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中国纪事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中国期间鲜为人知的故事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李德”是他在中国活动期间使用的名字,意思是一个姓李的德国人。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活动期间,李德曾以“华夫”为笔名在《革命与战争》杂志上发表过一些文章,所以遵义会议上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曾称他为“华夫”。
李德在中国呆了7年,这期间他都干了些什么? 来中国前的李德 1900年9月28日,李德出生在德国慕尼黑城郊的伊斯玛宁镇,父亲是个会计,母亲是个教师。6岁时,李德的父亲就去世了,随后他被送进了一所天主教孤儿院,并在那里接受了初等教育。
他读书很勤奋,所以学习成绩一直不错,而且还获得了奖学金。1913年,李德被慕尼黑的一所初等师范学校破格录取。在校读书期间,他开始从事革命活动,于1917年加入了社会民主青年反对派。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18岁的李德应征入伍,作为一个列兵,他曾经上了奥地利和意大利前线,并战斗在最前线。但李德在部队里仅仅呆了几个月时间,战争就结束了,他因此又回到学校读书。
这是李德来中国前的第一次军事经历。 1919年4月,李德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该组织是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不久他又被选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慕尼黑委员会,负责慕尼黑中等学校学生组织工作。
同年,19岁的李德参加了保卫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在29天的街垒战中,他手持毛瑟枪,指挥工人弟兄们同反革命的武装士兵进行浴血奋战,因为有奥、意前线的战斗经验,所以他在街垒战中表现异常出色。
这是李德来中国前的第二次军事经历。这次战斗对李德印象最深刻的是街垒战,后来他到了中国,常常把这段经历看做是一种荣耀,也把城市街垒战的经验推广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最终给中国革命带来了重大的损失。
李德曾经三次被捕入狱。第一次是在巴伐利亚保卫战失败后被捕,并在狱中呆了整整3个月,后被误放而获得自由。1919年秋,李德逃亡到了汉堡,并加入了当地党组织。1921年初,李德在德共中央军政情报处工作。
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军事论著,还熟读了《拿破仑》《苏沃洛夫》《凯撒》等人物传记,但对东方军事家的传记却显得不屑一顾。1921年底,李德第二次被捕入狱。在狱中,他联合其他犯人一起越狱,并获得成功。
1924年初,李德被调往德共中央委员会做情报工作。同年,他结识了一位名叫奥尔加・贝纳里奥的女青年,并吸收她加入了共产党,随后两人便结为夫妻,这是李德的第一次婚姻。但好景不长,1926年秋夫妻俩同时被捕入狱,3个月后妻子奥尔加获释,而李德却仍被监禁。
为了打发时光,他在狱中开始自学俄文和英文。直到1928年4月,在战友和妻子奥尔加的帮助下,李德才成功越狱。为了躲避抓捕,他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德国共产党只得将他秘密送到了苏联。
1929年春,29岁的李德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博古为何把李德作为“洋钦差”请到中央苏区 1932年春,刚刚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李德,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
李德携带着奥地利的护照,乘特别快车,穿越西伯利亚,经满洲里来到哈尔滨。接着,他以旅行为名,开始了解中国的一些情况。 1932年秋,李德从哈尔滨乘车到大连,然后又从大连到上海。
当时的上海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李德就同其他几位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等人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这时的李德是一个“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共中央”,又受着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代表尤尔特的领导,特别是共产国际驻华总军事顾问弗雷德“指示的束缚”。
后来又是谁让他成为凌驾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之上的“太上皇”呢?这个人就是博古。 大革命失败后,因为瞿秋白曾经以记者的身份在苏俄呆过,是较早接触苏俄的知识分子,也是中共早期党内唯一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
八七会议上,瞿秋白临危受命,28岁即成为中共的高层领导人。随着赴苏俄人员的增多,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新的一拨“留苏派”开始崛起,他们在校长米夫的支持下,形成了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而“二十八个半”的头头就是倍受米夫青睐的学生王明。
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瞿秋白被定为“左”倾教条主义者,被解除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被选入中央政治局,很快又补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取得了中央领导权。1931年6月,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米夫以共产国际的名义指定王明为代理书记。
同年9月,上海的党中央机关遭到破坏,王明随米夫去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之前,王明曾指定中共中央由博古负责。 李德一到中国,就表示坚决支持博古一派,并对博古等人大谈凯撒、拿破仑等西方军事学家,而对毛泽东在江西苏区开展的游击战争则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李德主张红军应该与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并极力推行他的街垒战术,认为这一战术能有效消灭蒋介石的部队。在军事上与毛泽东之间的严重分岐,使李德与博古成了好朋友。
1933年1月初,上海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中共中央机关随时有被破坏的危险,在向共产国际请示后,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从上海迁往江西苏区。1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人博古等到达江西瑞金。
临行前,博古要求李德也到江西苏区去,经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请示,后得到同意。 博古为何要让李德到江西苏区呢?其实是王明、博古等人想把持党在江西苏区的军事领导权,因为他们自己既没有军事经验,在江西苏区又无威望可言,为了压服在江西苏区的毛泽东等党和红军的实际领导人,他们就请来李德,并且在军事上把李德尊为神的位置,以李德“洋钦差”的身份来排斥毛泽东等人的正确领导。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曾为李德作过翻译的王智涛回忆说:“李德原来不是共产国际正式的军事顾问,他只是被那位正式顾问派来打前站,为其进苏区探路作准备。
但是李德到达后那位正式顾问却因故不能来了,这才由李德充当了顾问的角色,他在一段时间内仍得按上海的那位军事顾问的指示办事。
”这说明李德一开始并不是共产国际派出的正式的军事顾问。给李德当过翻译的伍修权也曾反复说过:“李德的权力不是他自己争取的,而是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给他的,造成损失的主要责任在中国方面。
”李德自己也承认是“应中共中央(实际即博古等人)之邀做军事顾问工作的”。他去中央革命根据地,是由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和洛甫提出的,李德本人则认为此事应征得共产国际的批准才行。为此博古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尤尔特几次发电报向莫斯科请示,直到得到共产国际表示同意并限定其职权范围为“没有指示权力”的指示后,李德才离沪潜入苏区,其时博古等早已先行进了苏区。
李德何以成为凌驾于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之上的“太上皇” 博古到达中央苏区后,刚好赶上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实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正手足无措时,李德也来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到达瑞金的当晚,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洛甫亲自到其住处看望,对他的到来表示了极大的欢迎。
为接待好这位“洋顾问”,在当时苏区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专门为他在瑞金城郊盖了一个3居室的住宅,一间卧室,一间会议室,一间住翻译和警卫员。房子的四周是稻田,在稻田里还专门放了几只水鸭,人称“独立房子”。
“独立房子”离中央办公室和总参谋部步行只需5分钟,“不久,‘独立房子’就成了李德的绰号”。博古还给李德配了两位高水平的翻译,并配备了警卫员、炊事员、饲养员等一整套服务人员,李德生活上的用品也都由总参管理局等部门特殊供应。
