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慕兰与郭沫若 郭沫若与他复杂人生中的六个女人
郭沫若(1892—1978年),中国现、当代杰出诗人、剧作家、散文家、文艺理论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书法家、社会活动家。被称为“新中国文史第一人”,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坛,论成就与影响,惟有他可与鲁迅媲美。
原名郭开贞,号尚武,笔名另有郭鼎堂、麦克昂等,祖籍福建,生于四川乐山一个地主兼商人家庭。建国后,先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等职。
著有诗集《女神》、《星空》,历史剧《棠棣之花》、《屈原》,回忆录《洪波曲》,学术专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李白与杜甫》等。
尽管人们对郭沫若其人其文其论有这样那样的看法,尽管他确实有这样那样的一些不足,优劣互现,使后人对他毁誉参半;但是客观来说,郭沫若毕竟是一位了不起的大文豪,历代罕见的文学与文化天才、全才。
作为内心丰富、激情澎湃的杰出诗人,郭沫若一生的情感历程可谓复杂曲折、韵事不断。据说德国大诗人歌德一生中谈过19次恋爱,而郭始终就是以“中国的歌德”自居。郭的正式夫人先后就有三位:旧式(张琼华)、洋式(安娜)、新式(于立群),全了;还有不少情人及其他爱过的女子(于立忱、彭漪兰、黄定慧等),给他生下了至少11个子女。他与她们有着说不清的恩恩怨怨、道不明的是是非非、讲不尽的纠葛思念、诉不完的离合悲欢……
一、张琼华(1890—1980年)——郭沫若明媒正娶的结发妻子,比郭大两岁。1912年,他们在父母的包办下结婚。对这桩婚事,郭是违心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使他毫无办法。风华正茂、文采出众的郭沫若,对张平凡的外貌很不满意,洞房之夜又发现她是小脚、爱抽水烟,被戏弄之感油然而生,愤愤地走出洞房……五天后,郭沫若便愤然离家。两人始终没有离异,但毫无夫妻生活,没有一儿半女。张琼华一直独守在郭的乐山老家达68年。旧时的婚约罗网,死死扣住了张琼华,使她从入门第一天起,就尝到了“无夫即无主”的苦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她在无谓而无望的等待中消耗着青春,忍受着漫长而寂寞的时光煎熬,勤于家务、恪守妇道、孝敬公婆、思念丈夫……
此后整整27个春秋,张琼华没有和结发夫君见过一面。直到1939年郭沫若衣锦还乡,回四川老家探亲。家乡人围着郭,热情交谈、握手。唯独被日夜操劳弄得白发苍苍的张琼华,站在人群后面,默默地注视着他。而郭沫若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她的存在。当时郭的老父已86岁高龄,卧病在床,他老泪横流地向郭沫若诉说着,多年来张琼华对郭家贡献卓著,却一直任劳任怨。郭顿时对张肃然起敬。他虽然不爱她,却应该感谢和尊敬她。于是,他竟当着众人的面向她鞠躬致谢,骇得张不知如何是好。多年来压在她心头的苦闷与辛酸,一扫而光。她满足了,更因为于立群——郭的又一新婚妻子就站在他的身边。郭沫若看着被张琼华料理得整洁如初的家室,真诚地给她留下“书付琼华”四个字,潇洒地走了,自此再未回过乐山。
1963年张琼华曾去过北京,受到郭沫若及其一家的盛情接待。她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惊异、兴奋之中感激着郭。1978年郭沫若病逝之后,一些学术研究者还曾去看望过张琼华。在四川乡下,她依然是农妇装束,过着简朴的晚年生活。1980年,这位对郭忠贞不二的旧式老人,在孤寂中淡然辞世,享年90高龄。
二、安娜(1893—1994年)——日本姑娘佐藤富子的中国名字,郭沫若的第二任夫人。1916年,郭在日本与安娜恋爱并开始同居。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多年(1916—1923年,1928—1937年),一共生有5个子女。当时郭在冈山高等学校攻读医科,安娜是附近医院的护士,体态丰润、皮肤细嫩,双眼灵活、顾盼生辉;他们相识后便书来信往,情意绵绵。爱情滋润了诗人,他才情奔放,文思泉涌,写出了许多优秀的早期作品,还甜言蜜语地称对方是自己的“圣母”。安娜也为才华横溢、英俊潇洒的郭沫若所写的缠绵、浓烈的情诗而陶醉。不久,她毅然辞去了圣路加医院的工作,随郭到冈山同居。
