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成钢助研 许成钢:中国经济学的发展离不开对中国特殊制度的研究
凤凰财经讯 9月12日下午,首届思想中国论坛暨当代经济学基金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多位一流经济学家参与,就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的现实问题展开讨论。
在主题为"中国经济学发展的痛点和难点"的分论坛上,许成钢表示,研究中国经济学的问题实际上远远超出了经济本身,因为中国的经济从来不是单独的经济,中国经济从来和政治在一起,和全社会在一起,和中国制度在一起,这是我们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碰到一个最突出的困难。
以下为发言实录:
许成钢:刚才很多讨论涉及到方法论,所以我也从方法论起个头。经济学实际是从19世纪后期变成沿革的学科,至少力图变成沿革的学科,这个过程中经济学家们一直非常努力的、有意识的在学习物理学,就是争取把经济科学变成像物理科学那样的学科。
我现在从方法论上非常简短的提一下,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叫做物理学的学科起源是怎么起源的?起源的时间实际是从观察天象那来的,观察天象上重大的突破就是导致后面物理科学产生的重大突破—望远镜,在这之前对于恒星了解很清楚,有了望远镜对于行星运动规律搞清楚了,大家知道基本常识就是开普勒行星运动的基础,这就是物理科学的基础,物理科学的两个实证基础,第一个基础开普勒行星规律,第二个基础是伽利略自由落体定律,这两个基础下面牛顿产生了一个重大的疑问,因为自从古希腊以来,因为我们刚才讲理论跟实证的关系,这个理论一定是重要的,因为理论是你怎么想问题的,古希腊以来一直理论的讨论是认为天地在一起的,这个规律性的内容都是在一起的。
那么牛顿在这个思想下,看到这两部分的事实不是连在一起的,因为天上的东西是椭圆轨道,地下的东西自由落体定律是直线的,这两个东西连不到一起,牛顿的努力想办法来造一个理论把它们连起来,这就是今天所有人知道的基本的物理学的东西,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我讲这个道理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讨论经济学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经济科学一定是两个面的东西都特别的重要,这两个面就是理论的思维和实证的研究,实证的研究是决定性的,因为在没有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那个理论的辩论是得不到任何结果的,比如说在我刚才讲的之前,古希腊先哲们的讨论,后面有无数的争论,这个争论永远得不到任何结果,比如牛顿当年在剑桥的时候曾经做过有关光的实验,做出来以后发现和古希腊先哲们讲的完全倒过来,他在剑桥的时候就去报告,人们就认为他胡说八道,因为和古希腊先哲讲的不一样,牛顿说我不管古希腊先哲讲什么,我是实验结果。
这是说明实证研究一定是基础,因为整个理论的基础来自于实证研究的规律性的事实,理论研究还要回到规律性的事实,离开了实证研究规律性的事实做基础,回不到实证规律上面去,这个理论就不叫经济学的理论了。
那么下面我们讨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所谓中国经济学我理解应该是说我们研究中国的经济学的问题,研究中国经济学的问题实际上远远超出了经济本身,因为我们只是用了经济学的研究手段,因为中国的经济从来不是单独的经济,中国经济从来和政治在一起,和全社会在一起,和中国制度在一起,因此我们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碰到一个最突出的困难。
而很多人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东西,就是中国制度的特点,中国制度的特点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制度的特点有非常大的差距。
原因是由于中国有世界上独特的历史,首先一个历史是中国两千年的帝制,世界上不存在这么长的帝制,这两千年的帝制留下来的制度遗产,至今穿透我们的全社会,这是第一个制度留下来的特点。第二个制度留下来的特点,我们从1950年起全面从苏联把他们的制度搬过来,苏联制度嫁接在中国的帝制下面产生出来混合制度,再经过大跃进时候的制度变化,再经过文化革命时的制度变化,这就是中国在改革前夕所继承下来的制度。
在这个基础上,在改革期间中国制度又有所变化,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制度。
如何认识这个制度,如何认识在这个制度下产生出来的一系列现象,这个实际上是在社会科学里非常重要的基本挑战。我们无论认识中国的过去已经走过的,改革为什么走这样的路,为什么前面有过经济比较好的发展,今天为什么看到这么严重的不稳定,这个不稳定是不是有他的根源,这个不稳定是不是偶然的,这统统是在中国制度背景下产生出来的。
就如同在物理科学里,如果我们知道一个物理结构不稳定,我们就会预测在这个结构下某天就会垮掉。
比如我们看到苏联东欧的体制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我刚才讲到我们中国的制度是从那边移过来嫁接到我们中国古代的传统制度上,再稍微的具体一点,比如说我们讨论到金融市场的时候,金融市场里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的前提,世界上最早的金融市场最基本的前提就是对私有产权的保护。
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在证券市场上交易的是私有产权,如果这个制度没有办法保护私有产权,那么你这个证券市场没有办法正常操作。再就是所有的证券实际上就是金融合同,这些金融合同一定要有能够执行合同的制度,这个制度不存在的情况下,这个金融市场是没有办法正常操作的。
然后整个的金融市场,我们现在讲发达的金融体系,所有发达的金融体系它的背后基本制度的支撑是一个独立的司法制度。在这个独立的司法制度下,当1929年产生了重大问题之后才引入了它的辅助手段叫金融监管,金融监管是法庭的辅助手段。当我们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这种制度的情况下,试图用一种官僚制度的监管体制去掉,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工作的。这个就是一个例子。
再有,我本人并不是做宏观经济学,但是愿意说两句,比如说和货币相关的一系列的宏观讨论,货币政策之所以有可能对实体经济有作用,那么这个中间实际上是所谓的传递机制,这个传递机制其实就是个制度,不同制度下传递机制不一样。
在中国的传递机制和市场经济下的传递机制有一个非常基本的不同,哪怕我不打开这个黑盒子,我就笼统说这个黑盒子就有明显的不同,就是软预算约束,普遍存在的软预算约束导致了你的传递机制是不一样的。当传递机制不一样的时候,所以一系列的跟货币相关的道理放到中国来就是不同的道理。所以你去照搬西方来的东西就会搞错。
我最后强调一句,我前面讲到实证工作的重要性,我想讨论一下我的一个看法、一个观察,这个观察不是我想象出来的,我的基本观察是,我认为现在经济科学或者更广泛一点讲是社会科学,正在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革命,我讲的不光是中国,讲的是这个学科。
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互联网带来的大数据,互联网带来的大数据突然之间使得社会的方方面面数据变成了可以应用和可以想办法收集,而且不仅仅是当前的,还包括了历史的。这样巨大量的数据突然之间跑出来了,这个就可以重大的推动社会科学的发展。而且的确在最近的这几年,刚才小年在谈到讨论制度问题不在主流里,他讲的在过去是对的,但是在过去这几年正在发生非常迅速的重大的变化。
比如说在世界上最顶尖大学的每个经济系,无论是MIT、哈佛、斯坦福、伯克利、LSE,这些每个系里都有做政治经济学,都有经济史,现在我们讲的经济史不限制于经济的史,人们叫经济学史讲的是社会历史用的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之所以这个东西突然之间快速发展,新一代学者以几何级数增长,之所以这样长,原因就是大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