筱丹桂越剧 “越剧十姐妹”越剧表演艺术的巅峰

2017-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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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三十年代中期,嵊州(县)农村女子科班(绍兴文戏女班)十分普及.1938年,日寇侵袭浙江,大批绍兴.宁波一带的人士去上海避乱和谋生,"绍兴文戏女班"也随之涌入上海,报刊.广播开始称其为"越剧".并被观众.舆论界和演员所接受,替代原有的其它名称,影响也逐渐扩大.1942年,在袁雪芬为代表的一批演员的倡导下,以话剧为榜样,掀起了一场全面的越剧改革,越剧的面貌在短短几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越剧改革首先是编演新剧目,建立剧本制,废除幕表制.即使演出传统剧目,也经过整理改编.新剧

三十年代中期,嵊州(县)农村女子科班(绍兴文戏女班)十分普及。1938年,日寇侵袭浙江,大批绍兴、宁波一带的人士去上海避乱和谋生,“绍兴文戏女班”也随之涌入上海,报刊、广播开始称其为“越剧”。并被观众、舆论界和演员所接受,替代原有的其它名称,影响也逐渐扩大。

1942年,在袁雪芬为代表的一批演员的倡导下,以话剧为榜样,掀起了一场全面的越剧改革,越剧的面貌在短短几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

越剧改革首先是编演新剧目,建立剧本制,废除幕表制。即使演出传统剧目,也经过整理改编。新剧目内容比过去有较大变化。许多编导和主要演员们重视剧目的社会效益,主张给观众以积极有益的影响,编演了大量反封建、揭露社会黑暗和宣扬爱国思想的剧目。1946年5月,袁雪芬所在的雪声越剧团将鲁迅先生的《祝福》改编成《祥林嫂》,搬上越剧舞台,紧接着又演了《洛神》,这段时间,涌现了大量的新剧目。

但越剧的改革,遭到了恶势力的反对,一些合作者害怕了,退缩了,剧团无法按期演出新编剧目,1946年底,雪声剧团只能暂告解散。

《山河恋》剧照

越剧改革的带头人袁雪芬不甘自己的命运被他人主宰,发起联合了尹桂芳、竺水招、筱丹桂、徐玉兰、范瑞娟、傅全香、徐天红、张桂凤、吴小楼等其他九位当时最红的越剧名角,于1947年7月29日,在大西洋西菜社签订了联合义演“合约”,律师平衡成为合约的起草人和见证人。1947年8月19日,在原上海黄金大剧院义演根据大仲马小说《三个火枪手》改编的新剧目《山河恋》,引起极大轰动,参加演出的袁雪芬、尹桂芳、竺水招、筱丹桂、徐玉兰、范瑞娟、傅全香、徐天红、张桂凤、吴小楼等十位主要演员被称“越剧十姐妹”。随后,她们募集资金,建造自己的剧场,附设越剧学校培养接班人,从此,越剧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80年代,“越剧十姐妹”中八位的合照

“越剧十姐妹”代表了越剧表演艺术的最高成就,她们不仅每人都有自己的拿手戏,而且在唱腔和表演上自创流派,都有自己的特色。在四、五十年的舞台实践中,对革新、发展越剧,丰富祖国戏曲艺术做出了贡献。在她们这代人的努力下,越剧从一个普通的地方性剧种发展为仅次于京剧的中国第二大剧种。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越剧改革先驱者——袁雪芬

袁雪芬,1922年3月生于越剧故乡浙江嵊县,11岁时进入四季春科班学戏,工青衣、闺门旦。1938年到上海演出,崭露头角,被誉为“越剧新后”。

袁雪芬年轻时装照

袁雪芬对旧时的越剧界认“过房爷”、“过房娘”的陋习极其厌恶,为了摆脱恶势力纠缠,她穿青布衣,吃素食,不唱堂会,拒绝各种应酬。当时的戏班,处在社会的最低层,演员社会地位低下,没有尊严。1942年2月,与她合作多年的马樟花因受恶势力迫害而死,这使袁雪芬深受刺激,觉得这条路不能再这么走下去了,选择了暂时退出舞台。当有剧场老板请她出来演出时,她明确表示:“要我演,必须改!”提出,今后的越剧,要聘请编导,要有固定的剧本,要有正规的布景和服装等等。老板说这要增加开销。袁雪芬回答:“把我的薪水拿出十分之九来用。”