表面上看,他俩男欢女爱、其乐无穷,但同时也是苦难的起点,从此她的姻缘便笼罩在了不幸和悲哀之中。首先,她与郭沫若的结合并没有得到家庭的认可。佐藤家是基督教徒,断然不许她与一个华人青年自由结婚。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刚出世后,她就与父母断绝了关系。其次,郭沫若作为中国学生,经济条件非常有限。1918年郭考入九州帝国大学深造;安娜为使丈夫学业有成,便独自承担了全部家务,洗衣做饭,忙里忙外。他们几度搬家,并且要支付昂贵的房租。为了生计,郭沫若拼命写作译书,没有桌椅就用皮箱代替,没有砚台就用磨平的砖头代替。这样清贫的日子,没有父母的亲情关照,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还要哺育一大帮孩子,单靠安娜含辛茹苦地坚持着。
1937年,国际政局风云变幻。郭沫若抛妻弃子,不辞而别,离开日本归国抗战,与安娜断绝了联系。漫长的抗战年代结束之后,就在新中国诞生的前一年(即1948年),安娜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知道了郭在香港的消息,便立即带着孩子们来到中国投亲。当安娜知得知郭沫若已另有家庭、他现在的妻子于立群也为丈夫生育了一大帮儿女后,性情温顺的她虽然心酸得很,但还是选择了悄悄离开。中共组织则及时为她与孩子们提供了生活上的许多帮助。建国以后,安娜加入了中国籍,带领儿女来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先定居大连,后移居上海。
郭沫若谢世的前一年(即1977年),安娜写信给他,说两人都已届耄耋之年,希望无论如何再见一次面。这时郭已病倒在床,安娜顺便也是来探视他。经过安排,这两位在年轻时曾炽烈地热恋过、而后又长期分隔的老人终于见面了。郭沫若说,幸有这一次再见,否则他将抱恨终生。安娜自然更加要唏嘘叹息、难以自已了。
安娜的晚年还是比较幸福的。人们敬仰文化巨人郭沫若,更尊重他这个日本血统的妻子。她曾被推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府给了她较高的待遇。她也不再叫佐藤富子,而是中国名字郭安娜。她曾激动地说,我死也要埋在中国,因为“我是个中国人”!安老太比张(琼华)老太更高寿,竟活到了101岁。
安娜的五个子女是:长男郭和夫,次男郭博,三男佛生,女儿淑子,四儿志鸿。他们学有专长,均有所成。
三、于立群(1916—1979年)——一位追求进步与自由的知识女性。她比郭沫若小24岁,与郭情深意长、志同道合,可谓革命伴侣,两人的婚姻及家庭生活坚持时间最长。于原名佩珊,曾用名黎明健,原籍广西贺县,生长于北平,是民初要人岑春煊的外甥女,系郭早期恋人于立忱的胞妹。1937年他们初识时,她是戏剧电影界的一名女演员。她那年轻、端庄、文静的外貌,给多情才子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郭沫若称之“凤眼明贞肃,深衣色尚蓝。人前恒默默,含意若深潭”。当然,郭之所以对她一见如故,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从于立群的脸上,仿佛又看到了当年于立忱的面影;好像断了线的风筝又飞回到了他的身边,他的手中仍握有那半缕轻丝。这次见面,于立群把大姐思念郭沫若的诗作交给了他。郭用微微颤抖着的双手,接过了亡友的遗诗,注视着亡友的胞妹,心情十分激动。他想,自己对于立忱的最好纪念,莫过于此——保护于立群,爱于立群。
