婚,2009年离婚。黄健说,前妻知道他是桑兰的经纪人,也知道他像对待亲人一样照顾桑兰,还曾经嫉妒过,但是离婚并不是因为桑兰,而是因为长期两地分居造成的情感疏离。
2010年,桑兰在微博上宣布自己有了男友,两人的感情浮出水面。“桑兰其实教了我很多东西。她的坚强,她对人的观察和分析,她对我的包容。”黄健坦率地说,他有些大男子主义,平时好抽烟喝酒,桑兰虽然不喜欢,但是会柔和地处理这些矛盾。“她会跟我说,你想抽烟的时候能不能去厨房,把抽油烟机打开?或者在我宿醉后醒来的早晨跟我说,你以后喝完酒能不能去外面睡?打呼噜吵得我睡不好。”黄健说,每次听到桑兰这么说,他就会特别愧疚。
黄健很有女人缘,身边异性朋友很多。桑兰有时也会嫉妒,但这丝毫不能影响她的自信。“有时候她一边照镜子一边对我说,你看我皮肤多好,你那些朋友谁能比得上?”黄健说,桑兰甚至有一次半开玩笑地对他说,我要是没瘫痪,怎么会看得上你?
不过,两人在很多方面思想一致。有一次桑兰跟朋友出去唱卡拉OK,玩到晚上零点多钟才回家,桑兰的父母不太高兴。黄健则认为,年轻人应该有自己的娱乐生活,哪怕是高位截瘫的残疾人。他希望桑兰能像普通人一样正常地生活,感受普通人都能有的快乐。而这也是桑兰喜欢跟他在一起的原因之一。
但还是会有一些时刻,会让黄健意识到,桑兰毕竟不是普通人。“大半夜的,保姆准点会过来掀被子,因为要给桑兰导尿。”黄健说,介入两人生活的保姆的存在,让他很没有隐私,这是最让他受不了的。
在桑兰、黄健的讲述中,2011和2012年,是一段谁都不愿提及,但都忘却不了的时间阶段,中间的细节不堪回首,但足以令两人找到彼此的心理支撑和依靠。
当时,桑兰、黄健从美国打官司回来,官司前景不明朗,原律师海明又频繁地在媒体上表达不利于两人的言论。“每一天,我起来后,脑子都嗡嗡的,就跟炸了似的,我真觉得太难了,从来没有这么难过。”桑兰说,“像是之前的保姆事件,你的朋友会理解你,知道中间的难处。但这次打官司,朋友们都不理解了,只有我和黄健知道那种感觉,就连邻居都和我们说,别打了,差不多就行了。”
2012年除夕,当时保姆回老家,家里只剩下桑兰和黄健,两人包了50多个饺子,晚上看春晚,吃饺子,心里想的却是官司的艰难,以及如何应对接连不断的不利新闻,而那些刻意营造出的过年气氛,只会加重彼此之间的难受心理。
“我们是含着眼泪吃饺子的。”黄健说,“我这一生,那个除夕是最难的,就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两个人。”
桑兰回忆那段心情时说:“就好像是世界都站在我们两人的对立面一样。我们真的都快抱头痛哭了,我是运动员,不爱哭,但那一刻我觉得真的是崩溃了。但后来我们扛过来了,我们是怎么扛过来的,不是别人支持你、给予你,是我们两个人自己扛过来的。”
2013年9月22日,相恋4年的桑兰、黄健领证结婚。花样滑冰双人滑选手张丹2006年跟桑兰和黄健相识并成为好朋友,现在住一个小区,没事经常去桑兰家蹭饭吃。“黄健喜欢做饭,厨艺挺好的。”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张丹说,桑兰嘴巴很厉害,性格直接,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遇到不喜欢的人,也不勉强要交朋友。黄健在外面有些大男子主义,但和桑兰在一起,特别为对方着想。两人平时也会吵吵闹闹,感情很好。“去她家吃饭,看他们的聊天方式,就是很熟的一家人。遇到黄健炒菜有失水准的时候,桑兰会说,你今天这菜怎么做得这么难吃啊?”
桑兰称黄健在外吹牛皮,在家中其实是怂人一个,对黄健的称呼也从黄爷到黄叔,再到黄哥,最后变成“姓黄的”。曾经因为黄健准备晚餐过于浪费,愤怒的桑兰把黄健逼得“离家出走”,还用微信“连环骂”。但是对于妻子厉害的嘴皮子功夫,黄健说自己有一套独特的应对方法:“她训我的时候我就听着,从来不还口,适当时机就道歉,还有就是手机绝对不能关机,关机是很恶劣的。”
两人透露,正因为过去几年中经历的风雨,让他们产生了感情。尤其是之前备受瞩目的跨国官司,成为两人感情的“催化剂”。接受媒体采访时桑兰表示:“我已经不是20岁出头的女孩了,我要的不是那种浪漫了,我要的是平平淡淡的生活,在一起互相支撑,这是我想要的另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