1942年10月28日,袁雪芬在上海大来剧场主演《古庙冤魂》,这部戏让越剧率先在中国戏曲中形成了编、导、演、音、美的综合艺术机制。由此开始,袁雪芬发起了一场越剧发展史,乃至中国戏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这一改革深刻影响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戏曲的改革发展进程。那一年,她20岁。

袁雪芬年轻时的剧照

越剧剧目原本多为悲剧,随着剧目多样化,越剧原来单纯的四工腔曲调已不相适应。1943年11月,袁雪芬主演被评论界称为“越剧改革力作”的《香妃》时,与琴师周宝才合作,对传统唱腔音调进行突破,初步形成了一种新的曲调的雏形,这一曲调,就是专家眼里“一个调发展一个剧种”的“尺调”。此后,尺调被其他越剧演员吸收、不断丰富,发展成越剧的主腔调。越剧唱腔在板式结构上得到了完善,在曲调上增强了抒情性和戏剧性,为不同流派的产生提供了条件。而袁雪芬的唱腔柔婉细腻、韵味醇厚深沉,节奏明快多变,表演感情真挚,重视人物性格刻画的表演艺术,被称为“袁派”,是越剧最早出现的流派之一。

1946年,袁雪芬受田汉、许广平、胡风等进步人士的影响,把根据鲁迅名著《祝福》改编的《祥林嫂》搬上越剧舞台,被舆论称为"新越剧的里程碑"。演出第二天,上海的大小报纸都予以了报道。社会舆论认为,祥林嫂的悲剧不是个人命运,而是吃人的社会造成的。这一切,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不满。不久国民党政府要求袁雪芬出任他们控制的越剧职工会理事长被拒绝,就认为袁雪芬是“赤色分子”,于是,1946年8月27日,发生了当时轰动上海的“粪包事件”。袁雪芬曾回忆说,“那天我从家里出来,去电台做播音,一个粪包从我头上直泼下来,我马上叫抓人,有几个警察也在场,但都无动于衷,应该是被买通了的。后来有人对我说,这粪包就是前几天强迫你参加越剧职工会的人干的”“之后,还有人往我家里寄装有子弹的恐吓信,我家旁边有个消防水龙头,总有人坐在那里,戴一顶压得很低的礼帽,他记录你和哪些人来往接触,一直到上海解放才消失”。

袁雪芬表演的祥林嫂

“粪包事件”之后,再没有哪个剧场老板敢请袁雪芬合作演出,袁雪芬的雪声剧团被迫解散。但袁雪芬并没有因此停止越剧改革的步伐,1947年8月,她联合其他9位著名越剧演员举行《山河恋》义演,这一行动,对越剧改革和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

新中国成立前夕,袁雪芬收到了赴京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邀请。会议结束,离京前夕,她郑重地向邓颖超同志表达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建国后,她先后担任华东戏曲研究院副院长、华东越剧实验剧团团长、上海越剧院院长。1953年与范瑞娟合作主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并拍摄成我国第一部大型彩色戏曲影片。文革时,袁雪芬遭受迫害,被关入“牛棚”,直到1978年底,重新受命担任上海越剧院院长,1985年退居二线后担任名誉院长。她是第一、二、三、五、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在“文革”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期间,为不少在“文革”时期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等方面,履行了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帮助这些同志落实了政策。在参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中,努力做到传达人民的呼声。在我国民主与法制和廉政建设等方面,她积极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作出了贡献。

袁雪芬与周恩来总理邓颖超大姐的合影

她曾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1956年获文化部颁发的“1949~1955优秀影片奖”荣誉奖,1989年获中国唱片总公司颁发的首届“金唱片奖”,1995年起,担任上海市白玉兰戏剧奖评委会主任。上任伊始,她即提出了“请客不到,送礼不要”的原则,要求所有评委恪守这一原则。正是袁雪芬和全体评委以及参评演员一起,共同维护了“白玉兰奖”高雅、纯洁的良好形象,成为继文华奖、梅花奖之后全国三大戏剧奖项之一。2003年12月,袁雪芬获文化部颁发的国家级艺术终身成就奖--“表演艺术成就奖”,2006年4月获首次颁发的“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终身成就奖”,2008年2月,被文化部命名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越剧代表性传承人”,2009年10月,被中国文联和中国剧协授予“首届中国戏剧奖·终身成就奖”。