1938年,抗日的烽火燃烧着中国大地。于立群准备取道香港去陕北,再次与郭沫若见面。出于对事业执著的追求和信念,她下决心和旧友分手,断然在香港新亚酒楼与郭开始同居,同年加入中共。1939年夏,即将出任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决定与于立群补办婚礼。这次婚礼,使于成为郭的第三位名正言顺的妻子。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日子里,像郭沫若这样的左倾文坛领袖,经常受到攻击和凌辱,有时是报刊文章,有时是黑势力流氓。于立群总是像卫士一样护着郭沫若,她爱戴他、支持他。她不但是他的恩爱妻子,也是他的红颜知己。她协助郭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参予创建群益出版社,出版进步书籍;参加组织中国妇女联谊会,并亲任理事。解放战争时期,她又随郭沫若在上海、香港两地从事民主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担任国家和文化学术界的许多重要领导职务。作为夫人的于立群,经常陪同他去各地及各国参观、视察、访问,参加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和外事活动。于自己也曾任全国妇联执委、全国人大代表。他们地位显赫、生活幸福。虽然在动荡年代,他们也曾有过失子之痛、受辱之苦(“文革”中他们有一个孩子自杀、一个孩子被打死,自己也遭受过打击),但总体说来,人生对他们是丰厚的,晚年的夕阳是灿烂的。于立群和郭沫若在一起共同生活了近40年,抚育了6个子女,她是伴随着他度过人生暮年的最后一位妻子。1978年郭沫若病逝,次年于立群也缢死于北京郭宅。于还精于书法,擅颜体,有《于立群遗墨》行世。
于立群的六个子女:儿子——汉英、世英、民英,女儿——庶英、平英,最小的一个儿子名不见经传。其中三儿子民英在“文(和)革”中自杀,二儿子世英于1968年在北京农业大学被殴打致死。
四、于立忱(1912—1937年)——郭沫若早年的短期恋人,于立群的胞姐。于少女时代随父亲在天津求学,后为《大公报》记者,长得亭亭玉立,皮肤又白又嫩,两道柳眉,配着满口贝齿,说起话来有条有理,一见面就给以人亲切可爱、思路清楚、善于表达、很有教养和文化的印象,这正是当一名优秀记者的标准条件。
于30年代初被报社派驻东京,一到即与早便相识、当时已名满天下的郭沫若来往。遇到美丽如花的于小姐,大文豪便马上展开了爱情攻势。
他说自己与当时的日子妻子安娜根本没有感情,更谈不上爱。而妙龄女子见到无数革命者和青年们崇拜的偶像大诗人竟能钟情于己,于是亦不免为爱迷糊起来。两人过从甚密,欢娱多月,卿卿我我。可是,自古红颜多薄命。
根据湖南籍女作家谢冰莹《于立忱之死》一文中并无证据的个人猜测,认为她是因为郭沫若的抛弃(而且还怀了孕),在25岁的美好年华上于上海自杀了。郭沫若后来在《回到上海——一座荒坟》一文中写道:“立忱是二月由日本回国,五月自杀了的。”却也有人说:“于立忱的死因,也许就如郁达夫、吴佩孚的死一样,永不被人知晓。”
五、彭漪兰——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之后,郭沫若在南下广东潮汕的行军途中,一直有位名叫安琳的女青年做伴。她本名彭漪兰,安徽芜湖人,曾就读于广州中山大学(还是郭的学生);北伐期间,在武汉郭沫若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任妇女股干事;大革命后,随郭参加南昌起义。
南方高温多雨,痢疾流行,郭沫若亦不幸被染上。彭漪兰不顾劳累地为他寻医问药。有一天昏黑时,他们遭到敌人的袭击,郭与队伍失散了。又是彭不顾危险,赶回来寻找他。
两人相携而行,在当地农民协会的协助下,他们在一个叫盐酸寮的乡镇上隐蔽了10天。待风向一转,即同船抵达香港,稍后又一起回到了上海。在著名的内山书店的楼上,他们又度过了一段短时的“蜜月”,之后彭漪兰便下落不明。
这一段奇特而浪漫的逃难经历,是郭沫若终生所难以忘怀的。他曾打算据此写七篇连续性的小说,其中一篇便直接以彭为题,足见两人情愫深厚。“安琳哟,是我永远不能忘记你的!”在文章中,他还直言不讳地说过这样动感情的话。真是多情种啊!
六、黄定慧(1907-)——又叫黄慕兰,生于1907年,1927年大革命时期的一代名流,时任武汉市国民革命军党部的妇女部长。郭沫若的早年密友,大革命时期前后两人曾有过一段浓情。后定居山西,前两年还见媒体披露说尚健在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