2003年获得国家级艺术终身成就奖

退居二线后,她致力于培养越剧青年演员,同时组织研究对越剧100年历史的梳理和理论评析。组织撰写出《越剧舞台美》、《越剧艺术论》等理论专著。在生命的最后一段岁月,袁雪芬尽心尽力地组织专家,为越剧留下了一份总结剧种百年历程的理论性文稿,为传统剧种在新世纪开拓更大空间准备了一份宝贵的学术分析经验总结。

2011年2月19日,一代戏曲大师袁雪芬在上海逝世,享年89岁。后人按照其1999年立下的遗嘱,身后之事一律从简,将骨灰撒入黄浦江,以践行“认认真真唱戏,清清白白做人”的人生信条。

“越剧皇帝”---尹桂芳

尹桂芳,生于1919年12月,祖籍浙江新昌。12岁进入嵊县醒狮剧社学花旦。1938年来到上海,先后分别与筱丹桂、竺水招、傅全香等搭档演出,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20世纪40年代初,正是上海越剧由花旦台柱向小生台柱过渡的时期,尹桂芳是继袁雪芬之后最早投入“新越剧”行列的著名演员,为越剧改革作出巨大贡献。她向叶盛兰、俞振飞等京剧名家取经,借鉴其艺术成果,充实提高自身的表演水准,眼界逐渐开阔。在演唱艺术上,逐步形成了具有深沉委婉,洒脱隽永,流畅舒展,缠绵柔和,韵味醇厚等特点的“尹派”唱腔,独标一格,在上海很快走红,对越剧小生行当的成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46年,尹桂芳与竺水招搭档成立芳华剧团,先后演出了《石达开》、《沙漠王子》、《秋海棠》、《浪荡子》等一大批既有思想内涵又能吸引观众的新戏,接连引起轰动。

尹桂芳年轻时的剧照

在越剧界,尹桂芳艺德出众、人品高尚,姐妹们都亲切地称她为“尹大姐”。一九四七年初,袁雪芬计划联合上海越剧名角举办大型义演活动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征询“尹大姐”的意见。两位艺术家在当时的光明饭店咖啡馆里筹划了这件越剧界的大事,急公好义的尹桂芳不仅全力支持,并为此不惜放弃了已准备开拍的越剧电影《王孙公子》。

袁雪芬感慨地说道:“大姐真是果断!只要你同意了,我再同大家谈,事情也就好办了。”可见尹桂芳当时在越剧姐妹中的影响力之大。

在她的感召之下,各方姐妹积极响应,这才有了后来的《山河恋》大型义演,才有了被传为佳话的"越剧十姐妹"义结金兰的故事。1948年,上海投票选举“越剧皇帝”,色艺双绝、德艺双馨的尹桂芳荣登榜首。

越剧“三花一娟一桂”时代被“尹桂芳时代”替代,一经演出则万人空巷的“尹桂芳现象”成为越剧最终确立起以小生为台柱的风格特征及表演形式,尹桂芳也成了越剧界的代表人物。从此,"越剧皇帝"成了尹桂芳的专称。岁月洗练历史,越剧舞台上的"皇后"、"新后"辈出不穷,可真正能够被称为"越剧皇帝"而深入民众心中的艺术家,却只有尹桂芳一位。

建国以后,尹桂芳及芳华剧团相继演出了《杏花村》、《陈胜吴广》、《梁祝哀史》、《西厢记》等新戏。作曲家何占豪在谈到他50年代创作的享誉世界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时说,其开篇曲:“咪索拉多锐拉多索……是从尹老师那偷来的。”因为这曲调来源于被越剧观众奉为无上经典的“尹派”贾宝玉那一句唱腔“妹妹呀……”。1954年华东戏曲汇演,尹桂芳主演的《屈原》获得剧本、表演、音乐一等奖,京剧表演艺术家俞振飞先生题下了“词宗万古楚灵均,呵壁问天愤不伸”的感叹。1959年1月25日,为支援福建建设,她率领芳华越剧团全体迁往福建,就在这一天,铁路上海段发生了震惊全国的集体卧轨拦车事件,数千戏迷不肯放尹桂芳离开这片早已扎下越剧之根的土地。

尹桂芳赴福建前线慰问子弟兵

六十年代初,因福建前线形势严峻,芳华剧团由部队编制改为地方所属剧团,生活待遇减低,加上此时上海越剧院筹拍电影《红楼梦》,尹桂芳多年的老搭档、副团长徐天红因出演贾政一角被调回上海,尹桂芳本人也准备受邀出演贾宝玉,芳华剧团人心浮动。为安抚大家,稳定情绪,尹桂芳毅然推辞出演贾宝玉的机会,留在了福建与姐妹们同甘共苦,1962年,尹桂芳重整芳华剧团,并赴上海演出,引起巨大轰动。

文革期间,尹桂芳遭到残酷迫害,以致半身瘫痪。直到1979年,在上海艺术研究院和上海越剧院的帮助下,举办了盛况空前的“尹桂芳越剧流派演唱会”。这一天,尹桂芳坐在轮椅上重新登台,与袁雪芬一起,唱起了《山河恋》的“送信”选段。容纳一万多人的文化广场座无虚席,不少观众专程从国外赶来观看。那以后,她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培养尹派传人的工作中去,用她自己的话说:“残了尹桂芳,自有后来人。”

80年代初尹桂芳与部分弟子的合照

尹桂芳一生演过上百个剧目,代表作有《盘妻索妻》、《沙漠王子》、《屈原》等,塑造了众多艺术形象,风靡越剧界,经久不衰。在越剧小生中学习“尹派”的占大多数,有“十生九尹”之称。

“活的梁山伯”---范瑞娟

范瑞娟,1924年生于浙江嵊县。11岁入"龙风舞台"学艺,攻小生。1938年到上海后与姚水娟、竺素娥、邢竹琴、傅全香等合作。1945年,她参加雪声剧团,与袁雪芬一起演出了《梁祝哀史》、《祥林嫂》等一批剧目。1947年和傅全香同组东山越艺社。1950年任上海越剧工会主席。翌年进华东戏曲研究院,任越剧实验剧团副团长,后转至上海越剧院。

范瑞娟剧照

一顶方巾,一领青褶,一把纸扇,在许多越剧迷心中,这是范瑞娟的经典形象。范瑞娟是范派小生的宗师,她的表演稳健大方,质朴无华,具有男性气质的阳刚之美,擅演正直、敦厚、英武一类人物,善于深入开掘角色内心的思想感情。她的唱腔在继承越剧男班“正调”的基础上,吸收了京剧马连良、高庆奎等名家的唱腔音调和润腔处理,形成音调宽厚响亮、咬字坚实稳重、行腔迂回流畅的特点,被称为“范派”。她与琴师合作,大胆吸收京剧“反二簧”曲调,首创了优美、抒情的“弦下调”,丰富和发展了越剧的声乐艺术。在五十多年的演艺生涯中,她演过一百多出戏剧,戏路很宽,既能演梁山伯、焦仲卿、贾宝玉这类的儒雅书生,也能把文天祥、韩世忠、李秀成这样的忠臣良将塑造得铿锵刚韧,还将贺老六、扎西这样的近现代人物演得丝丝入扣。其中,她塑造的梁山伯形象,深入人心。

《梁山伯和祝英台》剧照

1950年,范瑞娟率团进京,演出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祝福》。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周扬等中央领导和首都不少文艺界的著名人士观看了演出,并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1952年在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范瑞娟与傅全香、袁雪芬等合演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获演员一等奖。

毛泽东主席与范瑞娟亲切交谈

1953年,范瑞娟与袁雪芬合作主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被拍摄成我国第一部大型彩色戏曲影片,在海内外大受欢迎,在欧洲参加多个电影节连续获奖,被誉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在参加第八届捷克国际电影节时,外国友人为找不到演出梁山伯的演员奇怪。

因为那次很少穿旗袍的范瑞娟第一次烫发,穿了绣花旗袍和高跟鞋,“丝毫没有男人味道”,电影节参与人士知道后都觉得很惊奇,前苏联著名男演员向范瑞娟下跪,说要向“中国女人和艺术”投降,电影中梁山伯的经典台词“贤妹请……”更成为那届电影节的流行语言。

1954年7月,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国际会议,会议结束后,周总理把正在捷克的范瑞娟召到瑞士,会见当时正在那养病的卓别林先生。

原本准备放映《梁山伯与祝英台》、《白毛女》两部中国电影。但因为卓别林看了《梁山伯与祝英台》以后潸然泪下,情绪异常激动,《白毛女》就没能再放映。卓别林对在座的范瑞娟称赞说:“这是一部贯穿着中国几千年文化的好片子。范瑞娟女士有表演天才,就是完全不懂中国话的我,也能深深体会人物的内心感受。”

范瑞娟与卓别林握手交谈

1957年初,范瑞娟结婚,引起海内外观众的极大关注,中新社特意刊发一篇内容详尽的专稿。香港大公报刊载时将标题改为《我的丈夫,我的蜜月》,其后更被多家报纸转载,有批评者给该文扣上“提倡小资情调”、“黄色文章”等帽子,引起了很大争议。争议甚至惊动了毛泽东,他看了该文后发表了观点,大意是:“报纸上不能天天登‘上甘岭’,也不能天天登《我的丈夫,我的蜜月》,我看它不能算黄色文章吧!”,主席的批示传来,中新社人的心头惶惑才逐渐消失。那篇文章也因这场风波成了中新社发展史上有特殊意义的标志性作品。

“花腔女高音”---傅全香

傅全香,1923年生于浙江嵊县。1933年,她入四季春科班学习花旦,1940年以《恒娘》一剧声誉鹊起,1943年在上海“四季春”剧场挂头牌,戏班更名为全香剧团,1947年参加上海越剧界“十姐妹”联合义演《山河恋》。

1950年8月,与范瑞娟率团赴京公演,入中南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毛泽东主席首次看了她们演出的《梁山伯与祝英台》。1951年参加华东越剧实验剧团,1952年以《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祝英台荣获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演员一等奖,1954年以《西厢记》中的红娘荣获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演员一等奖。

1957年主演田汉剧作《情探》,并于1958年摄制成电影。文革中傅全香遭受迫害,文革结束后才重返舞台。

80年代,由她参与主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孔雀东南飞》、《李娃传》和《杜十娘》均被先后拍摄成电视剧,《杜十娘》还获得全国电视剧“飞天奖”荣誉奖。1995年获美国纽约美华艺术协会颁发的"亚洲最杰出艺人奖"。

傅全香剧照

傅全香的唱腔广泛借鉴京昆和评弹的唱法,早在50年代初期,她就在《十八相送》和《织锦记》中首开定腔定谱先例,特别是她在师从京剧大师程砚秋之后,真假混声结合,形成自己的特色:嗓音明亮宽广,唱腔俏丽多变,表演富于激情,以"花衫"戏见长,善用强烈的外部动作来表现人物的内心感情,最擅长于表现具有强烈反抗精神的悲剧妇女形象。被誉为越剧界的“金嗓子”、“越剧花腔女高音”,创造出越剧花衫的代表性流派“傅派”。傅全香的代表作有《杜十娘》、《情探》、《孔雀东南飞》、《梁山伯与祝英台》、《李娃传》、《人比黄花瘦》等。

傅全香与刘健结婚照

傅全香饰演的李清照一角

在谈到自己一生塑造的诸多艺术形象时,1992年以70岁高龄排演摄制的越剧电视剧《人比黄花瘦》中李清照一角最让傅全香刻骨铭心,因为其丈夫刘健生前最喜爱李清照的词,一直希望傅全香能够把这位命运多舛却不屈不挠的女性搬上越剧舞台。

刘健,这位年轻的外交官,当初以历时五年、近千封情书最终打动认为两人文化差距太大,自己身体不好会拖累别人的傅全香,于1956年共结连理。但不幸的是,结婚刚刚三年,刘健在庐山会议后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农村任教。

他认为自己会连累妻子,遂提出了离婚。傅全香却对刘健说:你怎么这样不信任我呢?我是只能共富贵不能共患难吗?“文革”期间,傅全香夫妇又都遭到迫害,分别被隔离审查。直到1976年,刘健恢复了人身自由,傅全香得到平反,重返越剧舞台。

1979年,彭德怀冤案昭雪,刘健看到了希望,可就在当天,因过度兴奋心脏病突然发作,在家中的书桌前猝然离世。傅、刘夫妇结婚20多年,但真正在一起的幸福生活只有三年。为了丈夫的意愿,傅全香呕心沥血、几尽坎坷,终于于1992年在越剧电影《人比黄花瘦》中再现了李清照的形象。

“再世贾宝玉”---徐玉兰

徐玉兰,生于1921年,祖籍浙江新登。1933年入新登东安舞台科班学花旦,后改老生。1939年与吴月奎等组建兴华越剧社。1941年12月与施银花搭档后改唱小生。1947年参加上海越剧界"十姐妹"联合义演《山河恋》,随后组玉兰剧团。1948年开始与王文娟合作。1952年参加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文工团越剧队,10月在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以《西厢记》获演员一等奖。

徐玉兰剧照

1953年4月,徐玉兰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政治部文工队,深入前线为中朝人民子弟兵演出,并做交换战俘的服务工作,历时八个月,慰问演出116场,观众13万人次。回国时,朝鲜劳动党给徐玉兰颁发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三级国旗勋章,志愿军司令部授以徐玉兰二等功。

关于这段经历,与徐玉兰同去的著名越剧演员王文娟在回忆录中写道:“有一次,我们去前线慰问演出,要经过被称为‘死亡之路’的元山封锁线,周围布满敌军大炮机枪,顶上还有敌机轰炸,出发前一天,战士们都来帮我们装车,杨得志司令员也来了,还叫上我和玉兰一起合影留念。

正在这时,突然两架敌机从空中俯冲下来,警卫员拉起杨司令就往山洞里跑,杨司令却回过身来拼命地叫:“文娟!

玉兰!快进来!”我们赶紧往附近的山洞里躲。幸运的是,那两架敌机并没有扔炸弹,杨司令员分析说:‘这两架飞机肯定是在别处执行完任务,炸弹用完了。他们发现这里有人,一定会再来。今晚你们不能睡在外面了,都睡到洞里去。

’事后证明杨司令员的判断完全正确,当晚敌机果然前来轰炸,把附近的山头都炸平了。从“志司”出发,给我们开车的驾驶员是一等功臣,很有经验,开到封锁线附近先隐蔽起来。此时敌机在头顶盘旋,大炮不断轰鸣,封住了元山出路,两发炮弹之间的间隔只有几秒钟,我们必须抓住这几秒钟冲过封锁线。

等一颗炮弹刚刚落地,驾驶员立即在硝烟中加大马力冲了过去,这时飞机没来得及‘下蛋’,炮弹也没命中,只这一瞬间,我们又一次越过了死亡!‘志司’那边杨得志司令员打了一夜电话追问我们到了哪里,得知我们安全到达目的地,他才松了口气。”

徐玉兰与王文娟在抗美援朝前线

1954年原玉兰剧团回到上海,徐玉兰与王文娟参加华东戏曲会演因《春香传》一剧双双荣获表演一等奖。1957年,徐玉兰与王文娟主演的《北地王》、《红楼梦》先后正式上演,被誉为徐派小生的两大丰碑。她与王文娟主演的《追鱼》、《红楼梦》、《西园记》被摄制成电影或电视。1962年7月,徐玉兰与王文娟主演的《红楼梦》被摄制成电影,红遍大江南北,被称为里程碑式的经典戏剧电影。

徐玉兰《红楼梦》剧照

徐玉兰的天赋极好,嗓音宽亮,常用音区为11度,唱腔中较多吸收越剧传统的“喊风调”以及绍兴大班、京剧中高扬的旋律和轮廓鲜明的润腔方法,旋律多在中高音区展开,音调大起大落,突破了越剧曲调较为平稳婉约的格调,注入高亢昂扬的因素,更能表现激昂奔放的情绪。扮相少脂粉气,演唱上粗犷豪爽,刚健厚实。其整体风格俊逸洒脱,奔放激越。越剧的小生流派之中,唯徐玉兰的声腔最为阳刚,但又不失越剧本体的隽永和优雅,被称为“徐派”唱腔。周恩来总理就曾称赞道:“谁说越剧都是软绵绵的?徐玉兰的《哭祖庙》就很高亢壮烈么!”客观地讲,她的形象与贾宝玉是有距离的,但凭着扎实的艺术功底和非同一般的创造力、表现力,几乎使其成为再世的贾宝玉,以至人们总要习惯地把后来者与其对照,可见她所创造的艺术形象之魅力和影响力。

“越剧阮玲玉”——筱丹桂

原名钱春韵,1920年生于浙江嵊县。她1930年进高升舞台学艺。1938年4月进入上海卡德、国泰等戏院演出,享有盛誉,当时有"三花不如一娟,一娟不如一桂"之说,在上海红极一时。后与徐玉兰、贾灵风组成丹桂剧团,成为沪上四大越剧班社之一。不幸的是,她在1940年5月被有家室的流氓老板张春帆强行霸占,当做摇钱树,成了笼中鸟。

筱丹桂时装照

筱丹桂剧照

1947年8月,筱丹桂参加越剧界“十姐妹”联合义演《山河恋》,饰宓姬一角。义演结束后,积极靠拢进步文化人士,观摩电影,征求剧本,希望在自己剧团里进行新的改革尝试。但这一切均为张春帆所不满。最后,筱丹桂因张春帆诬蔑其与本剧团导演冷山关系不正常,多次当众辱骂她,折磨她,使她有口难辩,不堪凌辱,最终于1947年10月13日服毒含恨而死,年仅27岁。死前写了“做人难,难做人,死了”的字句。筱丹桂之死,震惊了整个上海滩。上海所有越剧场子全部停演日场,以示哀悼,大殓时前往吊唁者数以万计,可谓“万人空巷”,规模和影响比阮玲玉还大。“越剧十姐妹”中的其他九位又发表联合声明,控诉张春帆的罪行。在社会各界声讨之下,张春帆被押上法庭,公审当天,旁听者把法庭挤得水泄不通。“筱丹桂事件”震动上海滩,传遍全国。筱丹桂死后,丹桂剧团便不复存在,冷山被逼沦落他乡,虽然张春帆当时曾被无罪释放,但他的辉煌已不复存在了。

筱丹桂嗓音甜润,扮相俏丽,文武兼长,且角戏和女扮男装戏均很出色。唱腔轻松活泼,流畅悦耳。筱丹桂在上海前后8年半,演出近5000场。代表剧目有《仁义缘》、《再生缘》、《碧玉簪》、《西厢记》、《马寡妇开店》、《玉睛蜒》等。

“越剧西施”---竺水招

竺水招,1921年出生于浙江嵊县。12岁时她不顾父亲反对进天赡舞台科班学艺,工小生和花旦。1942年8月,她到上海加入姚水娟领衔的“越华舞台”,逐渐走红上海。但这时,却差点投身革命。那是1945年初,竺水招的弟弟竺钦传和尹桂芳的弟弟尹喜法一起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三五支队”,竺家因此被列入“匪属”遭到逼害。

水招按母亲要求前往四明山欲把弟弟唤回。“三五支队”委派陈山同志接待了她,水招惊奇的看到弟弟精神状态、说话处事像是换了一个人。

住了几天后,她明白了,这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官兵与老百姓都是平等的。又经过陈山同志的谈话,弟弟的现身说法,水招觉得这里与敌伪区上海相比,实是两个天地,就提出了参军的请求,但最终部队领导考虑到水招长期生活在上海,又是一位越剧明星,而当前战争频繁,为安全起见,便劝说她先回上海,做个有益于人民的正直的演员,有机会再欢迎她参加革命队伍。

竺水招参军虽未实现,但由此对她的思想产生了深邃的影响。回到上海后,她继续与尹桂芳合作,演出了不少进步的新戏。

小生、花旦竺水招均能应付自如

竺水招(右)在《柳毅传书》中饰演柳毅

竺水招六十年代初的照片

1947年8月,她参加《山河恋》义演,饰主角“皇后绵姜”。后自组云华剧团改演小生。1954年率团去南京成为“南京市越剧团”,竺水招任团长。竺水招的表演细腻妩媚,清新脱俗,唱腔甜润而柔糯,加上扮相俊美,深受观众喜爱,被誉为“越剧西施”。尤为突出的是她的戏路宽广,花旦、青衣、小旦、小生、老生乃至老旦等行当都能应付自如,还是女子越剧中少有的武功演员。竺水招的代表剧目有《三看御妹》、《南冠草》、《文天祥》等,特别是《柳毅传书》名传四海,并有影片留世。可惜这样一位杰出的越剧表演艺术家,却不幸在文革中身遭残酷迫害,自杀而死,年仅47岁。

“第一老生”---徐天红

徐天红,1925年9月生于浙江余姚,2010年去世,享年85岁。她10岁学戏,15岁时到上海演出。1943年初到大来剧场与袁雪芬合作,任头肩老生,参加越剧改革。1947年参加上海越剧界“十姐妹”联合义演《山河恋》。1950年与尹桂芳组芳华越剧团,1954年参加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扮演《屈原》中的张仪,获表演二等奖。1959年随团支援福建。1960年8月调入上海越剧院。在1962年拍摄的彩色越剧影片《红楼梦》中饰贾政。

徐天红剧照

徐天红在艺术实践中注意从生活出发,向生活学习,经常观察、描摹各类人物,特别是老年人的音容笑貌、姿态情状,因此在舞台上扮演的各种人物,尤其是老翁,情态逼真。在唱腔方面,讲究以情生腔,起调因人物心态不同而有变化,绝不沿袭传统程式一曲百唱;运腔上吸收了绍剧的音腔,具有高亢、昂扬的特点;在吐字上,注重喷口功夫;在发声和润腔上,运用颤音、鼻腔和头腔的共鸣,使声音宏亮并形成了高亢、苍劲的唱腔特色,被称为“抖抖腔”。

“性格演员”---张桂凤

张桂凤,生于1922年11月,2012年3月病逝。其祖籍浙江萧山县。1936年6月,入嵊县招龙桥科班学戏,工老生,兼习小生、花脸。1941年到上海东安越艺社,1942年转到袁雪芬进行新越剧改革的大来剧场,1945年加盟雪声剧团,1947年加入东山越艺社并参加上海越剧界"十姐妹"联合义演《山河恋》。1951年参加国营华东越剧实验剧团。1952年在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以《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祝公远获演员二等奖,1954年参加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以《打金枝》中的唐皇获演员一等奖。

张桂凤在《打金枝》中饰演唐明皇

张桂凤在艺术上孜孜以求,好学不倦,戏路宽广,唱腔刚劲质朴,顿挫分明,自成一格。表演真切,善于刻划人物性格,被誉为“性格演员”。代表剧目有《梁山伯与祝英台》、《二堂放子》、《打金枝》、《九斤姑娘》、《金山战鼓》、《李娃传》等。

“越剧金少山”---吴小楼

吴小楼,生于1926年,卒于1998年,祖籍杭州。1935年入科班学戏,1943年随陶叶剧团参与袁雪芬的越剧改革,1945年参加雪声剧团,1948年参加上海越剧界"十姐妹"联合义演《山河恋》。1950年4月参加华东越剧实验剧团。抗美援朝时,为捐献"越剧号"战斗机义演,主演现代剧《父子争先》。1952年以《白蛇传》中法海一角获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演员三等奖。

吴小楼剧照

吴小楼较多吸收了京剧老生的演唱方法,使声音更为宽厚、宏亮,富有力度。唱腔中擅用长腔长板,气势豪壮;音色明朗,曲调变化丰富。演唱时讲究喷口音和气口的安排,注重声、情、曲的密切结合,使唱腔更富有男子的刚毅气魄,有“越剧金少山”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